大学生不爱上课，请学校找找自己原因
暨南大学人类学教授曹雨发现，自己课堂上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在《为什么大学生不爱上课了？》一文中，曹雨写道：
“在我主讲的课堂上，出勤率从几年前的偶尔有几人缺席，变成了现在普遍的经常性的缺席。就2023年春季学期而言，出勤率最高的时候从来没有高过85%，而日常在60%－70%之间浮动。”
“这个问题绝不仅仅存在于我授课的课程和班级，在与学生们坦诚交流出勤问题的时候，有学生说：‘大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但不一定在课堂上。’也有学生安慰我说：‘即使必修课，两百人的大课室，只有三四十人。’在与其他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们也坦陈出勤率存在问题，如果不点名，那么出勤率能保持在50%就不错了。”
也就是说，仅就暨南大学而言，不点名的课堂，出勤率可能不到50%。而来上课的学生，也大多沉迷于手中的电子产品，认真听课的寥寥无几。
发觉学生“不交流”的，还有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朱富海。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数学系任教，在招生咨询中，他接触到了不少有意报考南大的高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大部分学生是和家长一起前来咨询，而在咨询的过程里，有的学生甚至全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学生的沉默和被动，延续到大学的课堂上。
一、不愿意被点名的学生
朱富海是喜欢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的老师。
他有时会点名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很多学生表示，不想被点名，因为“一被点名就紧张，会的问题都不会了”。后来他征求学生意见，是否应该在课堂上点名让学生回答问题，80个学生里，只有10个人愿意被点名，而将近一半的学生表示“无所谓”。
在一次代数学的期末考试中，朱富海发现有一道相对简单的经典问题，得分率异常低。
他曾经把类似问题交给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思考，虽然遇到一些小麻烦，但小学生最终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答。大学新生的表现，让他感觉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朱富海在线上开过一个讲习班，希望帮助学生弥补高中与大学之间知识、思维方式上的差距，然而效果并不理想。第一节课有170人来听，第二节课就只剩下几十人，后来的几次，每次参与人数只有十多个。
“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学习数学时，完全是为了高考拼命地刷题，很少有思考的时间。而在大学里，给学生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他就蒙掉了，因为他没有见过。这让我觉得，很多学生已经不敢尝试或者不愿意尝试，或许更糟糕——不会尝试。经过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训练，学生本来拥有的探索能力却消失了，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朱富海说。
在《大学，有什么用》一书中，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提到现代大学至少应该“追求高深学问，促进前沿研究，不完全受制于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
法国人类学家拉图尔则将“科学”和“研究”区别开来：“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科学发展令人叹为观止，但对这种进步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特点是从‘科学’文化过渡到‘研究’文化。科学即确定性，研究即不确定性。科学应是冷峻的、有序的、超然的，研究是热情的、纠缠的、冒险的。科学终结人类的分歧，研究则以更多分歧来为论战助力。科学通过尽可能地摆脱意识形态、情绪和狂热的束缚来产生客观性，研究则以所有这些要素为基础来使调查对象变得熟悉。”
我们的基础教育常常被诟病为“填鸭式教育”。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如此描述灌输式的“填鸭式”教育：“这种讲解教育的显著特征是冠冕堂皇的言辞，而不是其改造力量。‘四乘四等于十六；帕腊州的州府是贝伦。’学生把这些语句记录在案，把它们背下来，并加以重复。他们根本不明白四乘四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州府’在‘帕腊州的州府是贝伦’这个句子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不懂得贝伦对帕腊州意味着什么，而帕腊州对巴西又意味着什么。”
二、出路的分化
与教师的失望对应的是，学生对于大学能够带来的东西的期待也越来越少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处境不再是房间里的大象，这样的焦虑，逐渐蔓延到高考志愿填报中。
即使大学文凭已经不是一个许诺，正面临着孩子高考和志愿填报的家庭，也会把上大学这件事看作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最初也最重要的环节。但令人沮丧的是，“好专业”的名额永远是有限的，其他专业则被打上“天坑”标签，毕业生面临着应聘困难、薪酬偏低的现实。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大卫·卡德的研究中提到，在全球，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对应的收入将提高10%。也就是说，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得到的报酬比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者高，有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收入则普遍高于本科学历的劳动者。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如此看重升学考试。
2019年发生的美国大学录取贿赂丑闻，则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展现了在全球最为发达的地区，人们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
33名大学申请者的家长被指控在2011年到2018年向名校申请咨询师威廉·里克·辛格（William Rick Singer）支付了超过2500万美元，其中部分款项被辛格用于欺诈性地夸大申请者的入学考试成绩，并贿赂大学官员。另一种方式是买通校体育队的教练，让客户的孩子进入校队，增大其入学的可能性。
对于大学的追逐，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阶段。美国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在著作《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中描述了美国家庭的“鸡娃”方式。焦虑的美国中产阶级家长们并没有像大洋彼岸的想象一样，让他们的孩子“自由快乐地”长大。相反，家长们热衷于让孩子参与国际象棋、舞蹈、足球等有着高度竞争性的课外活动，让下一代在童年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以期增加他们未来进入大学的竞争力。
《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
[美]希拉里·弗里德曼 著
董应之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04
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郑雅君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行为模式以及出路。
在专业选择上，“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这些父母自身有上过大学的经历，有的甚至在大学工作，他们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
“比如，经纬的父母就曾建议，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科系，有利于硕士阶段进入细分领域深造——基础学科既可以为艰深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也能轻松跨到好就业的经管类专业；再比如，敏浩的父母就指出，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能两全的时候，先选好学校，然后可以通过转专业和辅修的方式化解专业劣势。”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郑雅君 / 熊庆年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2023-0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他们绝大多数从未踏进大学的校门，对大学里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再无法就子女高中以后的重大决策给出具体的咨询意见了，更不用说指导他们管理大学生活和确立生涯目标。实际上，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成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期望。至于上大学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三、大学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张雪峰被推上风口浪尖后，大学专业选择被舆论视为一个人在时代风浪中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动辄上万元的志愿填报服务一位难求。
没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涌入志愿填报咨询的直播间，希望能为孩子的未来寻找最优解。这些直播间中的“老师”为每一类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人生剧本，在这种粗糙的分类学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分数、地区、家庭条件、性别、性格被精准而快速地分到一个类别中。
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而就业市场无法给出相称的回应；“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自我贬低与自我归因的话语被频繁提起，“躺平学”“上岸学”成风。所有正在上大学以及将要上大学的人面临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会离开学院的普通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朱富海看来，大学给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一门课的知识和完成考试的解题方法。“我们授课时并不只是教授理论，而是教授怎么处理问题。我们希望学生在课程里学到的东西，不仅是知识本身，更是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提升。从前人走过的路里，学到他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就像怀特海所说：‘忘记在课堂上学到的一切知识，剩下的才叫教育。’”
参考资料：
1. 曹雨：《为什么大学生不爱上课了？》
2. Psacharopoulos，George，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Education economics 12.2 (2004): 111-134.
3. Bruno Latour：From the World of Science to the World of Research？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夜鹰，编辑：程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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