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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不是人,它会抢走我们的饭碗吗?

游戏产业已经成为新技术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

今天美股当红“炸子鸡”英伟达,就是最好的案例之一,这家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的芯片巨头,核心业务之一即游戏,它以游戏显卡业务起家,为游戏爱好者提供高性能的显卡产品,最新的财务报表中,游戏业务单季度仍然给英伟达贡献了高达24.86亿美元的营收。

来自游戏业务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为英伟达拓展新业务提供有力的财务支撑,新的趋势也在其业务和财务上有了明显信号——数据中心业务对英伟达财务的贡献已经是游戏的五倍,单季收入超过100亿美元,这项业务更是被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基建和底座,以至于创始人兼CEO黄仁勋一直尝试和游戏切割,“我们是一家拥有高性能计算的AI公司,视频游戏只是我们一个极为成功的应用。”

英伟达营收构成,2024年第二财季

凭借输出数字基建和底座的能力,英伟达具备了卡数字时代脖子的能力,它对外提供了H100和A100两款高性能计算芯片,晶体管数量分别超过800亿和500亿,是人工智能时代绕不开的高算力产品,受制于出口管制,目前已对中国大陆“禁售”,取而代之的是合规产品H800和A800,后两者在特定性能上做了限制,俗称“阉割版”。

游戏产业探索新技术的路上,英伟达不是独行者,整个产业至少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包括《大脑伯蒂》和《Nimrod》等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电子游戏,本质就是对应用程序开发、人机互动以及算法的探索。

此前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沈阳教授团队发布的《游戏科技力》报告提供了一组数据,国际权威学术数据库 Web of science,以“Game Technology”为检索词,最终查询到了19406条文献数据。

近2万条的文献数据,涵盖了大量前沿科技相关的话题,包括游戏引擎、人机交互技术、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声音图像显示技术、虚拟现实(VR)技术等,数字人便是目前普遍看好的突破口之一。

前面提到的英伟达,同样在数字人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Omniverse Replicator,这是一种合成数据生成引擎,可生成用于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的物理仿真数据,允许开发者在虚拟世界当中操控虚拟人、机器,模拟现实场景中无法进行的实验或验证,比如交通事故,进而获取数据以应用在现实世界的产品之上。

英伟达在2021年GTC大会的演讲当中,引入了黄仁勋数字人

2021年的英伟达GTC开发者大会上,英伟达就晒出了一条“黄仁勋”的演讲视频,事后官方对外表示,全长1小时48分钟的演讲,有14秒采用的就是Omniverse技术,已经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

和英伟达一样,Meta也在自家元宇宙中展示了基于扎克伯格形象打造的数字人。马斯克旗下公司虽然没有相关业务,但他更痴迷于脑机接口,已经多次展示利用脑机接口技术,实现猴子意念打字。

在硅谷的另一边,太平洋彼岸,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争先恐后地通过独立发布、联合推出等多种形式,推出了相对应的产品,追逐数字人风口,而关于风口,行业也喜欢引用的观点即“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这句话来自小米集团董事长、CEO雷军,据说这句话源自他无数次跟风口擦肩而过之后的非常痛的领悟。

“数字人”不是人

粗略地说,所谓数字人,指的是存在于数字世界中的虚拟类人角色。

数字人的样貌,主要通过3D图像软件或其他模拟仿真工具制作。数字虚拟的行为举止,则需要依赖AI技术、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技术等诸多智能技术来完成,才能使之显得能像人一样“思考”。

某种意义上说,数字人是“虚拟的机器人”——机器人以物理实体形式存在,而数字人依赖包括电影、电视、液晶屏、全息投影等显示设备存在,它们都拥有一定程度的人工智能。

数字人的本质特征包括三个方面:1)数字性,即它以数据形式存在于数字世界中;2)虚拟性,即它并非物理真实的,而是虚拟实在的,或者说拟真的、超真实的;3)类人性,即它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和人类相似,甚至让与它互动的人觉得它有“思想”。

1989年,数字人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发起的“可视人计划”(Visible Human Project,YHP),通过对捐赠者遗体进行切片,获得CT成像、磁共振成像,并将这些数据扫描、存储在计算机当中,并合成一个完整的“数字人”,辅助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公开数据显示,韩国、中国都有相应的科学研究。

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数字人从手工绘制阶段进入电脑绘图(Computer Graphics,CG)阶段,今天与智能技术融合起来,发展得已经比较成熟。大家耳熟能详的初音未来,短视频平台爆火的柳夜熙等等,都属于数字人。

周杰伦演唱会现场,“邓丽君”献唱

2013年,一场跨越时空的演唱会,利用虚拟人投影技术,“复活”邓丽君,实现与周杰伦现场对唱引发巨大反响,其灵感来自2012年美国音乐节上说唱巨星Tupac被“复活”的案例,这项技术来自一家中国香港的公司数字王国,它们参与过《泰坦尼克号》《复仇者联盟》等多个电影的后期制作,并收购了谢霆锋此前创立的电影后期公司“Po朝霆”,被称之为中国版的“工业光魔”。

过去,虚拟人直播一直有一个话题——“中之人”,即虚拟主播背后的人,他们通过动作捕捉等技术,以实现虚拟人与真人的动作、谈吐保持一致。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屏幕上的虚拟形象只是没有灵魂提线木偶,核心还是要靠中之人的演绎,这种表现形式甚至引申出了“第三方选角团队”,类似于猎头、星探的MCN机构,专门挖掘有潜力的中之人及虚拟人IP,并对接客户商单。

最近,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兴起,相关团队也先后为其数字人结束了相应能力,使其智能性大大提高,也引出了“数智人”的概念。包括数字人的动作、“思维方式”以及语言都会得到提升,如果说整合AI之前,数字人只是一副皮囊,那么整合了AI之后的数字人,则多出了一副灵魂。

另外,得益于算力的提升和流程的标准化,数字人的制作流程周期也被大大缩短,从形象拍摄、制作到算法学习再到最终成型输出,时间不到一周。

数字人不等于虚拟偶像,并非只能应用于娱乐行业。从理论上说,既然虚拟数字人是以数字形式呈现的“人”,所有能以数字形式呈现的人的活动都可以由虚拟数字人替代完成。演员可以有数字演员:既可以把某个演员数字化,之后不用真人出演电影,也可以干脆创造完全虚拟的演员和角色。网红可以有数字主播,娱乐业可以有数字偶像,推销员可以有数字推销员,电视新闻可以有数字主播和记者,导游可以有数字导游,客服可以有数字客服……各行各业都可以有数字员工,大大地节约人力资本的同时,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3亿人有可能会丢饭碗”

技术在落地过程中,总伴随着争议。从19世纪末,火车在中国的落地经历了“风水”之争,到不久之前的“5G基站辐射”,再到现在数字人抢饭碗,其中既包括既得利益者的“反手”推波助澜,也因为普通大众认知不全。

数字人的应用,受到法律政策、制度规范、安全伦理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社会条件的制约,存在着诸多潜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比如,很多人从心理上接受不了数字人客服;AI广告使得垃圾广告信息泛滥,今后元宇宙中同样可能有很多数字推销员围着你的化身搞推销;成瘾问题在数字人应用中肯定也存在,而且应该会更严重。

推广数字人最大的阻力,很显然会是失业问题,然而不单纯是数字人,包括AI、大模型、大数据等新技术,都存在“劳动力替代”的争议,这些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还呈现出不断融合的趋势,替代人力的潜力更大,其核心目标用现在最流行的术语概括,即“降本增效”。

数字人要想大发展,就要创造更多更大的经济效益,就要参与到社会劳动当中,必然会导致一些人失去工作。今年3月份,高盛在一份报告中强调,全球3亿人有可能会因为AI而“丢饭碗”。

“近期出现的生成式AI将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率。尽管它的潜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它的产出效果已经与人类不相上下,并且可以打破人机沟通障碍。”高盛在报告中如此形容AI和传统劳动力的差异。

根据高盛的报告,欧美地区约2/3的工作岗位将受到AI自动化的影响,近1/4的岗位可能最终会被AI所取代。

在“劳动力取代”这个结论上,国际劳工组织显得相对温和,日前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可能不会完全取代大多数人的工作,而是会将他们的部分工作自动化,从而让他们腾出手来做其他事情。”

机构对AI取代论同样保持共识,差别只是在于取代程度。从本质上说,数字人导致的失业,属于“AI失业”,即人工智能的推进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机器人导致的失业、数字人导致的失业均属于“AI失业”,这种取代不仅是数字人能走多远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智能技术、智能产业、智能革命和智能社会究竟能走多远的决定性问题之一。换言之,只有在最大限度降低失业风险和更多地创造就业岗位的前提下,数字人才可能真正得到大规模地推广。

总的来说,“AI失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考虑远景和现实两个方面。

从远景来看,从根本上解决“AI失业”问题,涉及人类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不是纯粹依靠发展数字人在内的智能技术所能解决的。机器人、数字人有潜力取代人类劳动,并不等于实际取代人类劳动,因为此种取代意味着从根本上对人类社会既有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即彻底改变少数人通过制度安排,强迫大多数人进行劳动的剥削制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AI失业”问题反映出科技生产力发展与既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奇点”到来将极大地激化这种矛盾,而所谓“经济奇点”,指的是人工智能如果不能取代所有人类劳动,也能取代绝大部分。按照蔡斯的说法,“当大多数人都永远不再工作时,就达到了一个经济奇点。”当经济奇点到来后,机器人劳动普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推动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既有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和不适应将被急剧放大。

20世纪的劳动史表明: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运用,持续减少着社会必要总劳动时间,推动“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制”被越来越多国家所实施。解决“AI失业”问题,必须持续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最终消灭剥削。

从现实来看,社会制度进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必须逐步稳妥地前进,而且要等待智能技术不断地发展成熟,尽管数字人产业本身会新增一些就业岗位,但是肯定远远少于它可能取代的工作岗位。

现阶段,在被取代的大趋势下,如果能很好地解决再就业问题,并不一定会加重失业风险,问题是要考虑给数字人冲击的劳动者找到新工作,保证他们能享受智能革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其他技术红利。

如何保住打工人的饭碗?

基于效率提升的立场,人工智能对传统劳动力的取代,基本成为行业共识。

在一名用户发起的“AI最先替代谁?”投票当中,选项覆盖了工程师、设计师、CEO和产品经理,科技“顶流”马斯克跟帖表示自己也选CEO,侧面迎合AI取代论。

过去,这位亿万富翁一直在各种场合高呼,人工智能比核弹还要危险,甚至在公开信上签名,呼吁暂停GPT-4以上大模型6个月的开发,这一公开信由未来生命研究所,它的创始人在业内也都声名显赫,包括MIT科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Skype联创让·塔林、著名演员摩根·弗里曼,当然马斯克也位列其中,而目前这一公开信强调的时间几近到期,但行业几乎不再提及这个话题。

回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上来,在对“取代论”达成共识且不可避免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打工人的饭碗”。

政府一是要加大对AI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建立起一套终身教育体系和再培训体系,持续提升特别是中、低技能劳动者素质以适应智能化发展;二是建立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水平;三是构建大数据人才信息库和失业预警服务平台,及时研判AI失业对青年就业的影响趋势;四是建立心理援助服务体系,为失业劳动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援助和疏导,筑牢青年的心理防线。早在2016年,美国白宫就发布了《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的政策报告,提出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性地应对。

全社会应当以AI发展为契机,加快推进全民共同富裕。

一方面,继续加大对AI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把蛋糕做大,而“AI富裕”是AI式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全民基本收入(UBI)、AI税、累积税、缩减工时等相关政策,完善社会分配制度,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近来在西方呼声甚高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主张由政府不附加任何额外条件,为全体合法公民或居民持续发放一部分固定收入,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而AI税政策坚持向AI企业收取专门的税款,补贴所有社会成员,理由主要是AI科技是社会知识累积的产物,AI红利不应由AI企业独享。

在应对AI失业冲击时,选择发展路径、调控技术发展速度,只能暂缓失业风险,而通过合理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目标,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应尽力而为,循序渐进,因为“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因此,应对虚拟数字人导致的失业风险,必须要放弃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预先研究,逐步推进,努力规避,实时调整,寻找适合国情“中道”辩证发展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科技(ID:qqtech),作者:作者: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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