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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哪些城市更有优势?

城市竞争,不进则退。

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永葆青春,后来者总能借助新的时运脱颖而出。

这是目前最全的城市格局图谱:

然而,这只是既有的城市格局,与40年前、70年前、100年前截然不同,未来10年、20年,势必还会迎来新的调整。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了东北城市的整体衰落,沿海外贸城市的集体崛起,中西部强省会的后来居上,中心城市的强者恒强,大都市圈大城市群的强势扩张,中小城市的普遍收缩。

也看到了北上广深对“京津沪”的取代,二线城市一轮又一轮的洗牌,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唐、辽中南等传统工业基地的分道扬镳,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众多国家级都市圈的横空出世。

我们看到了有老牌经济强市因产业转型不畅发展陷入停滞,也有城市因超前布局新兴产业一跃而起,有城市强者恒强,有城市不进则退……

小渔村能成长为国际大都市,小村庄能变成强省会,普通农业县城能晋级万亿级经济大市;赫赫有名的古都都成了尘烟往事,名震一时的老工业城市如今沦为铁锈地带……

所以,未来10年,谁能成为第5座一线城市?谁能成为下一个深圳?谁能上演逆袭的奇迹?

一、最早的“一线”城市,何以集体衰落?

1978年,还是东北城市的高光之年。

在当年的全国十强省份中,东北三省居其二;

十强地市中,东北“F4”(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占据其二;

二十强城市里,大庆、鞍山在一众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中显得极为醒目。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增长奇迹当属深圳,那么计划时期挑起经济和工业大梁的无疑是东北。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此迅速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东北成了重工业时代的弄潮儿。

国家“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东北拿下了1/3,总投资额更是占了44%,由此开启了东北一众地级市借助重工业崭露头角的历史。

在此期间,东北形成了以沈阳为核心的机械制造基地、以长春为中心的汽车工业基地、以鞍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大庆为中心的石油基地、以吉林为中心的石化基地、以黑龙江“四大煤城”为主的煤炭基地,先后带动各大地市的崛起,更让“共和国长子”的威名响彻大江南北。

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北一直都是我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基地,也是极其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高峰时期,东北三省工业比重占全国的1/4以上,钢铁、水泥产量占全国一半,煤炭产量占了3成左右,石油、木材产量和外调量位居全国首位。

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列内燃机车、第一艘万吨轮、第一台军用电子计算机、第一台数字机床……数百项打破历史纪录的第一,都诞生于东北。

在重工业时代,东北的地位堪比如今的东南沿海。

一如东南经济大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反哺中西部,当时的东北也通过产业转移助力西部地区摆脱了工业“一穷二白”的历史,为后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代到1970年代,出于备战和改善工业布局的需要,我国启动了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

大量来自东北的工厂、技术装备、管理及技术人员外迁到内地,形成东北支援西部地区的局面,重塑了这些地区的城市格局。

西部钢城攀枝花,中部汽车城十堰,西南“煤都”六盘水,西北有色金属重镇金昌,均是脱胎于此;重庆机械工业、成都电子工业、西安国防工业的发展壮大,也不乏东北地区的助力。

时过境迁。

随着工业化战略转移,加上市场经济确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产业革命巨变,如今东北不复当日荣光。

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面临城市收缩的困局,盛极一时的老工业基地直面产业转型升级的难题,发展又遭遇了自然人口负增长叠加人才流失的双重压力,“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更是误伤了整个东北的招商引资。

东北振兴,道阻且长。

二、沿海城市,何以集体崛起?

沿海城市集体崛起,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壮观的区域经济现象。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迅速融入全球市场,成为“国际大循环”的重要主体。

我国内地TOP20城市中,15个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几乎都是外贸大城。

这一阶段,率先对外开放且最早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沿海城市,成了最大受益者。

以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设立为起点,

1984年上海、广州、天津、宁波、福州、大连等首批14个沿海城市开放,成立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继;

再到珠三角、长三角、闽南三角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次第开放,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得以确立。

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加入WTO,外向型经济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

高峰时期,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高达60%以上,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2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不过,东部优先发展,沿海率先开放,并不是沿海城市崛起的全部逻辑。

政策助力必不可少,但政策只有用在对的地方,才能发挥事半功倍之效。

沿海城市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偶然,而是与其区位优势、市场意识密不可少。

一个常识是,在全球化时代,谁靠近港口,谁就接近国际市场。研究表明,离港口距离的远近,可以解释不同区域GDP总量差异的40%。

另一个常识是,当经济从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型,谁能率先迈开脚步,谁能最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谁就能在竞争中先行一步。

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乡镇企业崛起,从县域经济横空出世,再到外贸经济大行其道,走在前列的一直都是东部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纵向的行政发包制和横向的政府锦标赛的存在,让地方竞争成为可能,最大程度激发各地做大经济的动力。

可以说,区位优势,改革红利,市场意识,地方竞争,加上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才让东部地区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领跑者。

当然,随着全球产业链加速转移,大国竞争日趋白热化,以及在种种超预期因素冲击之下,全球经济面临着长期的不确定性,外贸必然会随之而波动。

这对过度依赖外贸的城市提出了新的挑战,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城市大洗牌。

三、陆权复兴,谁是最大受益者

过去10多年来,南北差距取代东西差距、陆权复兴与海权衰落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

这背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西安等中心城市的集体晋级,成了最大注脚。

一个佐证是,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一直领跑于各大区域。

从2000年到2022年,中部、西部地区经济比重分别从20%、17%提高到22%、21%。

另一个佐证是,2010年至今,在主要经济强市及省会城市中,GDP增长最快的10个城市中,一半位于中西部,且增幅最大的贵阳,属于名副其实的西部省会。

中西部地区的崛起,一个原因来自区域战略的转移。

2000年以来,我国一改改革开放之初以沿海优先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为此,我国先后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三大区域战略,大投资大项目大基建开始向这些区域倾斜。

西部地区更是获得了鼓励类企业15%所得税优惠的政策照顾,而来自东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与日俱增,有力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二在于,大基建大投资的落地,扭转了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

投资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由于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较快,早已迈过依靠固投拉动经济的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人口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度落后于东部。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加上“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等目标的提出,中西部地区迎来大基建大投资井喷的新时代,经济得以突飞猛进,且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家统计局数据为此提供了佐证:2013~2021年,中、西部地区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10.8%、8.9%,远高于东部的7.9%;

中西部地区占全国投资比重从2012年的45.3%提高到2021年的52.5%。

三在于,陆港、空港、陆海新通道的确立,让内陆开放成为可能。

过去,沿海城市凭借接近国际市场的港口优势,外贸经济突飞猛进;中西部由于距离及运输成本限制,在产业竞争上一度处于下风。

如今,随着高铁、高速、机场、运河等多种交通设施的完善,尤其是航空货运枢纽、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横空出世,让中西部得以从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根据中国海关杂志发布的外贸百强城市名单,2010年中西部城市无一入围20强,而在2018年已有重庆、西安、郑州、武汉、成都5个城市入围,未来这一名单还有望扩容。

四在于,产业西移,助力内陆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

由于土地、劳动力成本抬升,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迁移,一部分到了东南亚地区,一部分来到了中西部。

劳动力人口众多、能源丰富、市场庞大,叠加内陆开放的时代潮流,中西部地区成了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等产业的主要承接地。

成渝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河南的手机制造、贵州的大数据产业的崛起均得益于此。

不过,大投资固然扭转了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但也埋下了债务高企的种子,给未来的长远发展带来一定隐患。

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络的日益完善、县县通高速目标的达成,加上投资边际效益不断走低,中西部地区投资动能势必不断放缓,失去了投资驱动之后,如何重塑新的增长动能,无疑成了关键。

同时,产业西移,给了西部地区更强的底牌,但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受到地缘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与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可能将会面临持续竞争的压力。

四、强省会,何以后来居上

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个“强省会”的梦想。

近几年,除了广州等个别地区外,几乎所有省会都加入了“强省会”的大合唱,试图通过做大省会城市,凸显全省在全国的位置,以此竞夺更多的战略、规划、资源和产业。

根据最新数据,在内地27个省会/首府中,省会经济占全省比重超过50%的有2个,超过30%的多达10个,只有南京、济南、呼和浩特三市低于15%。

强省会背后的经济逻辑和现实逻辑不难理解。

就经济逻辑而言,经济集聚,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以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同样得到现实世界的检验;而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环境、产业承载力,也得到了政策支持。

就现实逻辑同来看,一个省份,如果连一个显眼的大城市都没有,恐怕都参与区域竞争的机会都没有,遑论在重大国家战略中获得一席之地?

在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战略日益明显的今天,没有中心城市,就没有引领者,无论是人口竞争还是产业竞争中,都缺乏领头羊。

用马太效应对抗马太效应,用大城市对抗大城市,成了许多中西部省份的共同选择。

不过,大多数城市打造强省会的传统路径,是扩容和集聚全省资源,要么通过合并周边地市,迅速实现外延式扩张,要么通过撤县设区等方式,做大中心城区能级,更有甚者,将全省的优质资源、一流企业汇聚到省会。

这一模式在中西部省份可谓无往而不利,省会一市独大,很难形成一个副中心城市,普通地级市很难超出省域范围寻找更多机会。

但在东部地区,由于普通地级市也不乏主导产业,部分省份的省会更不是省内的第一大经济大市,往往更易形成“双子星城”或者“三城鼎力”的相对均衡发展格局,单纯做大省会并不容易。

然而,新冠疫情暴露出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短板,让人们开始审视大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弊端;

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加上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地缘关系,立足于战略安全、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大城市的扩张受到一定限制,而省域副中心开始陆续登场。

从政策层面来看,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严控撤县建市设区等要求被不断重申,而省域副中心则得到了中西部多个“强省会”省份的鼎力支持。

四川的绵阳、宜宾、南充等,湖北的襄阳、宜昌,河南的洛阳、南阳,湖南的岳阳、衡阳,安徽的芜湖,江西的赣州,广西的柳州、桂林……纷纷被确立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承担起在省会之外打造第二增长极的重任。

省域副中心的推出,固然对强省会模式提出了挑战,但由于实力悬殊,副中心最终能否独当一面,仍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个潜在的共识是,弱省份需要强省会,而强省份需要多中心。

对于经济弱省来说,人口流失的局面需要扭转,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需要争取,无不需要强省会赤膊上阵;

对于经济强省来说,经济强市众多,省会想要一家独大也不容易,关键是要区分好省会与经济强市之间的功能定位,让省会更好发挥省会功能,经济强市更多发挥经济功能。

至于中西部已经做大了强省会的省份,省会再继续膨胀,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培育多个副中心城市,无疑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所以,如何在 “强省会”和“多中心”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是对所有城市的考验,也决定了新一轮城市洗牌的力度。

五、产业革命:大变局的终极力量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才是重塑区域经济的终极力量。

过去几年,全球围绕着芯片、人工智能、5G和6G、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科技领域,展开声势浩大的科技战、产业战。

而我国早在10多年前就部署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数字创意等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些新兴产业对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城市的颠覆,一如当初沿海外贸城市对传统重工业城市的洗牌。

目前,在多个领域,新兴产业已成席卷之势。

一是新能源汽车,打破过去几十年由燃油车企构筑的企业矩阵及城市支柱产业体系。

一些传统汽车工业大市,一旦在新能源的时代浪潮中跟不上脚步,就会彻底败下阵来,势必对经济形成一定拖累。

二是数字经济,世纪之初互联网产业的崛起,让一众城市勇立潮头之上,这一次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数字产业化到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为此,2023年,我国将数字中国建设情况作为政绩考核评价的参考。

任何事情只要纳入政绩考核,都意味着政策力度的提升,有望带动“你追我赶”的城市竞争,过去的“GDP论英雄”如此,后来的“亩均论英雄”如此,数字经济同样如此。

三是人工智能。2023年前后,ChatGPT横空出世,上线不到两个月就收获1亿月活跃用户,创下了史上之最。

第一次让所有人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直接冲击,其影响遍及知识生产、信息传播、智能制造等几乎所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堪称生产力革命。

一些传统行业或将萎缩,部分重复性强、创造力不足的工作或将被取代,而新的工作模式也将诞生,以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或将从中受益。

回顾历史,从18世纪的机械革命,到19世纪的电气革命,再到20世纪的信息革命,以及正在扑面而来的智能革命,每一次技术都会带动了国际、区域和城市实力的洗牌。

谁能站在科技革命的最前沿,谁能在新兴产业的争夺战中走在前列,谁就能在新一轮的城市大变局中抢得先机。

六、中国城市,八大趋势

在《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中,我曾总结未来城市竞争的8大趋势。

包括北上广深地位继续稳固、经济重心持续南移、一省一城、中小城市鹤岗化、陆权复兴、大城大圈、抢人大战白热化、楼市大分化等。

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这些趋势如今愈发明朗,且在新的时代变局下,呈现加速演变之势。

从重要时间节点来看,1978年之前,重工业城市一枝独秀,东北与中西部工业重镇强者恒强;

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东部地区乘势而上,沿海贸易城市一飞冲天;

2000年之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横空出世,开始重塑区域格局;

2010年代,大投资大基建集体上马,消费升级促进内需崛起,中西部强省会突飞猛进;

2020年代,随着新型城镇化步入新阶段,城市竞争从传统的单打独斗,变成都市圈、城市群之间的较量,大城大圈改写了区域竞争模式。

未来,第5座一线城市,或将在强二线中诞生;部分弱二线城市,大概率会沦为三四线,一批三四线城市或将后来居上。

这场大变局,仍在进行时。未来谁能最终胜出,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民经略 (ID:guominjinglve),作者: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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