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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精神世界“三无”的青年群体？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3-07-11 09:36

近期，抑郁问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与讨论。除了病理层面的分析，更多公众也在追问，为什么当下的人们越来越容易陷入抑郁情绪，抑郁的情绪和症状已经成为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症候。这种情绪和症状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意义感”，尤其是进入数字时代以来，找寻日常生活的意义感似乎变得更加困难。对此，《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刊发“意义感：数字时代民众的幸福感知与价值锻造”的圆桌会议，探讨意义世界的变迁逻辑与价值再造。

本文指出，意义感由存在、探索与价值三个维度构成，要把当代青年从“无所谓”“无所求”“无所安”的“三无”精神状况中解救出来，需要多方联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作者：胡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原微信标题：《“躺平”“内卷”表象背后，或是精神世界“三无”的青年群体｜圆桌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挑战。今天，更为年轻的“90后”已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主流。他们的整个成长历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又使得他们成了自小就接触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Z世代”。可以说，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嗨”的人生体验。但是，这一代人迈向劳动力市场时却遇上了经济转型、竞争加剧、就业困难等现实挑战，一部分年轻人选择消极的方式来应对，而这逐渐成为弥散在青年群体中的一种文化症候。

意义感的三个维度：存在、探索与价值

如果说自“50后”以降直至“80后”，都有一个为了过上幸福生活而要努力学习和拼命工作的朴素心愿，那么对于如今大体上衣食无忧的“90后”，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中，又如何为自身的努力奋斗赋予合理性的解释？或更为简单明了的问题是，他们人生的意义感究竟是什么？

生命意义感包括存在意义和探索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增加价值意义的成分，由此构成理解人生意义感的三个维度。（图1）

在这里，首先是存在意义，这是人生意义感最基本的要素，指的是因存在本身而感受到的意义。生而为人，本身就是一件颇有意义感的大事，因为存在我们才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世界也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发生改变。因为存在产生了亲子之情，有了同学和师生之谊，这些都是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感知。而近些年来，青少年群体中抑郁症的比率上升，自杀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低龄化的趋势。对自我生命的放弃是个体存在意义缺失的最严重后果。也因此，寻求完整的人生意义感，首先要感知到自我存在的意义。

其次是探索意义，这是人生意义感形成的必经之路，也是确立和强化对生活意义理解的过程，它也使得人生意义感变得丰富。从进化的意义上说，探索是所有动物尤其是人的本性。在婴儿阶段，人类就知道用嘴巴、双手和其他感官去探索世界。探索可以带来乐趣、驱散无聊、斩获新知、发现意义。玩耍对于孩童、闲暇对于青年，都是非常必要的探索世界的路径，但当代许多“90后”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却因为自小承受繁重的学业压力，失去了玩耍和闲暇的时光，也因此失去了探索更多世界的可能。由此带来的可能后果是兴趣单一、缺乏好奇心，进而无聊感滋生，人生意义感缺失。因此，保持充分的探索欲和求知欲，是构建探索意义进而提升人生意义感的重要路径。

最后，人生意义感构成的最高层次是价值意义，即通过自我实现获得生命的意义感或人生的攀援感，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这是一种“顶峰体验”。当然，自我实现也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阶段。低层次的自我实现更多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在类似于每天读一小时书，或每晚在11点前入睡这样一个个微小目标的达成过程中，人们由此逐渐获得坚持和自律带来的满足感。相比较而言，超越困境、克服苦难，可以激发人的斗志，凸显人的潜能，给个体带来更多的成就感。更进一步，如果将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与集体甚至国家目标的达成联系在一起，则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人生意义感。对于青年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青年一代为什么需要努力奋斗？因为生而为人，于己于人本身就有意义。从根本上说，奋斗就是为这个意义寻找基石。探索未知，是增加乐趣、摒弃无聊的最佳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得以理解和融入社会，成为健康、合格与有用的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发现生活的美好，在上述一个个小目标达成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获得人生的丰富感或递进感，进而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服务社会，创造人生更高层次的意义感。这是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也是由“安其所，遂其生”的“位育”之道缔造出的人生本义。

精神世界的“三无”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的幸福感提升之间的非正向关系，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尤其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期，确实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当物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会逐渐递减。伊斯特林等发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攀升，但生活满意度却没有同比增长。可见，行为的动力并非仅限于追求物质财富，在温饱满足之后如果找不到更具精神性的依托或意义感，人们就可能丧失幸福的体验。

讨论当代部分青年所面对的社会情形，回避不了这样几个基本事实：其一，在物质生活领域，我们已经“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二，市场和社会的竞争更为激烈甚至残酷，“内卷”成为流行词，意味着某种过度竞争现象已成定势。其三，社会的急速转型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传统的规则、惯习、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飞速地渗入了生活的细枝末节。这样一种物质丰裕与高度竞争并行，但对个体掺杂着些许无奈的生存环境，滋生出了部分青年的“无意义感”。

在40多年前物质相对匮乏的环境中，或在秉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时代，人们的奋斗目标也相对简拙或单一，通过个人奋斗所带来的自我成就感或日常满足感往往容易达成。

就客观情形而言，较低的物质水平为提升自我创造了空间和可能性，只要努力学习或工作，抓住改革红利，就可能带来相对丰厚的物质回报。就主观心理而言，努力与成功之间的线性反馈直接赋予人们的行为以成就感，也因此造就了行为或人生的意义感。但在经济转型的当下，自出生起一直乘国家发展之东风扶摇而上的这代青年开始初遇“迷惘”：生活与事业的进一步提升遇到瓶颈。尽管“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但似乎好也好不到哪儿去”，进而在日常感悟中，“无所谓”成为“无意义感”最直接的一种表征。

对于“90后”青年来说，激烈的竞争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闲适童年，被“文山题海”所占据。过于单调和压抑的求学生活，既可能造成一些青年在完成学业后茫然无措，也可能导致一些青年某种报复性的玩乐或放纵行为。尽管表现方式不一，其本质上都是缺乏目标，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无所求”也成为“无意义感”最常见的另一表征。

除此之外，即使能够明确努力的方向，还是难以确定自己的努力能否带来预期的回报，“不确定性”的增强使部分青年表现出对未来的迷惘甚至惊恐。过往上了大学往往意味着“鲤鱼跳龙门”，可以预期更好的生活和发展，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如今即使名牌大学毕业生也未必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便找到心仪的工作，“铁饭碗”也早已被打破。比如，在原先体面、稳定的高校，近年来“非升即走”的聘任制度，也使处于学历金字塔尖的一些青年教师陷入了“不确定性”之中，由此带来的焦虑和不安，构成了“无意义感”的又一表征——“无所安”。

多方联动：意义感的锻造

“无所谓”“无所求”“无所安”这精神世界的“三无”，是不少青年面对当下诸多结构性社会问题时杂然呈现的心理面向，其本质都反映了部分青年群体日常生活意义感的某种抽离。当下应该针对意义感构成的三维，结合青年的实际困境，从三个方面入手重新锻造意义感。

首先，寻求存在意义的路径，有赖于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众所周知，良好的家庭氛围是支撑个体意义世界的有力保障，合理的家庭期望对个体意义感的塑造也有着显著影响。很多研究探讨过家庭期望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家庭期望可以有效提升学业成绩，而意义感是其中重要的中介变量。当代青年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自小就被寄予了众多期望，个体对于家庭支持和期望的感知，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存在意义。

友谊也是一种拟态亲缘关系。对于青年来说，同辈群体的友谊本该受到特别的珍视，但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他们常常自顾不暇，以至青年的世界也出现了原子化的趋势，彼此之间缺少联系和支持。因此，帮助青年群体从原子化走向凝聚态，从残酷竞争走向彼此支持，是完善社会支持系统进而提升青年意义感的有效路径。

其次，培育日常趣味感，是建立探索意义的重要方式。受现时流行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的影响和熏陶，青年一代更看重俘获声望、趣味和闲暇，以及自我感受。如此，“有趣”尤其是日常可见的有趣，遂成为左右当代青年态度和行为的内在诉求。比如，他们会为了去看一场世界杯辞职，再或数月省吃俭用只为买一张偶像的音乐会门票。

既然“有趣”是青年生成意义感的重要标准，与之相对应，“无趣”就极易导致意义感的缺失。高度的竞争、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压力和孤独的并行，种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很难产生“有趣的灵魂”。因此，让“有趣”回归日常非常重要。虽然“有趣”未必能创造财富，但一定可以增添活力。正如鲍德里亚所言“：一种普遍的好奇......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当学习变得有趣，当工作变得有趣，当生活变得有趣，人生就会因有趣而变得富有意义。

最后，通过为意义感赋能而实现价值意义。不同的共同体及现代国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向个体成员输送不同的意义感，而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赋能的方式。

有研究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阶级劳动意义感的锻造，与国家及企业采用的一系列成功的赋能手段有关，如塑造“主人翁”意识以及包括评选“劳模”在内的各种“树典型”方式。于今而言，青年一代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增强个体价值意义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联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从锻造意义感的立场出发，强化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未来有机结合，既是这代青年应有的自觉意识，也是国家在重要历史阶段应作出的赋能尝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ID：tansuoyuzhengming），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作者：胡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