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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不理想,读个博士就好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3),作者:蔡勇平,编辑:温丽虹,原文标题:《读博的滋味》,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读博愁毕业

毕业一年后,回想起图书馆常去的位置,邓维刚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是56、57号,准备博士的毕业论文时,近一年的时间,他在这两个位置上变换着学习,每天超过8小时。

那是 20 多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除毕业论文,博士毕业的条件还包括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比起在核心期刊发论文的厮杀,很多博士认为毕业论文简单很多。

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量,还得尽量多。因为毕业后想找到高校和研究所的工作,就必须在读博期间多在专业内的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那样简历上才有东西,首先看的就是你在哪里发过论文,有几篇。”

写论文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苦修。许多博士像邓维刚一样过着日复一日读书、写论文的生活。有些人为憋论文,坐得久了得了痔疮。

杨旭是邓维刚的师兄,写博士论文时甚至大病一场。杨旭录取博士研究生时已经工作5年,已经成家有了孩子,这意味着读博期间,他要背负养家和毕业的双重压力。

他不敢浪费时间,每天早上八点多起床,“一睁眼就想着将来要去哪儿。”杨旭说。一整天,他大都在寝室盯着电脑看文献,看屏幕看得眼睛疼了,就把文献打印出来继续看。看够了,就写。一直到深夜一两点入睡,醒来后重复前一天的日程。读到博二,杨旭在核心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过了三年,他发了四篇核心期刊,毕业了。

勤勉帮助杨旭顺利毕业的同时,磨损掉了他的健康。

毕业论文写到一半时,杨旭突发腰疼,他勉力爬到上铺休息。情况没有好转,他给同学打了求救电话,“我可能出大事了”,同学们很快到他的寝室,把杨旭抬到了校医院。校医院的医生一看,果断地将他转院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在医院做核磁共振时,杨旭看到一旁的医生表情特别严肃。他顿感不妙:“完了,还有机会见到孩子吗?”

直到诊断大夫说没事,杨旭才舒了口气。医生说,他是急性骨膜炎,疼起来要命,但不会真的危及生命。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操劳。从医院出来后,杨旭回家躺了一个月。

“很多人腰有问题,脖子有问题,真是这样,你想留在北京,你就得这样”。在翟军的理解中,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砸时间仅是最基本的要求。翟军写一篇大概1万字的论文,需要有60到70条的注释。有一篇论文,翟军改了半个月,改了七稿。“写一篇论文可能一个月,但改也要一个月,写论文是个非常枯燥的事情。”翟军说。

论文改完,熬人的过程也不会结束。等待发布是下一轮煎熬。翟军投过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等了整整12个月才发出来,“比医院做手术还难排,有的甚至排两年”。

发论文阶段,核心期刊竞争强度大是博士生们共担的压力。

韩立新是一名主动延毕的博士生。他拿人文社科刊物举例,核心期刊一是高校学报的社科版,一是各省社科院的刊物,还有一种是专业刊,比如《中国法学》,“而法学领域的专业刊非常难打”,韩立新说,学法律的人太多了,这些刊物博士和讲师、副教授一起竞争,谁写得好收谁的,“或者说,你有点关系。”

韩立新研究的领域比较传统,论文叠论文,已有的研究成果满满当当,但韩立新说自己有天突然开窍了,另路突击,在当下时新的科研伦理方面结合自身专业发了两篇C刊,而专业领域内,韩立新亦有一篇论文得以发表。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邓维刚入学的那年,全国招收博士生10.52万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毕业,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校共招收了9.55万博士生,正常的三年学制后,毕业的博士生为7.2万人。

做了7年律师后,梁春爽决定读博。她热爱学术,最后又主动选择“挂掉”。梁春爽爱刑法学,但在论文选题上,她关心的选题无法被通过,而那些热门的数据安全、元宇宙的刑法规制等题梁春爽又觉得没意思。母亲很是担心,曾问梁春爽:“博士是你真心想去读的,不是为了混文凭,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失去博士学位?你把律师证看得比命还重,有没有想过一句话你就再也不可能做律师了?”

“如果不能发声,要这个文凭和律师证干什么?”她这么想,但摆在她眼前的现实问题是,因为她不愿意写那些没意思的题,论文发表的数量不够,她只能延期毕业。

能否顺利毕业,论文之外的重要因素是导师。特别是理工科专业。

梁春爽的导师比她更着急,说要带着她写论文。邓维刚的导师很温和。疫情期间进不来学校,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借给邓维刚使用。他每个月听取邓维刚的进度汇报,指出问题,没说过过分的话。

时莹是大气科学专业的博士。她的导师很严格,时莹说,自己做什么都很难得到导师认可。有的导师很捧学生,论文大部分是老师来做,学生署名第一作者,以方便学生申请国外普林斯顿等名校的博士。

这类导师的思路是,学生去了更好的平台,师生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时莹的导师只安排学生做自己的部分,组内鲜有和师兄师姐的合作。

发泄

邓维每天坐在图书馆,把女朋友坐走了,“没时间谈情说爱”。博士阶段需要输出内容,需要长时间一个人进行思考。各种不安情绪由此涌现。

《自然》杂志 2019 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对 690 名中国博士生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读博期间曾经抑郁和焦虑,而在2022年末,有关博士生的抑郁的话题曾引起过网友的讨论,一度登上热搜。

抑郁和焦虑更多来自找工作的压力,如果选择高校,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1年的高校专任教师比前一年增加了5.22万,但2020年毕业博士生是6.62万人。

博士也越来越多,一篇来自教育学术月刊 2022年第12期的论文《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扩招的历程、动因及进路选择》显示,在2017年专业学位博士扩招后,其增长幅度的峰值一度达到151.26%。

压力如影随形,很多人情绪变成炸药桶,一不小心就会崩溃爆炸。

时莹则一度想转硕士,开组会,时莹说她社恐了,老师和同学笑,他们说,如果时莹社恐,那这个社会就没有人社牛了。“我确实社恐了,笑什么”,时莹的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后脑勺一片红色的小点,痒得不行,医生说是神经性皮炎。

随之敏感的还有睡眠,室友起夜上厕所,门关得稍微用力点,“嘭”的一声,时莹便会惊醒,连那些下床的声音、洗漱池的水声,以前时莹不在意的声响现在都在影响着她。

硕士时,翟军每周都会去看电影、话剧,周末再攒个局。读博后为了完成学业,他成日成日地坐在图书馆看书,“你万一没写出来怎么办呢?”书也有看不进去的时候,但翟军安慰自己,“今天至少看了书,没有虚度一天。”

邓维刚曾经以为自己也会延期毕业。

学校的图书馆里,白炽灯一直亮着,邓维刚靠窗外那棵大树感知外界变化。阳光打在树枝上,雨水沿着叶子滑落,北京的大风刮起时,会扰乱树的意识,也会动摇邓维刚的思考。实在写不下去,邓维刚就走到对着停车场的那扇窗边,站定往下看。他爱看那些人倒车,“有的人倒车技术特别差,要回好几把,有些人就一把就进去了。”最久能看二十多分钟。 

晚上回到寝室,大多数博士研究生不会想在夜晚交谈。看文献、写论文已经令人疲倦,再去了解别人的论文、工作进度只是徒增焦虑。白天偶遇同学一起吃饭,大家也会默契地避而不谈,只是吃饭。

线上的“交谈”反而是种释放。在一个近500人的博士延毕群里,一会不注意未读消息就会冲破99条。去年冬天,群里有博士在寝室楼大厅装了厚门帘,有博士认为门帘难以清洗,容易沾染病毒成为传播源,该博士在群里分点论述为何要取消门帘,另外的人在群里反驳不能取下,理由是住在一楼的同学会冷,值班的宿管直对着门,更冷。

这事儿闹了两轮,群里还经常有人出来指正错别字,在群里的时莹记得,北京在去年冬天感染人数陡增后,门帘被取下过,但后来实在太冷,有人发起投票,又给装回来了。群里还会为了食堂的菜难吃、超市物价高、不让外卖快递等事情“闹”。

时莹一开始纳闷,为什么这些延毕的博士生,还有心思为这些琐事争辩,她听说带头主张门帘脏容易感染的那名博士生,在电梯间都不戴口罩。为此思来想去,最后时莹猜:“可能也不是为了防感染什么的,就是个发泄?”

和心理咨询师倾诉,是邓维刚读博期间少有的享受时刻。有段时间,他陷在分手、论文撰写和寻工压力揉成的漩涡里。为此他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12次,开始每周都去,后来两周去一次。

在心理咨询室,邓维刚会觉得“今天终于又到了可以找个人说话的时候了”。咨询师告诉他:你的情绪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接受自己的情绪。不要老是批判自己,认为自己很脆弱,想哭的时候,你就哭。邓维刚哭出来了,以前他相信男儿有泪不轻弹,总是克制自己。

12次心理咨询结束时,邓维刚慢慢接受了自己,“找不到工作就算了,大不了再停一年。”他知道有其他学校的博士,毕业没找到工作,gap了一年再以应届生的身份参与考公。

2022年年初,邓维刚参加预答辩,他的观点得不到认可,说服不了老师,但答辩老师也说服不了他。有的老师认为邓维刚是对的,但答辩组老师的意见和他相左,邓维刚不敢改,“如果我照着答辩组老师意见修改,万一我外审碰到的老师又不是这种观点,那不就相当于白扯了?”

高学历就业陷阱

在博士翟军的理解中,读博是一项职业选择。选择读博,就得花3到5年像上班那样对待,才有可能出一些成果。并且出路很窄,多是高校和事业单位的研究岗。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期刊2022年7月份的一篇论文,《博士就业去向与择业心态——基于两次全国调查的对比分析》(以下简称“博士就业”),选取了 2021 年261所博士培养单位,共计 14869人的有效问卷,调查显示,人文学科的博士去了高校就业的占比87.1%,科研机构的为1.7%。

邓维刚论文答辩校内通过后,还是每天坐在图书馆座位上,除了改论文通过外审,他正式开始操心找工作的事。每天,他打开各类网站,把北京地区针对博士的招聘岗位都报上名。随后,他每天被线上的笔试、面试推着走,最多时一天两场。

经历得多了,他发现,那些有自主权的事业单位好像不太在意笔试成绩,“如果你有关系,那其他人基本就在陪考了。”

邓维刚最后拿到了两个工作机会。北京某研究所邀请他做研究员。某地方高院也要了他。他很是纠结。他怕过早接下工作机会,会错过高校的橄榄枝,此前,他朋友给某事业单位交了档案,后来收到更好的高校offer,该单位不愿意退档,朋友只能硬着头皮去事业单位上班。

而且,选择了北京户口,就意味着要家里出资在北京买房,“工资一万多,不分房,我甚至在想,工资以后可能都不够给我孩子报班,还有房贷。哪怕双方的父母支持,仍然压力很大,好像不能给下一代提供很好的条件。”

2022年11月本是翟军博士后出站的时间,但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申请了延期。

翟军有同学去了山东一所高校任教,一万至一万五的工资,不给房。翟军本来有机会去到南方某省的社科院,对方承诺 15 万元左右人才引进费,还是学科带头人,但他思来想去拒绝了:“其实带的是我自己的头,一个快退休了,一个不做研究了。而且人才引进费用不一定拿得到,只是先给一部分,再看论文发表成果。”

翟军另一个同学想得很是清楚,不做学术,找了个高校做行政,拿了北京户口,主管学生工作,每周组织年轻人玩剧本杀、打桌游,“很舒服快乐,看着比我有活力,钱也不少,一万多。”

很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想去高校任教,以高校任教为目标读博的也大有人在。实际上,现在高校人文社科类的岗位似乎越来越少,翟军2022年找工作时,发现北师大、人大、北大等高校,已是萝卜岗位,退一个人或者有教授去世,才会新招聘教师。“除非地方新建校区,扩张时缺人,会有大量带编制的岗位放出来。”

邓维刚也听说,前几年,整个北京高校刑事诉讼法的教职只有一个。上述《博士就业》的论文称,截至2020年,全国在校博士生数超过46万人,与2017 年相比增幅超过 10 万人。

延毕群还有博士说,再不毕业,过了35岁就考不了公务员。那就啥也没有了。

不少想留在北京的博士们不得不再去读博士后,按照规定,博士后不占用签约单位的户口名额,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全国博士后办公室统一解决北京户口。《博士就业》论文中被访者有22.4%的人进入了博士后岗位。

2022年6月,邓维刚法学博士毕业,选调考试考取了北方某省的高级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他需要下基层锻炼两年。到社区街道办事处后要经常下乡。基层的工作他的专业知识用不上,他害怕时间久,专业知识生疏,于是总得忙里偷闲地看专业书。

在社区街道办公室,邓维刚经常发呆。那些撰写的年度报告,日常汇报好像找不到任何意义。再往前,他拿着个大喇叭在乡镇的主街道上呼唤乡民出门做核酸,负责帮乡民扫码、维持秩序。还负责接送医护人员到乡镇的核酸点,帮他们贴试管上的条码。

时间久了,邓维刚有点恼火。“这些是个人就能干的事情。”他觉得高学历在这里全然无用。

邓维刚的室友与湖南某个985高校法学院谈好去做讲师,买好了机票,但该高校又说,讲师岗位只招聘博士后,契约作废。室友又去谈了武汉一所高校,一个月工资只有七八千,三年需要发两篇核心期刊,再做一个课题,非升即走。

室友左右为难,最后选择了西北某高校。

不执着于高校任教,时莹想在国内找份工作则简单得多,行业内公司的技术岗年薪普遍在四十万左右,面试氛围轻松愉悦,巴不得博士们明天就入职。上述《博士就业》论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工学、理学去往企业就业的比例达到了24%左右,而人文学科的博士在企业工作的只有2.2%。

最终,时莹决定出国读博士后,体验国外的培养体系,再回国找份高校教职。

还在等待工作的翟军甚至不求一间办公室了,只要有个工位,有个北京的编制他就满足了,“看看书,写写论文”。

这是他读了18年书最后的愿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3),作者:蔡勇平,编辑: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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