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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骄子到弃儿,创新药退潮期“海归”去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 (ID:HealthInsight),作者:张雨箫、李琳,编辑:傅辛,原文标题:《「全是萝卜,没有坑」:从骄子到弃儿,创新药退潮期“海归”去哪?》,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创新药行业开始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

沈睿形容自己,“刚好在那时候,吸着‘尾气’进入的。”

二十年前,中国创新药市场宛如一片应许之地,充满无限的想象。海归回国创业、把海外新技术引入中国、嫁接国内外资源……能做的事应接不暇。

在中国创新药上升的年代,海归像行业里闪着金光的零部件,装在一个马力十足的车里,带着特别的气质提供绝对的动力;而当那辆车不再马力十足,金光闪闪的零部件也无法燃烧自我。

近二十年过去,曾经的应许之地不再,行业远没变得成熟,就开始保守。这个一度被“吹大”的系统当下正在缩水。虽然于行业而言,洗牌、整合是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对于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而言,这绝对不是好消息。

而今,再进入创新药企的海归,像创新药下坡路上一个苍凉的侧影。

曾经远超他人的待遇不再,薪资回到常规水平;曾经理想的职位和岗位不再,海归的身份在公司最实用的技能甚至是“有英文基础,也需要和国外的第三方外包公司沟通”;曾经火热喧嚣的行业不再,行业里充满各种样貌的凋敝……

创新药进入“冷冻期”,海归去哪里?

业内交流时,同行们忍不住自嘲:一心想做first-in-class的中国创新药企,最后连me-too药都做不了,me-better也是奢望,纷纷做出了一些me-worse。

变化明显。沈睿感觉到,中国创新药这几年发展快,但行业快速扩张后,曾经一度争抢的海归人才“一下子就饱和了”

国内创新药企的海归人才市场快速饱和,也有另一个原因——2021年分水岭,那是一种更直接的寒意——国内有创新药企开始“砍管线”。“砍管线”意味着产品减少,产品减少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人,裁员、缩减团队、上下游岗位迅速减少。

到了2023年,昔日生意火热的猎头告诉沈睿:整个环境比前两年还要差一些。

这怎么可能是回国“干一番事业”的好时机?

偏偏眼下,沈睿一位同行要从国外回来,也打算“吸着尾气”进入国内的创新药企。但offer所供都是“非常普通、基层的岗位”。沈睿替朋友遗憾:“太晚了,相当于在下行趋势里上车,没什么优待了。”

仅仅3年前,海归可选择的中国创新药企的情景截然不同。

李赞或许是乘上了生物医药最后一波时代红利的海归。

那个时候投资机构给创新药企投钱,创新药企扩充管线、扩张业务,迫不及待地把生物医药的海归人才收入囊中。“毕竟有钱就有岗位。”沈睿说。

回国创业对李赞来说,似乎从来不是选择,而是必经之路。2019年的中国之于李赞,是与亲人团聚的故乡,也是创新药的热土。因此,当一家基金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回国,成为一名早期的投资人时,李赞与它一拍即合。

时间倒回2009年,李赞在国内Top2大学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一所常青藤大学读博,专攻病毒分子生物学方向研究。2015年博士毕业,李赞进入了一家当地的创新药企。这是一家处在上升时期的中型企业,从2011年~2015年,股价一路飙升,市值直接涨到了500亿美元。

那时,这家做蛋白药物起家的企业认定,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它急需一批人才,在内部建立起做基因治疗的部门。

李赞是第一位加入这个新部门的科学家。那段时间,作为内部创业者,他“啥都得做”,既要研发技术、搭建预算,又要研究对外的合作战略、甚至招兵买马。对刚毕业的李赞来说,这是一个锤炼自己的难得机会,也为他后续创业的决心和能力打牢了地基。

回国后,李赞一直怀揣着创业的想法,基金给予了他快速了解国内市场、公司运作、政策变化和融资渠道的途径。

国内缺乏基因治疗方向的人才,漂亮的海归背景和能力,让他更容易在国内环境下拿到融资。

在李赞眼里,2021年之前,生物科技产业是“热”的,有热钱,有疫情带来的热度,也有一批被“热捧”的海归

为了弥补中国在创新药领域长久以来的空白,整个行业处在一种“赶英超美”的势头中。这时候的创新,也并非全球语境中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将国外药物引进,利用海归的国外经验,迅速将药物在中国的土地上做起来,并试图做得更好。license-in、me-too、me-better等术语的诞生,就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而不过三年后,李赞发现,行业融资环境越发遇冷。

这种冷,是市场对行业创新期待的调整,也是一种洗牌。资本的热钱不再追逐从前的“开荒式创新”,转而观望更加独特的新生代公司。这些公司需要突破舒适圈,在全球竞争中仍然保有领先的技术和能力。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自然比“抄作业”更有风险。在没有样本可以借鉴的当下,运气、能力、经验,都成为了筹码。

谁能脱颖而出,资本也没有底。

不再一味地搬运国外技术,而是靠自己研发出在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技术——新的时代,对创新药企和生物医药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研成果“绩效化”

生物医药的猎头比海归更早感受到行业减速的脉搏。

“全是萝卜,没有坑。”曾做过早研方向生物医药人才猎头的Savi苏,发现整个行业都变了。

2018年,年轻的Savi苏还在领英上搜寻想要回国的生物医药人才。那时,高通量测序、基因编辑、早期研究成果方向的BD等,都是热门工作领域。在资本热钱滚动的催生下,企业也能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Savi苏回忆,当时企业的招聘门槛并不是“很硬”,一些海归哪怕经验并不完全匹配,只要学历背景合适,企业都愿意给他们一个转行的机会,让他们“试错”。

5年后的今天,热钱少了,企业不愿再耗费成本培养人才,更务实地希望找到上任即可胜任的人。

Savi苏发现,生物医药人才已经完全饱和,对候选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往外筛人”。企业不再试错,学历背景相同的条件下,他们更愿意招聘有经验有行业积累的候选人。

容错率低、追求效率的气氛,也弥漫进了早期研究的象牙塔。Savi苏观察到,从来不设置所谓“业绩考核”的早研领域,如今,对科研人才也提出了一套业绩标准:

在规定时间内出不了成果,就没有业绩。

意外回国的陆曼,就一脚踩上了“科研业绩考核”的时代。

2017年生物专业博士毕业后,按照“业界共识”,从事基因相关研究,美国科研发达、行业发展成熟,是全球相关专业人士的首选。在所有人看来,不管要不要留在美国,至少要去“顶峰”工作几年。

同年8月,陆曼在美国顺利入职某研究机构,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疾病与基因组突变的关联。按照他的计划,“不在美国长干,工作三五年就回来”,陆鸣签了一份5年的合同。

2020年年初,陆鸣请假回国办事,意外却接连而至:中国新冠疫情燃起,特朗普下令不允许中国人当下返美,签证也不顺利。美国是回不去了。

起初陆曼心态不错,计划安心在国内远程办公,等疫情好一些再回去继续科研。

结果那场世纪大瘟疫和人类开始了长达3年的拉锯。到了远程办公的第二年,陆曼的好心态被磨完了,回美继续科研几乎是幻影,长久的远程办公没有同事交流。5年的合约期没到,陆鸣提前解约,“提前结束在美科研生涯”。

解约后,陆曼开始认真规划起自己在国内的职业生涯。几乎一刻没停,陆曼应聘、面试,顺利进入了国内一家研究机构,岗位还是博士后。

一切的变化就从这里开始了。

虽然早有耳闻,但科研的压力依旧毫无防备地扑面而来。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对科研结果的考核指标,随后拆解到每一月、量化每一周任务和进度的压力。

“签约时就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说是暗示:成果产出和下一步的晋升有明确关系。”

陆鸣在努力适应新的规则,在3年合同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重要成果的文章,这些都是硬性条件。产出成果后,才能从博士后出站,申请副研究员、研究员,进入到下一个序列。

陆曼和同行都进入过中美不同的科研机构,感受到对比异常明显。在美国签的是履职合同,而非“结果式合同”;在国内,科研成果和待遇、晋升路径是明确挂钩的。不仅如此,做科研是有失败风险的这一点,国内机构似乎很难接受。

更要命的是,对科研结果不容争辩的要求,会表现在日常的科研过程管理中。那是一种无法忽视的束缚。

“过程管理很密,问得也很紧。”陆鸣说,就像同样一个研究报告,在美国是两周写完,只要两周后交了就可以;在国内,7天写完,而且7天里,领导可能会反复来询问你每天的进展,就有种被盯着干活的感觉。

陆曼找不到原因,或者说也不想去找原因。

淘汰机制横在眼前,每年有前赴后继的海归科研人员进入系统,随后有人淘汰出局。陆曼现在每天都在努力改变前几年在美时的“科研动作”,适应国内的节奏,只求进入下一个序列。

三代海归,不同的命运

在海归云集的生物医药行业浸淫久了之后,沈睿嗅出一些规律:在中国创新药赛道里,海归们的地位之差,“能力高下”并非唯一的度量,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最终的结果:

回国时机。

2020年,沈睿所在的创新药企才刚刚成立,公司的3位创始人都是海归,年龄35岁至50岁不等。公司里负责战略规划的一位高管也是一个海归,本科学医,博士学生物,曾供职于国外某咨询公司,在“高点”时回国加入,“进去就是高管,还比我小一两岁。”沈睿印象很深刻。

这几个人有相似的学历背景和海外工作经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上升期回国,天时、地利、人和。

2012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林昼,没有任何犹豫,就回到了中国。对她来说,2010年至202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美国对她没有吸引力,反观国内遍地黄金,就业机会繁多。

好山好水好寂寞,“穷山恶水”好快活,这是那一代海归对中美机会差异的形容。

主修公共政策的林昼,出于对医药领域的热爱,跨界进入了这个行业。

十余年来,她经历过跨国药企、医药咨询、创新药创业,看见过无数行业模板、业务形态,亲历了整个行业的潮起潮落,目睹了身边与她一样,投身于这片热土的海归,所呈现出的代际变化。

生物医药背景海归的回国潮,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那是“公派留学”的年代,那批留学生是当时最顶尖的科学家,毕业后在海外药企工作多年,再趁着发展的东风回国创业。

那个年代,出国意味着接触真正前沿的技术。在林昼眼中,这批海归是行业的领军人物,是稳扎稳打的前辈,也是被人们频繁讲述的主角。有着相似成长轨迹的90年代海归,如今已是他们的并肩战友、左膀右臂。

进入新世纪,于2010年归国的第二代留学生闯入了美国药企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一个企业如何壮大、成长。而这样的感受与抱负,也被他们带回了中国。

在林昼看来,这代人中鲜少“老科学家式”的研发型人才。经过投资机构或BD(Bussiness Development)岗位的历练,他们中涌现更多的是商业管理和运营人才。

而2010年后,更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中,“一毕业就决定不再做科研”越来越成为生物医药博士的主流选择。这是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的时代,资本驱动着一切行业的迸发与革新。在海外率先受到冲击的年轻人,回国后更愿意投身于这场刺激的浪潮中。

林昼的团队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海归。他们在博士最后一年,发完paper,做完项目,便与科研告别,转身拥抱咨询和投资工作。一旦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和资本,再调头重回企业或自己创业。许多中小型Biopharma或Biotech公司的BD或VP(Vice President),便成长于这样的路径。有人毕业于生物医药博士,但几乎没有待过一天研发岗位。

进入2021年,医保谈判“灵魂砍价”直接捅破窗户纸,让人们看到了创新药明确的定价封顶,加之证券、资本市场调整和整体经济放缓,急转直下的资本寒冬再一次将行业洗牌。投资机构不好进了,甚至连咨询也不好进了。

时间是命运,也是循环。林昼发现,这一批年轻海归似乎没有及时意识到生物医药领域的寒冬。

他们对行业的认知,仍然停留在3、5年前行业泡沫高涨的时期。有人刚毕业就要求高额的年薪,有人只看VC岗位,不去药企,不做研发。

行业冷冻的当下,仍怀抱高预期的生物医药博士们,免不了产生心理落差。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有人重回企业踏踏实实做研发,有人将目光对准了高校,卷科研、卷文章,试图在剧变的环境中寻求一个稳定的未来。

学历通胀时代的迷茫一代

今年硕士毕业的王乙竹正处在一种深刻的迷茫中。

那是所有年轻人都会经历的迷茫时刻——刚出校园,进入社会,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但这也是独属于他的迷茫时刻——面对与他一样迷茫、停滞的生物医药企业和资本寒冬,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屈从于行业的学历内卷,继续读博,还是遵从内心,进入企业?

王乙竹外向,喜欢与人打交道,这样的性格让他希望进入企业工作,而不是埋头苦读、搞科研。但他也清楚,生物医药行业,博士是所有拥有较高发展空间岗位的起点。

“这是一个处在发展和摸索的行业,”王乙竹说,“好处是有很多机会,但坏处是,它需要靠一些高学历的人去带动,而不是成熟到只要本科和研究生就能干活。”

王乙竹毕业后,进入了当地一家实验室,一边拿着仅能维持生活的薪水,一边申请博士。虽然对埋头学习不感冒,但他放不下对生物的热爱:“毕竟21世纪才过了四分之一,这个行业至少到我去世之前,都是非常有成长性的。”

王乙竹的朋友张靖宇,常把“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这句话挂在嘴边,有时候像真心认可,有时候又像自我安慰。

这是张靖宇在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的第三年。从本科的生物专业,到研究生的植物学专业,再到博士和博士后的生物计算机专业,她把求学的大部分时光都献给了这个学科,和这个学科所需要的基础研究。

当她学成回国,想实现自己当老师的梦想时,发现时代似乎在她醉心于象牙塔的时光里,悄然发生了变化。

国内生物医药岗位已趋于饱和,无法再吸收过剩人才,大量海归涌向了教职。

大学竟也顺势提高了对教职的要求。多年前开始,大学教职就需要求职者至少在博士学历的基础上,拥有三年的博后经验,除非博士“特别优秀,能被破例招进去”。

对于刚毕业入行的年轻人来说,Savi苏直截了当地表示,在生物医药行业,若想进入大外企的核心岗位,海归硕士学历基本上不够看,“博士学位,是你和公司谈判的基本筹码。”

回国后,黄芩托关系进入了一家药企,做市场方向的工作。她的中国同学们,大部分回国,少部分留在海外继续读博。回国的同学们,一半都转了行。

黄芩也在考虑换工作,比起市场,她更喜欢与研发相关的MSL岗位。但这些工作要么需要临床背景,要么需要更高的研发能力和学历。

学历通胀,海归不再被神化。当被问起海归背景为她的求职带来哪些帮助时,黄芩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可能是英语好吧。”

(沈睿、李赞、陆曼、林昼、王乙竹、黄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 (ID:HealthInsight),作者:张雨箫、李琳,编辑:傅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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