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侠影留香(ID:gh_d794548bf065),作者:十四君,原文标题:《为何农村婚姻诈骗屡屡得逞?》,题图来源:《盲山》
笔者在中部地区J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出现了不少的婚姻诈骗行为。实际上农村婚姻诈骗屡屡见诸网络,但是还是有人不断上当受骗。在J村,人口约2000人,25岁以上未婚青年是比较普遍的,约占总人口的5%。根据当地干部讲道,自去年10月份以来,以J村为中心的附近几个村总计有7个所谓的“外国媳妇”,以10万~15万不等的价格被介绍到本地。
截至今年七月份,只有两个怀孕后留下来。其他的通过各种方式陆续跑掉,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四个月。“当有一个跑掉后,村民开始害怕紧张起来。”实际上,当地村民很清楚这种所谓的“介绍婚”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入诈骗团体挖好的陷阱。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需要从当地男女性别比例讲。九十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严格推行。在当地,生男偏好是村庄共识。村干部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村庄的当家人。因此,按照村干部的说法,“干部做计生工作要有点变通,减轻工作量,同时又要过得去,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又要注重老百姓。”也就说既要完成国家的任务,同时要满足村民的需求。
依靠比较强的宗族力量,村干部通过软化作用,J村所在乡镇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并不彻底。50岁左右的这代人,他们普遍生2~3个小孩,只有少量生1~2个,甚至“有些人为了生儿子,跑到外面打工,家里什么都不要。”结果就是当地待婚男女比例略有失衡,达到1:1.2的程度。
与此同时,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下,一般年轻的女性都进城务工,一是进厂上班,从事流水线工作,如皮鞋厂;二是进从事文员之类的工作。留在村庄的非常少。“平时,在村庄中很难能够看到年轻的女性。他们一进入社会,就会到大城市打工赚钱。”没过几年,这些女孩就嫁到附近城市,有些甚至嫁到内蒙等偏远地区。如果待婚男性想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就变得比较困难,自由恋爱或介绍结婚非常有限。
实际上,村庄以及附近村庄留下的待婚女孩基本上带有一些残疾等等,“这些女孩子也成为村民介绍婚的重点对象”。当地父母依然托当地职业媒人或亲戚朋友物色合适的对象。据村民讲,曾经有一户人家有3个儿子,还有两个未婚。他们通过职业媒人介绍了4~5次,但在相处一段时间后,男女双方因各种问题而最终没有圆满,“忙了好一阵子,结果一场空。”
既然农村无法找到合适对象,在城市中应该机会多多,事实如此吗?
在2005年以后,当地就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年都进城务工。截至目前,长期留守在家里的男性青年并不多,正如据村干部讲,“在村庄中走动,很难碰到男性年轻人的身影。”留在家被当地村民称为是不务正业,进城务工才是最有出息的。年轻人也愿意到外地闯闯,“外面世界这么好,想去外面看看。”一个从事铝合金事务的小伙子说道。
在城市似乎就是一个自由的婚姻市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当地的父母也希望儿子能够直接从外面带一个媳妇回来。”村干部笑而无奈地说道,“村庄虽然有不少外地媳妇,但是相比于待婚青年还是相当有限。”现实证明,自由的婚姻市场反而更加难上加难。
九十年代受到高额学费影响,村庄那一代的孩子受到的教育程度有限,一般都是初中水平,上高中也不多。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占有优势,他们很难进入城市高端行业,更多的是进入工厂、建筑钢材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这些职业本身有着潜在的性别限制。“我们整个部门就没有几个女生,都是男的。”一个从事建筑行业的29岁青年说道。
因此,在自由的婚姻市场上,他们接触到的年轻女性数量有限,婚姻空间受到挤压。即使能够接触到女性,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高。只有少量长相好,还要能说会道的才能找到对象。总之,在自由婚姻市场,他们处于相对劣势。这实际上与村庄的调研的结果是一致的,依靠城市务工而找到合适对象的青年是非常有限的,“当地父母的美好愿望,也只能落空了。”
在宗族型地区,传宗接代的观念还是比较强烈,他们希望早点抱孙子,延续香火。对于父母而言,子女尤其是儿子成家是他们人生任务的重要部分。然而从村庄传统观念看,超过25岁未婚就不正常了,超过30岁就意味着比较难结婚,超过35岁几乎不可能。因此,一旦儿子超过25岁,当地父母就比较着急,按照当地的话语就是“心里焦”。
实际上,为了让子女成婚,父代也会做一定的准备:一是备好一定的彩礼。在当地结婚的彩礼6—8万元,父辈基本上都能攒够,即使不够也会通过借钱满足子代的结婚需要;二是建房或买房。在当地结婚都要准备一套房,根据家庭条件或建房或买房,用作子代的婚房。
因此,儿子20多岁,一旦参加工作,父母就开始操心他们的婚事。即使儿子在外面务工或读书,平时打电话也总不忘旁敲侧击问起对象的事情。现实告诉他们:一方面通过传统的本地介绍的方式不再管用;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的自由恋爱的方式也没有结果。他们已经别无他法,无计可施,只能继续托人帮忙介绍,经常叮嘱儿子。
而那些诈骗团体就是看到这种现状,知晓当地父母的这种无奈的内在心理。他们通过当地人获得相关的信息,开始实施诈骗。“他们专挑那些条件好,需求感足的家庭,并联系上他们,进行现场协商价钱。”
最开始在村庄展开时,“介绍人”会说,“姑娘们都是外国人,不懂中文,没有任何身份证信息。”在当地村民选中后,他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取村民的信任,消除村民的担忧,同时还给予保证,在半年内,如果姑娘跑了退钱。如果超过半年,姑娘跑了不负责。在村庄熟人社会,这种情况很快传遍乡野。
当地有需要的那些家庭的父母仿佛又看到希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介绍人”的联系方式。由于需求的增大,诈骗团体就得寸进尺,付款就逐渐变成一次性付清的方式,价格也逐渐的上升,短短两三年从最初的10万元增加到14万元。
由于需求的存在,外在的竞争,当地父母谈价的空间非常小,据当地居民说“如果考虑好,就可直接联系介绍人。速度慢了,不仅价钱会涨,而且没有挑选空间。”在这些家庭里,他们经过短期的内部商量后,决定试一试,“父母会打电话正在外地务工的儿子,让其请假回来选择合适对象,选中后,一手交钱,一手带人。”
正是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奈方式恰恰中了诈骗团体的圈套,构成了现实悲剧。一旦逃走,他们欲哭无泪,只能吃哑巴亏。“当初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现在却无能为力。”在交钱后,双方默认,没有明确的账目,也没有任何书面的文件,一切都只有口头的协议,即使报警也很难妥善解决。只能期盼村民能够理性处理,也希望警方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此类现象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侠影留香(ID:gh_d794548bf065),作者:十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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