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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相亲角读了4年爱情诗,可大家还是对浪漫过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李清新,编辑:许智博,原文标题:《我在相亲角里读了4年爱情诗,可他们还是对浪漫过敏 | 人间》,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上海最大的地铁站无疑是人民广场站,它是3条地铁线路的换乘枢纽,坐拥21个出站口,仅地下一层的换乘大厅,面积便超过了8000平方米。沿着这个庞然大物的触角顺着人流朝上走,从第9个站台走入地面,就是人民公园。

一个摩登城市,多的是比公园更有趣的地方,更何况是在上海的中心地带。往北去就是繁华的南京西路,西边是呈览文化与艺术的上海大剧院,2公里内有最时尚优雅的淮海路步行街,不出国门可见识全世界的万国博览建筑群……不过在这片令人目不暇接的繁华里,人民公园依旧在旅游景点推荐榜单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这个公园没有什么源远的历史。一个半世纪前,这里是农田、坟茔和小村庄,然后被英国人圈走,成了租界的跑马厅。这座平时的销金窟,在一些时候也会承担起军事功能,检阅过租界驻军,庆祝过协约国胜利,操练过万国商团,日本人和美国人也都在这里扎过营——直到1951年,这里才变成了人民的乐园。

人民公园就建在旧日跑马厅的北半部分,它旺盛的生命力似乎扎根在了“人民”二字,只要有人自发地走进来,平庸的风景也会灵动起来。

未进大门,就有乌泱泱一片人头映入了眼帘。4月末初升的暑气,和一片攒动的人头发出嗡嗡的声音,让刚从地下走出来的我有些发晕。我的手机地图显示着通往人民广场相亲角的路线导航,聊天界面上朋友说:“找不到路就随便问个叔叔阿姨,他们肯定知道相亲角。”

对于很多本地人来说,相亲角是人民公园最值得一看的景色。据说在90年代,当时经常在人民公园锻炼的、彼此之间有点熟悉的老人们,经常聚在一起为没有找到伴侣的儿女们物色合适的恋爱人选,而后便吸引了周边的许多老人乃至上海各个地区的人,逐渐形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这是国内第一个相亲角,后来上海的其他公园,以及其他城市公园里的相亲角,都脱胎于此。至于那些走出国门的相亲角,多半是海外华侨组织起来的,更是要晚于此处许多年。

成千上万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默默塑造出了相亲角的形状。每逢周六周天,还有一些法定节假日,相亲角就会自发地成形,有摩肩接踵的热闹,其余时间,这里只是空旷的平平无奇的公园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讲,相亲角很大,进了公园大门便是它的地界,成千上万人沿着中央的空地朝两侧、朝纵深整齐地分布着,仿佛只要有人参与进来,它就可以无限地朝着偌大的人民公园的深处蔓延——蔓延的是自带小板凳的花白的头发,和沿路铺开的白纸黑字的个人介绍——这些带着孩子相亲简历的父亲母亲,是相亲角的主要构成人员。

这样的场景注定是与浪漫毫无关系的,再多的新生的绿意和绽放的繁花,与地面上铺陈开来的、彼此相连的纸张比起来,都黯然失色。

我放缓了脚步,好奇地查看纸上的内容,发现上面是有某种统一格式的:

第一行往往是性别和感情状态,比如“未婚女”或者“离异男”,大写,加粗,居中,像是文章的标题。

紧随其后的就是户籍,上海人户口也需要区分“本地人”和“新上海人”——后者需要追溯原籍,身份证上的数字开头的3位数至关重要,“310”是出生于此的最有力证据。而“新上海人”像是急于表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融合程度,会写上——“新上海人,市中心有房无贷”。

接下来是年龄,为了节约有限的空间,年份被精简到只剩两个数字——如92、87,1980年以前的人可能就不再纠结具体的年龄,有些人会含糊地用“60后”或者“70后”替代。

再往后的内容一般是学历,如果有傲人的学历,会浓墨重彩地写上两行。留学经历必然不可省略,常春藤的名校可以自成一派;倘若学校名不见经传,则需要带上国名——有了几个拗口的外国名,整个简历都光鲜起来。没有出过国门的话,国内排行前十的名校才有资格写出全称,否则便只能写“211、985毕业”——倘若连这也不是,便又矮了一头,只能含蓄地写“本科学历”。不过,观察许久,会发现硕士和博士密度极高,大专及以下学历才是凤毛麟角。但即便是较低的学历和收入,也要写明,短板也不得不展示出来。因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要义,倘若前期虚假信息导致了见面后的矛盾,公开的争吵只会更丢脸面。

最后,工作和收入是重头戏。外企、公务员、事业编、大厂……每一个精炼的字眼都是“高薪”或者“稳定”的代名词,附上几十万的年薪(税后和税前也要写清楚)作为注脚,以房产和代步工具收尾,一个闪闪发光的相亲对象便跃然纸上了。

这些白纸上鲜有人张贴照片,顶多描述身高和体重。这些生物信息在此情境下显得无关痛痒,就像“相貌端正”“性格开朗”一样,只是为了完成这份简历的格式化内容。格式的最后部分是联系电话,多数会写清楚,是父母的联系方式——几乎没有纸张上留下相亲者本人的电话号码。

我弓着腰低着头,有些狼狈地挨页看过摆在地上的简历——蹲下身子可以显得优雅一点,但是那样有挡住旁人走路的风险。一些替女儿相亲的家长们懒洋洋地坐在小板凳上,拿余光看向我,大多数并不会给我一个眼神,而身前摊着男性信息的叔叔阿姨们则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小姑娘自己来相亲啊,想找个什么样的?”一个大叔摊开双手抖了抖,“随便看,看上哪个跟我说。”

他的身前有十几张带着塑封的A4纸,每一张上面都是一个适婚或者超过了适婚年龄的男人。来之前,我了解过相亲角里时常有相亲机构人员出没,以介绍人恋爱赚取佣金,便问:“您是相亲机构的吗?” 

“不是不是哦……”大叔连连摆手否认,指着正前方的那张纸,“我就这一个,这些是我帮忙看着的。”

他的正前方,是一张毫无特殊之处的A4纸,上面写着的年纪是“82年”。

“小姑娘你哪年的啊?”

“95年的。”

两句话的功夫,已经有人围拢了过来。我有些尴尬地想要离开,大叔却饶有兴致地想跟我聊下去。

“95年的也不小了哦,想找个什么样的?”他的手指向了身前的简历,开始介绍起自己的儿子,“1米8几的帅小伙要不要?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生哦……”

“年纪有点大了……”我委婉地拒绝。

“年纪大点好,年纪大点的男人会照顾人。”

大叔还想强势地想和我继续聊下去,好在另一个围观的大叔替我解了围:“小姑娘你不要理他,82年的年纪是太大了啊!自己82年的么,还非要找86年以后的,上哪里找啊?”

“您是……?”我小心翼翼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帮我女儿来看看的呀,我女儿84年的。84年跟82年的么正好呀,可以让年轻人自己了解了解发展一下的呀。他非要找86年以后的,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84年的不符合我们家的要求,都快40岁了……”最先跟我搭讪的大叔腾地一下站起来,一步跨下铺着无数简历的台阶,和路过的大叔对上了脸。

“不可能的。”路过的大叔不看冲到自己面前的人,只冲我说道,“想找86的你猜要怎么样?除非整个社会都变了,再过50年……”

我还没接上话,他忽然转过头,冲着那位面前的父亲狠狠地说道:“再过50年,等下辈子就行了!”

不知道这两位爷叔之前是有了怎样不愉快的交流,趁他们剑拔弩张的空儿,我矮着身子落荒而逃。等穿过两拨人群,回头再看,他们也散开了。没看上眼就是不会再有交集的陌生人,犯不着真的动怒动手。

走到阿姨多的一面,身边略微安静了一些。她们看起来有一点疲惫,微微歪着身子,眼睛半闭着,都不怎么愿意多说话。有人就着瓶装水啃着面包,似乎这就是她的午餐了。

我停下脚步默念着纸上的信息,一个假寐似的阿姨忽然开口:“小姑娘自己来相亲的啊?蛮活泼的。”

我讪笑。

“你把帽子和眼镜拿下来我看看,包得太严实了。”这个突然醒来的阿姨像是进入了捕猎状态的猫科动物,完全不给我反应的时间,连珠炮似的发问,“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的?在上海哪个区?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我赶紧表示,自己只是过来看个热闹,并不是诚意想要相亲。阿姨便立马噤了声,又入定似的半闭上了眼睛,像是蛰伏起来养精蓄锐,等待下一次出击。

由于我的声音太大,身边的人都知道了我没有相亲的诚意,一下都对我失去了兴趣,连我身后的叔叔阿姨也散开了。整个相亲角看不见几个年轻的身影,他们想要上前找我搭讪,又没等到合适机会。

我朝着公园深处又走了一段,没有人再知道我前来的动机之后,我主动和几个看起来好说话的人聊了几句。他们有人已经连续泡在这里好几年了。

“您的孩子知道他在被相亲吗?”我见缝插针地提问。

“知道啊。”

我接着问,孩子是否同意这种形式的相亲。

被问的阿姨有些不悦地反问:“同意,有什么好不同意的?”

“那您有没有相到合适的,和您的孩子见过面聊过天……”

面前的人明显有些不耐烦地说:“相到了我还在这里干嘛?我回家去了呀!”

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良”企图,我又匆匆转换了阵地。

往里的一片小型空地上有一个带着音响自顾唱歌的中年女人,她的面前是自己的相亲简历——1963年出生的她,离过婚,生过孩子,有一套在宝山的拆迁房和退休金,希望能找一个有房子和退休金的男人共度余生。几个人被阿姨的歌声吸引驻足,看了几眼之后又走开了。阿姨没有停下来跟谁对话的意思,自顾地唱着情歌。

看见连唱情歌的女人都不会引起周围人的关注,我忍不住找了个人问:知不知道在相亲角里有个读情诗的男人?

“读诗啊?什么诗啊?没看过。”一个今年年初才开始过来“摆摊”的大叔直摇头。

“那个人啊?”旁边的大叔抬眼看了看我,冲自己的同伴小声说,“就是扇形广场上的那个人吧……”

“哦他啊?”两个人对了下眼神,心领神会地点了下头,不再言语。

“您知道吗?”我有些兴奋地追问。

“你问他干什么?”率先想起来的爷叔瞥了我一眼,语气里有些厌烦,“那个人脑子不太正常的。”

说罢,他们两人凑在了一起小声交流起来,不再搭理我。我便朝着他们所说的扇形广场的方向走去。

所谓的扇形广场,就是进了公园大门后西侧的一片空地。它的直角边朝内,安置着几个供人休息的座椅,再往里是高大的杉树和正盛开的绿植。弧形边是两道台阶,我进来时因为光照正强,那里只有铺了一地的简历,并没有人“值守”。等我兜了半天再绕回来,林荫已经盖住大半个广场,弧形边缘依旧无人,有一半的简历留在光里。

不过,里侧的长凳上已经坐着几个逛累了的中年人,他们目光毫无焦距地朝前望着,似乎是在看向广场中央那个站在小板凳上、旁若无人地朗读着诗歌的男人。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诗只念了一半,男人就停了下来。他从小板凳上跳下来,打开放在一边的手提袋,拿出一瓶矿泉水喝了两口,然后将手里的书籍随意翻到一页,又开始了下一篇的诗朗诵。没有人发现他前一篇诗歌戛然而止了,他身后坐着的几个人姿势不变,依旧看着他的方向。

有路过的人好奇地走上前,看着小板凳周围的物件——板凳的正前方是一张塑封的A4纸,左侧是一个大包裹,包裹外面有另外一二十张散落的A4纸。但只要这些路人不找男人搭话,即使他们在观察的同时不断地发出评价,男人也不会停止念诗。

我凑近了看,旁边散落的纸上是打印出来的一些诗歌,中间那张是男人的简介。与那些相亲者一样,这张纸上的寥寥几行字也概括了许多。它的标题是“相亲角里的爱情诗”,再往下写着:“艺术家曹再飞于2019年4月5号起每周末、节假日在此朗读经典爱情诗”。

曹再飞依旧在读诗,他看起来很不“艺术”——穿着普通的黑色长袖T恤,深色牛仔裤,一双卡其色的平底皮鞋。虽留着胡子,但没有特殊的形状——总之,毫无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家气息。

不过,从2019年的4月距今,4年有余了,能坚持干“读诗”这样一件大众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很“艺术”的。

4年前的春天,曹再飞第一次经过相亲角。

他本身是一名画家,当时是为了去上海当代艺术馆参加一场活动。相亲角里挨挨挤挤的银发族和雪片一样散落的相亲简历,让他大为震撼,因为此前他从没想过相亲活动能以此种形式呈现。

“人被扁平化为一些物质的东西,爱情被压缩到一个不存在的境地了。很不尊重,这是不对的。”曹再飞对自己的评价是内向的,这在我们的对话过程中可见一斑。他经常停下来思考,然后零碎地说上几句。

第一次经过相亲角的时候,曹再飞就想着要做点什么。很显然,艺术家的灵魂不赞同这样的相亲形式,他想用一种方式唤醒一部分的人们对此进行——不能说是反对,起码是思考。

如果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那一定是将此情景描摹下来。可是绘画在此处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如果在相亲角摆上相亲角里的众人画像,大概会先被群起而攻之。拍摄纪录影片更加行不通,一定更加被排斥。

曹再飞略加思索,决定在这里读诗。

爱情和诗歌都是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天然地具备吸引能力。当人们看不见的时候,可能会遗忘美好,但当这些美好被展示在眼前,一定会吸引到一些人驻足的。于是在2019年4月5日,一个清明节假日,曹再飞带着自己的小板凳和一本艾略特的《荒原》出现在了相亲角。

除了画家的身份,曹再飞还是一名大学老师。可第一次在人民公园的人群面前读诗,让他感觉比第一次站在讲台给几十名学生讲课还要紧张。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荒地上长着丁香

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

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当时曹再飞没有准备麦克风,大声朗读加上情绪紧张,让他在温暖的4月大汗淋漓。第一次的诗歌朗诵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便结束了,他朗读了30多页的《荒原》。和之后的无数次诗朗诵一样,身边鲜有人在乎他在做什么,但他依旧觉得有很多双眼睛看向自己,很多声音在议论自己。

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好奇且大胆的人凑过来,而他们也只是留下几句话后便离开了。

那些话里有赞同,他们觉得明码标价的相亲行为太过功利,赞同曹再飞朗诵的诗歌里所描述的爱情;有嘲讽,他们觉得曹再飞的行为就是沽名钓誉;也有疑惑,他们追问曹再飞到底在做什么,因为“读诗”似乎不能成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还有责骂,他们觉得曹再飞脑子不正常,在他们身边读诗会影响到自己的相亲活动——曹再飞没有换地方,于是这些人只好离开了。

诗念到一半,一名佝偻着身子的青年保安打断了曹再飞。

“你在干什么?”保安微仰起头冲曹再飞发问。

“我在读诗。”

“读诗做什么?”

“读一些爱情的诗,这不是相亲角么……”

“不行,你这样会打扰到别人。”保安斩钉截铁地说。

“那我把声音调小一点。”曹再飞侧身调节了一下挂在肩头的麦克风。

于是小保安也偃旗息鼓了——大约没有哪条规定明确说公园里不能进行诗朗诵,而他站出来驱赶曹再飞,只是下意识里觉得这个男人和相亲角里的其他人太不一样。

过去4年里,曹再飞面对过许多次类似的驱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遇上三四波人。最开始,他会围着自己的小舞台(那个小板凳)铺上一圈打印出来的诗歌,远看和旁人铺了一地的相亲简历别无二致。有保安过来制止他,在听到解释以后,依旧强势要求曹再飞收起满地的诗:“这是不允许的,每个人只许摆一张!”

保安们会平等地驱赶摆出一地广告的中介,曹再飞觉得这有点道理,于是只留下了自我介绍,将其他的诗歌都摞在了一旁。他的性格很随和,如果妥协和迁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让步。

可也有些保安不那么容易打发。曾有人以不知道曹再飞发表的内容里有没有不当的言论为由,坚持让他离开,他就耐心地陪着那位保安一篇一篇地翻看诗作的内容。

公园里的保安们和那些常驻的老人一样,都是些熟面孔,时间久了,曹再飞不与他们主动交流,就像是油滴入水,各自保持着距离。

曹再飞曾经设想过种种人们对自己朗读诗歌的反应,最后证实了,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一种——不在乎。他这些年在扇形广场的定期朗诵,对相亲角的影响,似乎只有将那个地点的人驱散到了几十米之外。那些为子女相亲的父母们不愿意和曹再飞同时出现,向保安举报无果后,便留下了一地的简历自身离开。诗歌的出现对其没有实质上的伤害,但却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大家都在谈论车子、房子、钱的时候,你在谈爱情。”曹再飞思索了一会儿,说,“显得你很清高——你清高就把周围的人衬得俗气,所以人家不喜欢你。”

对不少人来说,相亲角的功能远不止为子女找到伴侣这么单一。像打太极拳跳广场舞一样,定时开展的相亲角具有强大的社交属性。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年龄、家境,甚至苦恼(孩子大龄未婚)都相近的朋友,大家定期相会,互通生活中的烦闷和趣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锲而不舍、风雨无阻地来参加这场效率不高的相亲活动。比如新冠疫情解封后不久,老人们戴着口罩,即便保持社交距离,也要来参加相亲活动,甚至因为公园出现了密接患者导致上万人被居家隔离——这样的热情,明显是超越了为子女相亲本身了。

这些热心的社交人会主动友好地和曹再飞沟通,也会应邀站上他的小板凳读上一首短诗。具体地看一个人时,TA的衰老可以是优雅的,略微紧张的诗句里似乎还夹杂着对爱情的憧憬和甜蜜。

“很多人读诗都比我有感情。”曹再飞说。

他会凭感觉邀请围观的人挑一首喜欢的诗朗读,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拒绝,觉得不好意思,但在曹再飞的鼓励下,最终会站上那个20厘米高的小板凳。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路过,有些人是看了网上的视频后慕名前来的,有些人已经步入暮年,有些人还未经历过爱情。

在一些网友所做的旅游攻略上,相亲角是人民公园的一个推荐景点,而曹再飞的爱情诗朗诵,是相亲角的一个隐藏彩蛋,如果遇见了,是值得拍照留念的。对于专程来“打卡”的游客,曹再飞会盛情邀请他们参与进来。

“读诗就只是读诗而已,没有门槛,只要想读就可以。”

正如曹再飞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事情,就只是“读诗而已”。他不和参与到自己读诗活动中的人做深入的交流,大家萍水相逢后各自散去,所有的交集在读完一首诗后立即结束。正如他不对这个角落做读诗之外的事情一样,他不去谈论价值观上的问题,不做评判和解读。爱情诗可以吸引对诗歌和爱情有期待的人前来,而诗歌本身则在这个相亲角为爱情保留最后一点空间。

曹再飞并不排斥相亲,在2008年的时候,刚刚毕业工作的他参加过一次给青年教职工准备的相亲活动,男士缴纳30元的酒水费,女士免费。内向的曹再飞没有在那次相亲中认识女伴,但对活动本身的印象还算好:年轻的男女在一个刻意牵线的环境下自由交流,虽然拘谨,却是“人与人的交流”。与之对比鲜明的,就是人民公园相亲角的模式,如同房地产商挂出的待售房产的信息,来相亲的人像是在中介门店一般对着纸上的信息挑拣。

如果按照相亲角简历里的格式介绍自己,曹再飞说那自己是个“不合格”的对象。这个出生于安徽北方的男人,即便已经获得了新上海人的身份,也依旧是相亲角里的“二等”人。虽然他购有房产,位置却在上海郊区。虽有稳定的工作,却只是一名小小的大学讲师……一切都差强人意,不可能在成千上万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更不可能杀出重围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不过好在他已经完成了结婚生子的步骤,这可以让他在这相亲的洪流里找到一块坚实的土地站稳。

早早地结婚生子,听起来依旧很不“艺术家”,尤其是在上海。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们应该是国际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不会过早地踏入婚姻——更加不可能通过相亲结识自己的伴侣。

但是曹再飞说,自己始终有一部分精神根植于故乡的小城,就像是他不能变更的身份证号码一样。所以,硕士毕业之后,当父母催促他早点成家时,艺术家精神也并未产生巨大的反抗。他在第二次相亲中结识了自己的爱人,两人认识半年之后便举行了婚礼。

“我就像是咖啡和大蒜的组合一样,有甩不掉的土气。”

曹再飞的妻子从事着跟艺术相关的培训工作,她不读诗,曹再飞也不会读诗给她听。对于他们的爱情,曹再飞有另外的表达方式——每次准备出门读诗之前,曹再飞会做好该做的家务,在读完诗之后,他会准时回家和妻子孩子共进晚餐。

其他城市模仿着人民公园孕育出来的相亲角,大多也占据在城市公园的一角,规模大些的有上千人,小一点的可能只有一二十人。每当曹再飞出差到那些城市的时候,总会抽空去那里读上几段诗。苏州、成都、合肥……这些城市的相亲角有些在周五的下午开放,有些在周六出现,因为参与人数较少,它们维持的时间不会像上海这样长。

不过和上海的遭遇没有太大不同,当地的人们对曹再飞的行为有好奇,有排斥。一些小城的相亲角人数太少,那些父母们可能在日复一日的“摆摊”过程中彼此早已相熟,便聚拢在一起毫不掩饰地冲着曹再飞指指点点。也许是因为曹再飞停留的时间太短,也许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更加包容,曹再飞在其他相亲角很少遇到愿意一起参与诗朗诵的人。不过他对此也没有额外的期待。

最后

读了一个小时的诗,曹再飞停下来,擦干净一块小方砖,从包里拿出一面古铜色的金属牌。牌上是一个黑色的剪影——一个人,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扶着腰间的扩音器,微微凸起的小肚子和脚下的小板凳,无疑是曹再飞的自画像。这是曹再飞自己设计的logo,画面的下方写着:爱情诗广场。

“如果哪一天不来了,起码留下一个地标,证明我来过。”曹再飞将金属牌贴在地砖上后,仔细地擦去边缘渗出的胶水,有些遗憾地说道,“稍微小了一点,下次再做大一点,跟这个地砖一样大才好。”

“你打算结束这场行为艺术了吗?”我有些诧异。将人民公园的这个小角落命名为“爱情诗广场”,在我看来应该是活动的开始,没想到曹再飞却将其作为结束的标志。

“感觉已经够了。”曹再飞有些含糊地回答。

他在此读了4年的爱情诗,最开始的2年,每个月至少来读8次诗,几乎不错过任何一次相亲角的营业时间,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信念感和使命感驱使着他前来。后来他不再执着了,尽量保持每周都会出现的频率,即使是上海2022年漫长的疫情期后,人民公园重新对外开放相亲角的第一时间,曹再飞也带着自己的诗歌出现了——后来那次因为密接患者被居家隔离,他也没有逃过。

“那你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结束仪式吗?”我期待着他会准备一个艺术化的告别。

“应该不会。”曹再飞笑着说,“哪一天读完之后,就再也不会来了。”

说到“不来了”,曹再飞又提起了一个之前他常见到的老太太。因为他们的“摊位”相隔很近,眼熟且友善,见面时会点头致意。老太太属于社交需求大于为女儿相亲的那一类人,但在一次收摊之后就忽然消失了。曹再飞无从揣测她是厌倦了这样的行动,还是已经为女儿择得良人——或者她自己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总之,老太太再也没有出现。

“如果这个地标被保安清理了怎么办?”

“那如果有人来缅怀这个爱情诗广场,就只能大致知道在哪里,连具体位置都找不到了。”

爱情诗广场(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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