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开始了“自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蛙蛙日记，原文标题：《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题图来源：《小欢喜》
尽管长大后离开了学校的成绩排行榜，“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找榜单，并追求“榜上有名”。
在豆瓣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中，聚集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曾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家长眼中的乖孩子，却在生活和职场中变成了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在工作中，他们唯唯诺诺，不敢对上司提出异议，甚至在请假时都会产生沉重的负罪感，生怕耽误了工作。
在喜好上，他们难以面对真实的自己，换头像有时都会瞻前顾后，只会使用符合“乖乖女/男”人设的温柔可爱风，对张扬的头像“敬而远之”。
在生活中，他们总是过度反思，认为自己不够出色就“不配”享受，因打游戏而内疚，对消耗的“无意义时间”感到羞愧。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不善拒绝、加速内卷、积极反思，为了满足上级的期待而努力改变自身。对于他们来说，人生是轨道，容不得一毫米的越轨，否则便会天翻地覆。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简介。图/豆瓣
然而，正如小组简介中所言，“好学生们”将成为乖小孩的使命延续到长大后，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牢笼中。
于是他们抗议——“去他的三好学生，我给自己颁奖状”。
一、好学生心态：限定版的讨好型人格
“好学生们”曾是人生的胜利者，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们往往扮演着优等生的角色，在题海中觅得超出同龄人的应试技巧，并将之视为优秀的佐证。另外，“好学生们”也早早懂得如何迎合父母老师的期许，将自己包裹在“乖巧”“听话”的外壳中，隐藏哪怕一丝的叛逆。
他们习惯了优秀的头衔，并在长大后，延续了好学生限定版的讨好型人格。
何炅谈“讨好型人格”。图/朋友请听好
讨好型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得拒绝，总是将他人感受的优先级摆在第一位，甚至不惜以压抑自己为代价来获得外界的肯定。英国心理咨询师雅基·马森将这种圣母型人格称之为“可爱的诅咒”。
被“诅咒”的孩子往往以外部评价动机为主，在他人的期望中内耗自己。为了维持外在“优秀”的自我形象，他们对领导高度服从、不敢“忤逆”，习惯性地用讨好他人的方式获得外部肯定。
“讨好型人格”的倾诉。图/小红书
另外，之所以称其为好学生限定版的讨好型人格，是因为“受害者们”所追求的并不单只是情感上的反馈，更多的是社会评价体系的认可。
“好学生们”在学生时代是这套评价规则中的胜利者，却也是规则最大的敬畏者。
曾经热搜上的话题——“大胆请假拒绝请假耻辱”，就是这一群体的共同呼唤。他们将学生时代的“全勤”荣誉延续到工作中，请假成了难以启齿的需求，纵使写八百字小作文加上卑微道歉也难以弥合此种耻辱感。
这种对上位者的讨好，从另一个侧面看，也是一种“权威恐惧症”。
“好学生们”延续了学生时代对排名的敏感度，一头扎进绩效竞争中，在优异的成绩中才能感知自我价值。
对他们而言，努力学习只是为了在竞争中胜出，而非追寻自我的价值。这种优绩主义的恶性竞争，让他们甚至不惜用自我PUA的方式获得满足感。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表示，自己的每一分钟都得过得有意义，否则便会陷入无穷尽的内耗。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发帖。图/豆瓣
或许是学生时期，寒暑假“弯道超车”的概念过于深入人心。不知不觉中，他们患上了“假期焦虑症”——发呆和闲逛成为了人生的非必要，休息与娱乐变成了潘多拉的魔盒。
因此，“好学生们”在成人后再一次拉开内卷式竞争的大幕，并乐此不疲地为自己的优秀而自证。
二、好学生形象：“镜中我”的迷思
“好学生们”享受过优等生的红利，并将之奉为圭臬，却在工作之后发现，优绩主义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产中并不完全适用，反而让他们成了“冤大头”“死脑筋”。
童年时期，他们是孔融让梨中的主角，尝到了让渡自己的权益之后获得赞誉的甘甜；成年之后，这种为了“美名”而牺牲自我利益的途径，却让他们成了包子一般的职场老好人。
而“好学生”形象的构建并不仅仅来源于自我感知，更多的是“镜中我”的反射。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往往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相关联，他们无一不被原生家庭寄予浓烈的角色期待，背上了没有退路的“懂事”枷锁。
在传统的中国道德认知中，“懂事”是一个好孩子的必达标准。
首先，“懂事”意味着懂得父母的牺牲与付出，是对他人处境的一种共情。其次，懂事也意味着反馈与感恩，是一种对社会伦理的融入。
而当“懂事”被异化，其背后是无尽的沉默与压抑，“好学生们”被框在“乖巧懂事”的评价中骑虎难下。
“好学生们”大多表示自己从未有过叛逆期，在无知的年纪便被灌输进“讨好他人”的处事原则。他们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每一个小需求，将他人的感受视为主体，只为当一个“省心的孩子”，却反而忽略了自身的欲望。
而自古以来的“学而优则仕”“状元崇拜”，应试教育下的单一评价逻辑与填鸭式教育，则构成了一套成熟的社会驯化模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逆天改命的科考神话，如今仍然以优绩主义的形式蔓延在人们的价值体系中。
在当代，优绩主义许诺了财富与权利公平分配的蓝图，让人们相信努力与才能是一条最为光明的上升渠道。在优绩主义的叙事框架中，高等教育成了实现阶级跃迁的圣殿，是通往精英阶层的天梯。
而作为高考这一目前最为公平的高等教育选拔机制的获胜者，“好学生们”或许在潜意识中带有隐秘的优越感，认为学历、成绩是更高级的评价标准。
尽管长大后离开了学校的成绩排行榜，“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找榜单，并追求“榜上有名”。
但生活并不像高考一般，拥有标准答案。
好学生也有疲惫的瞬间，靠意志力强撑的自我管理，终有绷不住的时刻。如果将精力消耗在寻找正确答案中，苦苦寻找成功的最优解，反倒会失去犯错的勇气。
当我们对优绩主义“去魅”，会发现它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等品与残次品的分类过于简单粗暴，优生与差生也并没有唯一的评价体系。
三、野孩子复仇记：从自由说起
事实上，“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的身份构建往往来自于他者的观照，却非自我的认同。而这种依附于他人的价值追寻，不经意间就会变成海市蜃楼。
正因如此，当张兰在直播间说，想要学历高的“好孩子”，不要学历低的“野孩子”时，“好孩子”们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反倒意识到了自身被资本的驯化。
当“受害者”一朝惊醒，打破了对功绩的笃信与执迷，便开启了自救。
小组中，一批打破“好学生”镜像的勇敢者自称是“自由人”，他们从自我形象管理开始，尝试曾经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染发、纹身，冲出原本固化的生活状态。
“自由”代表了人的可完善性，即自由人不仅可以选择做什么，也可以选择成为什么。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发帖。图/豆瓣
但正如《社会契约论》的开篇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就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里所描述的那样，在权力与多数人的暴政中，人是处在其时代与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
苦“好学生心态”久矣的他们，或许难以彻底对这个世界宣战。但他们选择在小事情上，突破小心翼翼的讨好感，重新获得对生命的掌控权。
“我常常想变成一颗蒲公英的种子、一朵花、一只蚂蚁，渺小又自在地活过我的一生”。
在工作日请假去一次游乐园，公司并不会倒闭；在周末放空看一次日落，世界并不会毁灭。
他们在组中分享自己的小心得——“教你们成为坏孩子”“学会了如何发脾气”“学会如何没有负担地玩乐”。“好学生们”开始学着允许自己的日落，将紧绷的神经暂时搁置在黄昏中。
与其说这是“迟来的叛逆”，不如说是刚刚好的勇气。与不那么优秀的自己和解，或许才是救赎真正自我的解药。
他们说，原来人生可以这么简单。
所以，人生是旷野，撒欢就是了。
参考资料：
[1]王建华.高等教育中优绩主义为什么会失败[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0(04):1-12.
[2]李沁柯，夏柱智.破碎的自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21(07):81-88+95.
[3]张婷婷，郑航.“懂事”——成长期待中的教育意蕴[J].教育科学研究，2020(05):78-8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蛙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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