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婚育的年轻人，“普婚普育”的范式会被改写吗？
婚姻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的核心特征之一。过去20年间，我国年轻人口的婚姻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结婚推迟趋势，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中，年轻人口结婚更晚、婚姻推迟趋势更为明显。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男性。在沪外来常住人口结婚总体上仍早于本地户籍人口，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户籍人口。就已经渡过婚龄的出生队列而言，尽管上海居民的终身不婚水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偏低的，但也呈现出越晚出生的人群终身不婚率越高的趋势。
综合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的趋势、结婚意愿更低的现实，参照相邻国家和地区推迟结婚和终身不婚的变化趋势，可以预判未来上海的年轻人群推迟结婚的趋势仍将持续，终身不婚水平还会提高，也将成为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动摇“普婚普育”的婚育范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蓉（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暨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标题：《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头图来自：《我无法恋爱的理由》
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观念和行为，不仅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比如求学就业、生育安排、家庭生活等息息相关，也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水平、婚姻家庭模式等，因此常常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媒体关于婚姻的缔结和解体的报道也会引发广泛热议，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特别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快速城市化，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也随之发生着改变，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缔结婚姻的不断推迟。此外，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核心变动趋势。尽管各国尤其是东西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之路存在差异，但婚姻推迟几乎是全球范围内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
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推迟婚姻的适婚年龄人口增多，就会观察到婚姻推迟的现象，导致处于单身或者说“大龄未婚”状态的人群数量增加。在媒体报道中和网络平台上，“结婚难”“结婚晚”“不结婚”似乎已成为引发热议和带来流量的新密码，“单身”“大龄未婚”“剩女”“空巢青年”“独居”等也渐渐成为社会流行词汇，“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单身大国”甚至成为全网关注的热搜。
“单身经济”“孤独生活”正逐渐兴起，“一人文化”也逐渐被打造成为一种新兴的潮流趋势。不过，褪去媒体报道的眼球效应和出于商业目的的过度渲染之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针对这一新的人口现象开展系统的研究，以获得足够的、客观的、全面的认识，预判未来人们婚姻行为走势及其对生育水平和家庭模式的影响，为完善生育和家庭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人口普查数据无疑是全面、客观分析该话题的不二选择。
一、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基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大龄未婚”现象和“大龄未婚”人群的特征[1][2]。此后的研究逐渐增多。早期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推迟结婚是一种非自愿的行为，“大龄未婚”是一种不得已的状态[3]，“大龄未婚”人群虽然已经出现但仍是规模较小的群体[4]，他们不应被歧视、忽视和遗忘。
这符合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的社会语境中，大众对于“大龄未婚”这一现象和“大龄未婚”群体的主流心理和看法，即“大龄未婚”人群是需要给予更多关心的“弱势”群体，帮助这些人顺利成婚是重要的议题。
伴随着推迟结婚现象的广泛出现，社会对这一现象的接受度逐步提高，认识逐步加深，学界的研究也随之深入，不仅研究这一婚姻行为本身，还关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人口学后果。有学者基于2000~2017年间的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年轻群体的婚姻逐渐推迟，“大龄未婚”人群规模有所扩大，在同龄人口中的占比有所提高[5]。
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无疑是导致初婚推迟的一个主要原因。实证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会推迟初婚年龄[6][7][8]，会降低人们(尤其是女性)结婚的可能性[9]，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能面临比其同龄人更大的未婚风险[10]。但也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没有降低接受者的结婚意愿，只是推迟了结婚，并不会终身不婚[11][12]。
那么，推迟结婚和终身不婚之间又有着何种联系呢？谭琳等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大龄”女性未婚比例普遍上升趋势的分析认为，其直接后果将导致女性永久单身率的上升，进而导致“普婚”的婚姻模式和观念发生改变[13]。封婷通过构建参数模型拟合中国女性初婚年龄模式发现，初婚年龄推迟带来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升高，城市不婚更严重，且出生较晚的队列趋势变动加快，或将打破中国女性“普婚”的传统[14]。
翟振武和刘雯莉的分析发现，我国人口中35岁之后还处于未婚状态的比例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不超过5%）且变动幅度非常小，终身不婚者的比例是极低的（50岁以上未婚者占比低于2%）且多年间几乎未变。因此，他们认为，结婚推迟并不意味着终身不婚，我国仍是“普婚”的社会，且与日韩相比我国“普婚”的特征更为明显[15]。
不过，笔者认为，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已经完成婚姻事件的人群而言，其初婚行为大多数发生在过去20余年间，因而这批人的终身婚姻状态反映的是过去20年间人们的婚姻状况，或许并不能代表当下和未来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口的终身婚姻行为的变化趋势。
因此，结婚推迟现象的日益广泛，是否意味着结婚越来越少、终身不婚越来越多，是否可能动摇中国社会“普婚”的婚姻范式，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而如果等到当前的年轻队列渡过婚龄期再来关注他们的婚姻推迟或者终身不婚行为，可能就会缺乏前瞻性，我们的认识将会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关注当前年轻队列的婚姻推迟趋势，并尝试对其未来的终身婚姻行为进行预判。
二、研究目标、数据及方法
近年来，全球范围普遍观察到了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的现象，这也被认为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16]。那么，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婚姻推迟现象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未来将会有怎样的走势，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更新的数据进行探索。
更为重要的是，婚姻推迟现象研究并不等同于婚姻推迟趋势研究，只有开展趋势研究才能提炼出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见。每一个个体推迟结婚的行为集合成群体的选择就形成婚姻推迟现象，长期持续的婚姻推迟现象即形成了婚姻推迟趋势，也即形成了推迟结婚的规律性特征，由此可以推测未来的变化走势。因而，观察和研究婚姻推迟趋势需要长期数据支撑，比如10年、20年。
此外，即使是认为“大龄未婚”只是生命历程中一个短暂的状态，并不会动摇我国普遍结婚的婚姻范式的学者，也不否认在大城市、高层次学历的人群中，不在婚人口占比可能会高一些[17]。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对上海的研究无疑可以反映我国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结婚推迟的变化趋势，即便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目前现状。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人口转变、价值观念转变，上海都对全国起到先导作用。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考察上海居民结婚推迟趋势及其特征，对判断全国未来趋势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由此，本文首先基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的全国和上海市的数据，探析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其年轻人口婚姻推迟变化趋势及其规律性特征，并以全国城市地区和全国范围的一般水平作为参照进行比较分析。
其后，剖析导致年轻世代结婚不断推迟的多重因素，并将视野延伸至东亚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基于其相应年份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婚姻推迟的趋势，进而探讨上海年轻人口婚姻推迟的未来变化趋势及其对终身不婚和生育水平可能产生的影响。
分年龄（组）的人口中未婚人口的占比，即为年龄别未婚率，该指标可以剔除年龄结构的影响，便于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同一年龄（组）在不同时间点上以及不同出生队列在同一时间点上的未婚率的比较，均可以用于反映和测度人们进入婚姻的推迟趋势。
三、上海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分析
1. 年轻人口呈现出明显的婚姻推迟趋势，且第二个10年比第一个10年更为突出
图1和图2展示的是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和2020年“七普”时，上海男性和女性15岁及以上常住婚龄人口一岁一组的年龄别未婚率曲线。可以看出，几条曲线的大致走势类似，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呈现出明显地推迟进入婚姻的趋势。
从三条年龄别未婚率曲线的总体走势来看，20~40岁之间曲线呈明显的单调递减走势；其中，20~30岁之间曲线的斜率最为陡峭，即20~30岁是大部分人迈入婚姻的年龄；30~40岁间曲线斜率变缓，这个年龄段人们还在陆续进入婚龄；40岁以后曲线基本保持水平，即40岁以后绝大多数人已经进入婚姻。
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从三条曲线的逐步向后推移中看出，20年间上海居民（尤其是其中的20~40岁年轻人口）明显的婚姻推迟趋势，且三条曲线之间的距离也直观地反映出，最近10年间上海常住人口婚姻推迟的趋势比上一个10年更为明显。
在图1和图2曲线的基础上，再结合表1的三次普查时上海常住人口不同水平的年龄别未婚率对应的年龄区间和表2的三次普查时几个节点年龄对应的上海常住人口年龄别未婚率，可以发现年轻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逐渐增多，大龄未婚者群体在扩大，也更加清晰地展现出婚姻推迟的趋势。
比如，从年龄别未婚率的变化幅度来看，年龄别未婚率从90%下降至50%的年龄跨度从“五普”时的从21岁至24岁，到“六普”时的从21岁至25岁，再到“七普”时的从23岁至27岁；年龄别未婚率从50%下降至10%的年龄跨度从“五普”时的从25岁至30岁，到“六普”时的从26岁至32岁，再到“七普”时的从28岁至37岁。
再如，从几个节点年龄上的未婚率比较来看，“五普”时的25岁人口中有40.07%处于未婚状态，“六普”时升高至53.05%，而到了2020年“七普”时，尚未缔结婚姻的高达76.63%，即只有1/4的年轻人会在25岁前结婚。“五普”时的30岁人口中仅有10.35%处于未婚状态，35岁人口中仅有4.69%的人尚未结婚，而到了“七普”时，30岁人口中仍有高达32.06%的人尚未结婚，即使是35岁人口中也仍有13.90%的人尚未进入婚姻。
2. 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婚姻推迟的程度大于男性
对比图1和图2中年龄别未婚率曲线在水平方向上的前后位置，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女性相对于男性结婚更早些，但是图1中男性的三条曲线之间相隔的距离明显比图2中女性的窄。也就是说，21世纪的前20年间，尽管上海女性结婚总体上还是早于男性的，但女性推迟进入婚姻的程度要比男性更为明显。
而且，从水平方向看，女性的三条年龄别未婚率曲线从陡峭到平缓转变的年龄逐步推后；从垂直方向看，女性的三条曲线转弯时对应的年龄别未婚率逐步升高。这就使得女性的年龄别未婚率从30%往5%走的那一段，三个曲线的转弯角度开口在变大，三段曲线间的间隔距离也显得更宽。这可能表明，女性步入婚姻的节奏变缓、年龄段拉长，女性似乎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择偶中的所谓“年龄焦虑”。
结合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反映这一趋势性特征。从年龄别未婚率的变化幅度来看，“五普”时，男性的年龄别未婚率从90%下降至10%的年龄跨度大概是从22岁到32岁，女性是从21岁到27岁，女性的年龄别未婚率曲线相对于男性更为陡峭；“六普”时，两性相应的年龄跨度分别为从22岁到33岁和从20岁到30岁，女性的年龄跨度明显在拉长；时至“七普”，两性相应的年龄跨度已分别变为从24岁到37岁和从23岁到37岁，基本相当（见表1）。
再如，“五普”时30岁男性的未婚率为15.39%，女性仅为4.81%，男性大大高于女性；而到了“七普”时，30岁的男性和女性中分别还有高达36.35%和27.05%的人尚未结婚，两者均有大幅度提高，但差距有所缩小，即使到了35岁，两性的未婚率仍达到15.21%和12.45%，大大高于前两次普查，而且女性更为显著，两者间的差距也大为缩小（见表2）。
复旦大学团队与文汇报于2020年的调研也发现：对于“只有遇到喜欢的人才结婚”“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一个人很好，不想恋爱”这几个问题，女性的认同比例更高。男性则更加认同“人的一生中必须结婚”，40.61%的男性认为人的一生中必须结婚，而这一比例在女性中仅为15.35%（https：//ssdpp.fudan.edu.cn/dc/d4/c20785a253140/page.htm.，笔者于2022年6月13日查询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网站。）。可以说，现代女性在择偶过程中表现出更加注重情感因素、更多的自主性，更少将婚姻当作人生的必选项，并且表现出比男性更加低迷的婚恋意愿。
3. 外来人口结婚仍比户籍人口早，但婚姻推迟的幅度大于户籍人口
人口流动是现阶段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突出特征。上海历来是一座移民城市，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不断聚集、沉淀于此。
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上海全市常住人口2487.09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占57.86%，外来常住人口占42.14%。在全市2243.46万15岁及以上常住婚龄人口中，户籍常住婚龄人口占57.10%，外来常住婚龄人口占42.90%，与总人口的户籍构成基本相同，外来常住人口已成为上海人口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常住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两大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区分研究。
图3展示的是2020年“七普”时上海市户籍常住婚龄人口和外来常住婚龄人口分性别的年龄别未婚率曲线。图中4条曲线的大致走向相似说明，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外来人口的年龄别未婚率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变化趋势，但也可以明显看出户籍常住婚龄人口比外来常住婚龄人口进入婚姻要更晚。其中，户籍男性最晚，户籍女性和外来男性居中，外来女性最早，这是两性在初婚年龄的差异与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结婚时间的差异相叠加的结果。
具体来看，25岁的户籍男性的未婚率为88.16%，户籍女性为78.47%，外来男性为79.45%，外来女性为69.62%；30岁时，户籍男性的未婚率为42.03%，户籍女性为34.09%，外来男性为33.16%，外来女性为23.97%；到了35岁时，户籍男性中还有18.59%的人没有结婚，户籍女性中有12.68%、外来男性中有15.65%、外来女性中有9.5%的人尚未结婚。
笔者还计算了“七普”时两个群体的平均初婚年龄，其中，户籍常住人口为26.11岁，外来常住人口为24.42岁，也进一步证实了外来常住人口初婚比户籍常住人口早。与此同时，纵向趋势比较发现，户籍常住人口平均初婚年龄比2010年“六普”时推迟了1.26岁，而外来常住人口推迟了1.52岁。这说明尽管外来常住人口结婚仍然早于户籍常住人口，但也表现出推迟结婚的趋势，而且最近10年间推迟的幅度大于户籍常住人口，其推迟结婚的行为有向户籍常住人口靠拢的趋势。
4. 全国范围均呈现出婚姻推迟趋势，上海年轻人口结婚更晚于全国和全国城市地区的一般水平
表3展示了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和2020年“七普”时，全国、全国城市地区（“五普”汇总数据中，没有区分全国城市地区的婚姻统计数据）以及上海市的男性和女性婚龄人口五岁一组的年龄别未婚率。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上海市、全国城市地区还是全国范围内，同一年龄组在不同年代的未婚人口占比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20~39岁年轻队列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反映了过去20年间我国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中普遍的婚姻推迟趋势。
比如，上海的30~34岁男性中“五普”时未婚人口仅占11.65%，“六普”时上升至13.41%，“七普”时大幅度提升至26.11%；全国城市地区的30~34岁男性中“六普”时未婚人口仅占13.34%，“七普”时提高至21.87%；全国范围来看，30~34岁男性中“五普”时未婚人口仅占7.45%，以后两次普查依次提升至12.62%和20.55%，也是后一个10年提升更为明显。30~34岁女性中未婚人口占比也提升得非常明显，上海女性从3.35%提升至19.44%，而全国范围内也从1.35%大幅提升至9.33%。
图4和图5进一步展示了2020年“七普”时上海市、全国城市地区、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年龄别未婚率曲线，非常直观地显示出，上海年轻男性和女性结婚比全国城市地区的平均水平要晚，更加晚于全国的一般水平。而且从两张图中三条曲线的间隔距离也能直观地看出来，上海年轻女性比全国城市地区、全国女性的一般水平晚的程度要大于上海年轻男性。
在23岁到40岁之间，各个年龄的上海男性的未婚率都比全国城市地区的男性的一般水平高，更高于全国男性的一般水平，40岁以后三者的水平趋于一致，大多数年龄的未婚率都在5%以下。在22岁到48岁之间，各个年龄的上海女性的未婚率都比全国城市地区的女性的一般水平高，更高于全国女性的一般水平，48岁以后三条曲线几乎重叠，大多在2%以下。这说明，对于较早出生的队列，上海市与全国城市地区、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意义上的人们一样，普遍婚姻是主流的婚姻范式，但对于较晚出生的队列，上海市居民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婚姻推迟趋势。
四、婚姻推迟的成因、影响及未来走势探讨
1. 年轻队列推迟结婚是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前文数据分析表明，近年来上海市年轻队列的婚姻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婚姻推迟趋势。晚婚且不断推迟结婚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城市化、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家庭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年轻人婚姻行为上的反映。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仅客观上推迟了人们的结婚行为，也对人们的婚恋观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上海市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五普”时的9.3年提高至2010年“六普”时的10.5年，至2020年“七普”时达到11.5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比，从2000年“五普”时的11.4%提高至2010年“六普”时的22.8%，再升至2020年“七普”时的35.4%。“七普”时本科学历占18%，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4.5%。
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青年人更倾向于自己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投资，更注重自身的事业发展，而恋爱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耽误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在人生的追求中事业发展甚至已经优先于恋爱和婚姻。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的经济成本也越来越高，结婚本身就需要高昂的经济成本，尤其是不断攀升的房价[18]。年轻人往往一时无法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婚后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供房子等生活压力更大，这也是令许多年轻人推迟结婚或是对婚姻望而却步的现实障碍。换言之，婚姻已被视为一种奢侈品，只有在人们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之后才能获得。人们似乎是将婚姻“准备就绪”与收入适中、事业发展前景好以及工作稳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
前文的分析还发现，女性表现出明显地甚至比男性更为大幅度的推迟结婚的趋势。这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意识增强、婚恋观念转变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加剧单身趋向的因素。女性主动选择被“剩”下来，这不仅与女性的学历和经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有关，也有女性地位提升及其对婚姻认可度下降的原因。
此外，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婚姻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人们不再将生育作为结婚的首要目的，更看重婚姻的情感效用，夫妻双方间的平等性增强，个体的需求更加被重视，更期待建立双方平等、独立、自由的新型关系。
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对伴侣各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婚姻匹配难度上升，更加难以进入婚姻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已经结婚的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更高，难以满足双方需求的婚姻更易解体，这又会使得年轻人惧怕进入婚姻。正如复旦大学和文汇报的婚恋调查所发现的，年轻人群的婚恋观念与年长人群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在“人的一生中必须结婚”这个问题上，相比较早出生的队列，年轻人群表现出较低的认同，而认同“只有遇到喜欢的人才结婚”的比例更高。
2. 年轻队列的婚姻推迟趋势未来还会继续发展
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婚姻家庭领域都发生了且还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是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尽管东西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之路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结婚越来越晚是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够观察到的人们的婚姻行为转变的主要特征之一。
过去20年间，与上海同处中华文化圈的几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均表现出明显的婚姻推迟趋势。以30~34岁女性的未婚率为例，日本从2000年的26.58%提高至2020年的35.25%，韩国从2000年的10.75%提高至2015年的37.53%，新加坡从2000年的19.50%提高至2020年的32.80%，香港地区从2001年的31.20%提高至2021年的43.08%。同样地，30~34岁男性的未婚率，日本从2000年的42.91%提高至2020年的47.35%，韩国从2000年的28.07%提高至2015年的55.83%，新加坡从2000年的30.70%提高至2020年的41.90%，香港地区从2001年的44.10%提高至2021年的57.65%。
尽管目前来看，上海年轻人口结婚推迟态势还没有上述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突出，但不能不说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许预示了上海未来有很大可能将会面临的趋势。加之年轻队列婚姻家庭观念、成长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与年长队列已发生显著的改变，我们有理由预判，未来上海年轻人口婚姻推迟的趋势还将继续发展，将会更为突出。
3. 年轻队列的婚姻推迟趋势可能会推高其终身不婚水平
婚姻推迟是否会带来终身未婚率的上升，也是学界的研究重点。人口学上一般将50岁时仍未结婚视为终身不婚[19]。终身不婚统计数据理论上需要追踪一批人一生才可以得到，在现实的统计中往往难以获得严格的纵向追踪数据。
我们可以根据2020年“七普”数据来回推已经渡过婚龄期的队列的终身不婚水平及其变动状况：2020年时50~54岁人口为1966~1970年出生的队列，55~59岁人口为1961—1965年出生的队列，以此类推，2020年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即为1955年及以前出生的队列。上海1970年以前的出生队列的终身不婚水平是很低的，尽管如此，还是能够看出已渡过结婚年龄的队列中，越晚出生的队列终身未婚率越高：1955年及以前出生的男性队列和女性队列的终身未婚率分别仅为1.35%和0.64%，而1966~1970年出生的队列已分别增至3.35%和1.27%。
现实中，一般40岁以后发生初婚行为的概率已经较低，我们也可以借由2020年40~44岁组和45~49岁组的未婚率来回推“70后”们的终身不婚率，可以发现比“50后”“60后”们又有明显提高，1976~1980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队列未婚率分别达到了5.95%和5.05%。图6还展示了分户籍性质的1980年以前出生的队列的终身不婚率，其中户籍男性的终身不婚率最高，外来常住女性的终身不婚率最低。从队列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户籍男性、户籍女性还是外来常住男性、外来常住女性，各个人群均是越晚出生的队列，终身不婚率越高。
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结婚不断推迟的同时，终身不婚率（50岁及以上人口的未婚率）也在不断提高，其中，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终身不婚率相较更高，韩国虽然目前仍低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但过去20年间提升的幅度也非常明显：日本男性从2000年的4.93%提高至2020年的12.48%，女性从3.98%提高至7.17%；新加坡男性和女性分别从5.72%上升至9.61%、6.17%上升至10.84%；香港男性和女性分别从5.20%上升至8.39%、3.50%上升至9.80%；韩国50~54岁男性中2000年时有1.27%的人未婚，2015年时提高至7.93%，女性也从1.06%上升至3.72%。
相较来看，上海目前的终身不婚率尚处于较低水平。但是，综合已度过结婚年龄的队列中越晚出生的队列终身未婚率越高，年轻队列不断推迟结婚的趋势和愈发低迷的结婚意愿，以及东亚相邻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终身不婚水平及其不断提高的态势，我们可以预判，即便当前上海已渡过婚龄期的队列的终身不婚水平还相对较低，但是年轻世代可能不止会结婚越来越晚，甚至未来还会越来越少，其终身不婚率将会继续提高，终身不婚的人群可能会越来越大。
4. 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甚至不婚是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往未来看影响更甚
当前，在我国非婚生育总体而言还不为社会广泛认同，进入婚姻是生育孩子的前提。在婚内生育仍为主流的中国社会背景下，晚婚即会导致晚育，结婚的不断推迟也会导致初次生育时间的不断延后。正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上海市户籍人口平均初育年龄持续上升，2000年为26.11岁，2005年达到27.42岁，2015年突破29岁，2018年继续突破30岁，此后几年都在30岁以上，即20年里提高了4岁。初育时间不断推迟无疑还将会缩小再次生育行为的选择空间，降低再生育行为发生的概率。
同时，不断推迟结婚也会使得一定时期内生育适龄期人口的未婚率上升、在婚率下降，而且从生命历程来看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段甚至走向终身不婚、终身不育的可能性也会提高。这将直接导致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如果第一个孩子还未生，更枉谈生育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孩子了。因此，年轻人结婚越来越晚甚至是越来越少，是上海低至极限的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往未来看，这个因素更加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事实上，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年轻人的婚姻推迟、生育旺盛期女性在婚比例下降对总和生育率产生的愈来愈强的拉低作用，甚至已经抵消了较高水平的婚内生育率带来的拉升作用，进而使得我国整体的生育水平持续走低[20]。
根据郭志刚的测算，如果用1994年较低的未婚比例对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1.054）进行标准化，那么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为1.459，比原来提高38.4%[21]。也就是说，即便未来上海的婚内生育率能够有所提升，但若不能抵消由于年轻人结婚越来越晚、越来越少所带来的越来越强的抑制作用，其结果还将会是持续低迷的极低生育水平。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例，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着重讨论年轻队列的结婚推迟趋势，并对其终身婚姻行为的变化进行前瞻性研究，同时探讨了结婚越来越迟甚至越来越少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近20年来，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中，20~40岁年轻人口的婚姻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婚姻推迟趋势。事实上，不止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即便是从平均意义上的全国范围或者全国城市地区来看，婚姻推迟既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也表现出明显的趋势，只是相较而言上海居民结婚更晚，推迟趋势更明显。这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观念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性别视角来看，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自主意识的增强、婚恋观念的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当前来看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从过去20年的趋势来看，女性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男性。从社会分层视角来看，在沪外来常住人口结婚总体上仍早于本地户籍人口，但是其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户籍人口，这反映出外来人口流入上海之后，婚姻行为有向本地人靠拢的趋势。
就目前已经渡过婚龄的出生队列而言，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等相比，上海居民的终身未婚水平总体上还是偏低的，且也未见比全国、全国城市地区的一般水平明显偏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越晚出生的人群，终身未婚的水平越高。结合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的趋势突出、结婚意愿低迷等调研发现，参照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趋势，我们认为未来上海年轻人群推迟结婚的趋势仍将持续，终身不婚水平还会提高，甚至有可能动摇中国社会“普婚普育”的婚姻范式。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表现出结婚意愿低、结婚越来越晚、甚至不结婚，会对生育产生愈来愈强的抑制作用，将成为增大低生育率风险的重要因素。应当在尊重和理解青年人选择的基础上，着力帮助青年人兼顾事业和家庭、工作和育儿，倡导适龄婚育。
本文仅是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尝试。未来笔者将进一步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分析大城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并与国内其他城市地区、农村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以更全面地解释婚姻推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并为亚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研究增添更多的生动案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大城市居民婚姻行为的新特征、成因、影响及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9CRK01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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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蓉（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暨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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