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深二代：我和多数深漂一样，躺不平也卷不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题图来自：深圳微时光
“像我这种普通深二代，真的就是脚踏实地打工的，和外地来的年轻人一样，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
深二代朱铭新25岁，在南山做建筑设计类工作，近些年来这行不太景气，他不满意这份工作的收入空间，但没有想到更好的机会，“不太愿意冒险，是深二代的通病”。
他租在南山的一个城中村里。住家里的话，他算过，通勤单程要花1小时40分钟。朱铭新家在深圳有一套自住房，父母也想给他再买一套房子，不过有心无力。
朱铭新的上一段恋情，终结于2022年。 前女友承受不了深圳的工作强度，辞职回了老家，两人的异地恋没能坚持下去。
这是几个普通深二代的生活经历。几个人中，出生于98年的朱铭新年龄最小，出生于86年的郑捷最大。他们的成长经历、时代机遇、原生家庭，乃至家庭的财富积累各不相同，这也造就了他们对于深圳这个出生地，迥异而复杂的感情。
离不开的深圳
深二代王嘉平目前的压力，集中在职业机会上。
从2018年大专毕业到现在，王嘉平求职一直磕磕绊绊。最近一年多，他一直在找工作，其间遭遇足以在社交平台上发一篇“我的奇葩求职经历”。
“我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说过，深圳这个城市是给有机会的人的，但是我们这种不算”。
王嘉平觉得深圳节奏越来越快，职场竞争越来越卷。某些中小型公司面试官对深二代的刻板印象，诸如“你们深二代，还需要出来工作吗”，也令他求职难上加难。
王嘉平还有份副业——自媒体博主，从2019年到现在，他独自运营两个账号，做过旅游博主、探店博主、摄影博主。其中粉丝最多的平台是小红书，有接近1000人关注他的账号。
做博主，是王嘉平大学毕业前的梦想，“不说百万粉丝，几十万肯定是想的，真正做了之后，才发现太难了”。自媒体探索不见起色，是他挫败感的另一重源头。
毕业后的种种际遇，令王嘉平对深圳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有时候很羡慕外地来的年轻人”，他说。
“他们有老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走，家不在这里，父母不在这里，没有牵挂。但是我们本地的就真的没有办法，一切都在这儿，想走真的走不了。”“老家”在王嘉平这里，意味着“民风淳朴、安逸，生活足以温饱的地方”。
在我接触的几个深二代中，除了37岁的郑捷，其他几位90后都表达过对外地年轻人的羡慕，但没有人愿意离开深圳。
对几位年轻人来说，“老家”更像是一个带有传统社会温度的浪漫化憧憬，而并非现实世界里的某个具体城镇。他们并不关注，外地年轻人眼里的“老家”，是否意味着原生家庭的创伤、相对匮乏的机遇、掺杂着人情的生存规则、闭塞保守的社会环境。
——“很多人离开老家，也一样回不去了”，我说。
——“主要是深二代的起点比别人高”，王嘉平说。
——“所以，向下很难是吧”，我问他。
——“是的”。
深二代刘小禹更为直接地向我解释了这一点，“你说我们的工作能力有多优秀，也没有多优秀，去其他内陆城市，我们不一定有那样的竞争力。深圳对我们来说，算是机会最多的地方了。”
“离开深圳，能去哪里呢？”我接触的几个深二代，几乎都问过这个问题。他们同龄的深二代中，也有离开深圳的人，那些人要么出国，要么去香港，也有少数去了上海、广州，都不是“向下”的路径。
有些时候，朱铭新也会羡慕前女友的选择。不过他还是更愿意留在深圳，“父母拼死拼活留在深圳，我不可能再跑回老家”。
上一段感情结束后，朱铭新体悟良多。比如将来找女朋友的话，对方要有定居深圳的打算，否则他也不想开始一段感情。他也理解了别人常说的漂泊感，“女孩子从外地来到深圳，是没有家的。”
买不买房这件事，朱铭新也跟结婚挂了钩。“如果我一个人，我没想过给自己买房，压力太大了。如果将来对象想在深圳有个家，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大部分我来承担，但不能全部由我来承担。”
“深圳这个地方，没有归属感，节奏很快，非常压抑，根本留不住的感觉，这可能跟我的原生家庭有一定关系。” 29岁的方明，在深圳出生长大，对这座城市却是另一番感受。
父母感情不和，对子女也苛刻，方明19岁离开学校，工作前几年一直在服务业兜兜转转，“刚工作时，工资负担自己都够呛，爸妈要求我赚钱回馈家里，吃饭买菜你要承担，家里盖房子要承担，我有能力也行，没能力的情况下，他们还要拿责任绑架你”。
几年前，方明有能力自立后，便从家里搬了出来，算是跟父母断了联系。他还有个姐姐，早已跟父母决裂。
工作这些年，方明也谈过恋爱，但都无疾而终，“我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非常强烈，如果背后有支撑，我的安全感应该不会这么低。也许是我心不够稳吧，每段感情都没法长久”。
方明打算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靠自己实现这些，很难。不说别的，你的伴侣能不能接受你的家庭呢？”
深圳给不了方明归属感，但他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去别的城市，大家都是嘴上说说，在深圳找不到工作，去其他地方更找不到了。”
“生于中产家庭 ，压力一样不少”
2014年刘小禹大学毕业时，父母掏空积蓄，又跟亲戚朋友借了60多万，买下了第三套房产。
新房房产证上写的是刘小禹的名字。叔叔听说后，揶揄了一句“留财产给女儿干嘛，都是要嫁人的，还不是白给别人家”。
房子买完没多久，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刘小禹后来才知道，母亲察觉到父亲出轨，清楚婚姻已走到末路，以绝食要挟父亲共同买下这套房子，就是想给她留一个安身之所。
“这可能就是财富的代价吧”，说到此处，刘小禹嘘唏不已。
这套房子父亲还了前六年的贷款，剩下的由刘小禹来还，“还完房贷，每个月月光，还要再还20多年”。
有些时候，刘小禹感觉自己被房贷绊住了，想换公司，不敢，“你到了婚育年龄，万一跳槽没成功，就被pass掉了”。她做财务工作，前段时间领导还在办公室调侃，以后AI就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
同龄的女性朋友当中，有些人生完孩子，再没工作过。她曾帮一个朋友争取过工作机会，对方以照顾孩子为由推辞了。“已经跟职场脱轨了几年，再跨出那一步很难，她希望薪资跟以前一样，别人还歧视她已婚已育，职场对女性不太友好”。
前两年，父亲生了一场病，当时丈夫的爷爷也在住院，夫妻俩两头奔波，那段时间可谓焦头烂额。这让刘小禹多了一份无形的压力，她母亲的朋友患有癌症，治疗花费巨大，“一场大病就可以压垮一个家庭”。
“有些同事会说，深二代很幸福，家里有几套房。我没有底气说房子是我的，那是父母的。如果家里多了一项花钱的事情，或者哪天他们突发奇想，去云南搞个农场，我也是啥都没有。” 刘小禹朋友的父母就是如此，夫妻俩给女儿留了一套房子，跑到云南开了家民宿。
刘小禹老公也是深二代，两人结婚后，住在公婆的房子里，公婆搬到了老公的爷爷奶奶家里。
两人工作收入都一般，“维持家庭还好，不敢有大额花销。将来养小孩的费用，父母生病的费用，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打个死工肯定不行。”夫妻俩都在摸索副业，“不然35岁失业了怎么办”。
刘小禹刚毕业时，竞争环境还不像现在这么激烈。但她求职时，也遇到过与王嘉平相似的情形，“天然地觉得你不够勤奋，问你深二代还找工作。不可能啊，大部分深二代还是需要工作的。”
递减的时代红利
父母一辈，习惯用过去的时代背景来要求刘小禹这一代人。
“他们觉得什么事情都很简单，你只要不懒，怎么不行。” 从小到大，刘小禹和身边的朋友，都是在父母们的比较中长大的。“鸡娃”在她读书时已是常态，只是不如现在“夸张”。
“父母那辈吃过苦，他们也是靠个人努力，改变了命运的，所以他们很信奉这一点。”
刘小禹的父亲，常跟她念叨自己的成长经历。父亲小时候闹过饥荒，啃过树皮，读小学时，就要骑着自行车去县城卖花生，他个子太小，够不着车座，只能一直站着蹬车。花生卖不掉，还要被他的父亲打。高中毕业后，父亲来到深圳，当过几年小贩，而后报考公职人员，还真的就考上了。
“那个时代是这样，我大伯当了兵，回来前途也很不错，我爸读个高中就有学历优势，他们成功的几率比我们要大得多。我们这一辈人要超越他们，我觉得很难，除非有奇迹，或者特别好的机缘”。
刘小禹有个深二代朋友A，本科211高校，后来又出国读了硕士，父母也有一定社会地位。A考公差了点运气，家里想托人帮她进个好企业，也没成功。虽然A自己找的工作也不错，刘小禹还是察觉到了世界的参差，“她这么优秀都达不到，我们能跳多高呢。”
“父母肯定不希望我掉落下去，可是大环境怎么样，谁也吃不准，能扛就尽量扛着吧。”
刘小禹另外一个朋友的弟弟M，从深大毕业后，没找过工作，一直在家里“躺着”。一家人实在看不下去，出钱帮M在东莞开了家餐厅，M不愿意过去打理，餐厅最后以亏本关店告终。
“父母那辈理解不了，我也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么懒呢。可能有些00后，感觉努力工作也收获不了多少，但是完全放弃，我觉得以后会有代价的。”
即便有压力，刘小禹还是愿意用努力来解决现实问题。“往上跳的渠道是小的，但是老一辈的话没错，你努力了，肯定会有收获，只是收获多少的问题。就目前来说，我自己旱涝保收就可以的。”
在刘小禹看来，自己与更年轻的深二代们的心态差异，跟时代机遇有一定相关性，“我毕业时的就业机会也好，竞争环境也好，至少体验过努力就能改变一些东西的成就感。我也因此愿意相信这个。”
86年出生的深二代郑捷，获得的时代机会要更多一些。2009年大学毕业后，她靠自己的能力，先后进入国企、世界500强外企，那时的普通本科生，找一份相对理想的工作，还不算太难。郑捷的两个孩子，都由母亲帮忙带大，生育没有中断她的职业历程。
33岁那年，原来的职业触及天花板后，郑捷决定改行做销售，因为这行“一分努力就有一分回报”，这是她信奉的竞争法则。
三十岁之前，郑捷与丈夫在华强北买了套一居室，作为孩子将来的学位房，租金足以覆盖按揭。10年前，一对普通白领夫妻，靠自己的积蓄，在深圳买房还不算困难。她和丈夫没有贷款和房租压力，父母有两套房子，其中一套给她的小家庭居住。
郑捷从没想过“离开”或者“留下”的问题。她在华强南长大，那一带的路闭着眼睛都能摸清楚，她对这座城市有着天然的归属感，从未想过换个城市生活，就算是香港也不行。
她不觉得自己的机遇比父母差，“要说买房的机会，那比不了。但是我们的收入，还是比他们年轻的时候多了不少。再说，我妈原来就是个普通工人，我爸爸自己做生意，父母的社会地位本来也没多高，也不存在跌落的问题”。
郑捷认识一个90后深二代Q。Q不打算结婚生子，租住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房间里，对职业和未来的要求都不高，“工资够他生活，够平时去个咖啡厅就行”。郑捷无法理解对方的生活态度，“人怎么可以一点目标都没有，哪怕是租个大点的房子呢”。
心态背后，是机会成本的差距。郑捷认为，这种差异，不仅与时代环境有关，跟原生家庭的财富积累也有很大关系，“Q有7个兄弟姐妹，家境不好，亲情关系也很疏离，靠不上家里的”。
王嘉平失业这一年半，靠着存款和父母的接济生活。父母没有给他压力，“他们希望我能养活自己就行，毕竟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已经很难了。”
每次跟父母要生活费时，王嘉平找到工作的渴望就更为焦灼。即便求职一直不顺，他超越父母一辈的心劲儿依然不减，“他们已经拼得这么多了，我是不是能站得比他们更高呢”。
“喜欢走捷径，是深二代的通病”，方明对我说。
“我身边蛮多朋友，很喜欢博弈，比如炒比特币。大家都不太愿意赚辛苦钱。”在方明看来，这与过去二三十年，深二代们的成长环境有关，股票买对了，房子买对了，赶上拆迁了，一个家庭就可能一夜暴富。
“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跃迁，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运气，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这个环境已经不在了，我的同龄朋友中，仍然还有大把人抱着这种想法。”
不过，投机这一点，在朱铭新的圈子里并不明显，“我认识的深二代，要么跟我一样普通、踏实，要么就很有钱，他们根本不需要搞钱，吃喝玩乐就行了。”
被城市化裹挟的一代人
在我们第二次聊天时，王嘉平又向我解释了“羡慕”的另一重意思，“在老家，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可能几十年都在那里，深圳的你去找，早就不在了”。
他羡慕那些保留完好的传统乡土关系——有一个承载昔日记忆的“老家”，有一群能找得到的童年伙伴。
“在深圳，很难有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地方，很多人你跟他说了再见之后，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了。”王嘉平一直生活在深圳，但小学同学，他一个都联系不上。
刘小禹的父母上个世纪80年代末来到深圳，她出生在罗湖桂园路上的住宅区里。
桂园小学的橱窗里，至今还贴着她小学同班同学的照片，风吹日晒，已经模糊泛黄。周围熟悉的店铺，老板早已换了几茬，只有街口的菜市场、一家牛肉店、一家蛋糕店，还有附近的麦当劳，生意从20年前延续到今天。
这个片区对刘小禹来说，依然延续着“故乡”的情愫。她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楼前楼后、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认识，“不是父母的同事，就是我的同学”，下午放学后，一群小伙伴凑在社区小广场疯玩，专程来督促学生回家的老师走近时，大家再一哄而散。
搬离这里之后，刘小禹过上了现代意义的都市生活，“小区里谁也不认识谁”。
走在桂园路上，她还能找到昔日的亲切感，司机在这片老社区，开车速度都放慢了不少，斑马线没有红绿灯，随时都能过，街头时不时能看见扶着轮椅蹒跚散步的老人。
“这才是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刘小禹带着我，在弯弯绕绕的窄巷中穿梭，以前的老邻居，大都搬离了桂园路，只有年迈的老人守着老房子。左边那扇生锈的窗栏里，是她朋友原来住的地方，右边那栋已经列为危房的小阁楼，是小学同学过去的家。小时候的幼儿园，已经改造为办公楼。上学时必经的那条窄巷，如今立着两栋在建的高楼。在破旧和簇新之间，她搜寻着过去的痕迹。
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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