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口无遮拦,这为他的公司引来了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然而,他的好友、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却因为看不到人同样被媒体炮轰多时。他已经在公共视野中消失太久了。
员工、股东、媒体以及政府官员们心中有同一个问号:“佩奇去哪儿了?”这个疑问背后是拉里·佩奇与社会的张力。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一家市值近万亿美元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
自 2013 年之后,患有喉疾以至于声量变小的佩奇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产品发布会现场或者是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并且自 2015 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受过新闻采访,除了几年前在TED上进行过一次演讲。
质疑在去年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达到了顶点。用户信息在Facebook上被泄密,社交工具Google+也被发现存在漏洞使得用户信息被窃,因此,谷歌干脆提前关闭了用户量一直不理想的Google+。
不仅如此,因俄罗斯涉嫌操纵 Google 旗下平台 YouTube 干预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立法者也正在寻找相关的管控措施。对于一家深深嵌入民众生活的公司,不断有参议员提出分拆谷歌的提案。
然而,面对汹汹舆情,在听证会上,推特创始人杰克·多尔西和Facebook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身边为拉里·佩奇预留的黑色皮椅,却空空如也。
谷歌新CEO桑达尔·皮查伊也没有代表他出席,这反映了谷歌或者说佩奇的一种态度。正如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早年所言,谷歌不作恶信条中的“不作恶”具体指什么,两位创始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2014年11月,佩奇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就表示,公司已经完成了“不作恶”和“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宣言,虽然尚未明确下一步的发展宗旨,但谷歌目前仍然专注于1998年创办时制定的无私原则。
不过,早在2013年谷歌I/O开发者大会上,佩奇就曾说:“创新与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法律往往难以很快适应技术变革,而科技产业不应被几十年前互联网尚未起飞时制定的法律监管。”
不少媒体均指出拉里·佩奇如今长年在加勒比海中的一座小岛上,面朝大海,思考“未来”。尽管佩奇为谷歌建立了一家母公司Alphabet,并担任CEO,将谷歌CEO一职交给了负责过几个关键产品的桑达尔·皮查伊,但谷歌为Alphabet贡献了99%收入,对所有人而言,佩奇仍旧是它的实际控制人。
虽然谷歌另一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作为Alphabet总裁同样深居简出,但众所周知,拉里·佩奇才是谷歌的灵魂,所以他的“失踪”以及Alphabet旗下带有科幻色彩的各种投资,引发了利益相关者们的焦虑。
在佩奇将自己“关”进大海之前那些年,他常常与某段时间最受他宠爱的项目团队住在一起,比如用个人资金投资的飞行汽车公司Zee.Aero。他曾说:“如果你在尝试改变世界,那么你正在做真正重要的事情。相信你每天都会在兴奋中起床。”
Zee.Aero总部坐落于一栋占地2800平方米的双层大楼里。佩奇将属于Zee.Aero团队的空间限定在一楼,二楼则完全是他的私人空间,卧室、卫生间、壁画、跑步机、攀岩墙,还有马斯克送的礼物——SpaceX公司的第一枚火箭发动机。他被员工们称呼为“GUS”,即“楼上的”。
现在早上起来的佩奇看到的则是苍茫的大海,像一个试图破壁的面壁者。如果说社会需要扎克伯格、佩奇等人面壁思过的话,这个墙是“人墙”,是由长久以来的社会伦理所构建的规则之墙,佩奇更想面对的是看不见的科技之墙,思考投资哪些产品能够改变世界和造福全人类。
所以他会说:“与其把钱捐给慈善组织,不如交给马斯克这样的创业家。”这个志在造福人类的创业家并不喜欢陷在关系里,人类对他来说是宏观的,并不具体。
这一点在佩奇创业之初已现端倪,2001年7月的一天,佩奇决定解雇谷歌所有的项目经理。此前公司CEO佩奇与工程师之间没有任何管理层级,随着公司的发展,CEO与工程师之间新增了一层管理者,他们可以见到佩奇和其他高管,然后给工程师指令和截止日期。
这让佩奇非常讨厌,他认为只要聘请最优秀的工程师就行了,监督层级既无必要,也会构成阻碍。他计划扫描世界上所有图书并使其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但几乎没有人从事这个项目。佩奇将其归罪于项目经理引导工程师偏离对他个人非常重要的项目。
当时谷歌的人力资源主管史塔茜·苏利文认为佩奇“疯了”,即将赴任CEO的施密特和佩奇的管理教练比尔·坎贝尔都支持苏利文。坎贝尔甚至将工程师一一叫到佩奇的办公室,让他们畅所欲言。他们都表示,的确需要经理,这可以结束他们的分歧,并为团队指明方向。
然而,佩奇依旧当众宣布所有项目经理被解雇了,一个月后,施密特成为谷歌CEO对两位创始人进行成人监护,结束了这场混乱。
商朝贤相伊尹放逐年轻的商王太甲,直到多年后当太甲由衷意识到过去的种种错误,才将他迎回。这是乔布斯创业初期被董事会驱逐的古代版本,这是非常正确的。施密特对佩奇和布林进行成人监护,则似另一故事“周公辅成王”,周公以“王”的名义执政。
尽管有施密特,谷歌那些被人所称道的各种时髦和人性的管理方式,是“反管理”的,它们是佩奇迷恋失控的呈现。员工可以工作之余打台球,可以把宠物带到公司来,可以自由装饰属于自己的那一角。
他们在楼下的车库里玩旱冰球,或在办公室里比赛遥控飞机。滑板车停放在园区内各处,供人在大楼之间骑行。员工可以穿溜冰鞋来上班,那些年,佩奇和布林也时常如此。“这里很像是托儿所。”曾有谷歌员工的家属表示。
谷歌很多创新来自 Google Top100最初的构想,佩奇称:“如果你在公司工作,你可以利用20%的工作时间来做你认为最应该去做的事。”虽然谷歌用尽办法维持有序和无序的平衡,以促进自下而上的创新,然而,谷歌那些改变人们生活的战略性举动,往往都是佩奇自上而下的决断。这才是最大的“失控”,而谷歌能够成为今天的巨无霸公司,与此也不无关系。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迷路”已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了。十几年前,佩奇和布林预见到未来人们寻找地理位置的方式,并投入了难以计数的人才、精力和资金资源,甚至发射了卫星,推动着整个移动地图服务的行业发展。
今天,谷歌地图已经是一款拥有超过10亿月活用户的产品了。让佩奇执着的无人驾驶今年也进入了乱斗模式,各大互联网公司和传统车企纷纷杀入,合纵连横,对用户而言,无人驾驶已经是看得见的未来了。
每次读到一生拮据、拒绝拿专利换钱的伟大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之死时,少年佩奇泪流满面,在南非的少年马斯克同样如此。在未来科技投入上,佩奇和马斯克也一样疯狂。
阿尔法狗和法尔法零在围棋上的突破让Alphabet的人工智能项目偶露峥嵘,佩奇自己投资了三家致力于从事自动驾驶飞行设备的公司,他还投资过通过氧气和氦气涡旋快速向前推进骑行者的Heliox项目,试点光纤通信建造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实验性项目,以及通过纳米科技清除癌细胞的项目,热气球传送Wi-Fi信号的Loon项目等等,他对各种机器人也十分痴迷。
2014年,佩奇击败了苹果CEO蒂姆·库克,成为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年度商业人物”。其评语是:“在将近4年的任期内,佩奇向世界证明,他是全球最有胆识的CEO。他倡导的‘登月’项目如今已经形成规律。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改变数十亿人的生活,并帮助谷歌继续稳坐科技之巅。”
几年后,随着一些科幻项目的搁浅,佩奇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投资人们的指责。充满好奇心的佩奇与世故的商业世界始终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
庄子曾用“腐鼠”来比喻一些世间的利益,与佩奇的兴趣相比,很多公司更像是在收集腐鼠。微信小程序提倡“用完即走”,而在二十年前,创业一开始,佩奇就意识到,对谷歌来说,使用者越快离开它的页面,它就越成功。
谷歌页面从来就不是网际网络的入口,而是出口,它的功能是引导使用者离开当前的困境,前往真正的信息所在。佩奇认为,越能帮助使用者离开的地方,就会让人更想回去,就像每人都要刷牙一样。当门户网还在为“设为首页”费尽心思时,谷歌已经到达世界的每个神经末梢了。
不仅如此,佩奇还说过:“完美的搜索引擎能够精确地了解你的企图,然后给你真正所需的信息。”因此谷歌一方面从未停止过研究每一个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尽量在免费和开源。
佩奇所说的“无私原则”本身就成了谷歌商业模式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谷歌要和甲骨文就是否该为Java编程语言支付几十亿美元版权费打了近十年的官司,至今尚无结果。在佩奇眼里,这应该是开源的,甲骨文怎么可以向谷歌收费呢。
和那些辍学创业的硅谷神童们不同,佩奇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佩奇投资的一些科幻场景,在他念书的时候已经在琢磨技术上实现的可能性了。他需要专注一个方向以完成论文,才在特里·威诺格拉德的指导下创立了 Google的前身PageRank 算法。这又缘起于佩奇做过的把整个互联网下载下来的怪梦。
行踪不定的佩奇偶尔也会出现在一些由科学家组织的小型沙龙上,他有时会向别人提供商业化的建议,有时会蹲在一旁,就某个技术与人聊上很久。没有人意识到他是谷歌的创始人,硅谷之外的人认不出他,硅谷的人对他熟视无睹。
佩奇在为施密特等人撰写的《谷歌如何运作》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说道:“当我还小、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时,我决定将来要么当一个教授,要么开一家公司。因为我觉得无论哪个选择都会给我极大的自主权——从基本原则与真实世界出发去思考的自由,而不是接受一些流行的所谓‘智慧’。”
2011 年,施密特将谷歌CEO 职位还给佩奇之时,佩奇将这一挑战视为某个工程难题去解决。他每周工作 80 个小时,扫荡了大量的领导力书籍,研究那些管理学偶像的做法,例如沃伦·巴菲特。不过,他的思维方式更适合用于研发,研究公司损益盈亏对他来说只是“忍受”。
据Google 离职的一位高管回忆,在公司会议场合,每当话题讨论中心从核心技术转向企业管理问题时,会发现佩奇的眼神会变得有些呆滞。
佩奇坐岛观海的场景也似一则隐喻。古代地中海地区山多地少,地无余粮,无法供养职业军人去占领别的城邦,所以很难构建东方大一统的农业帝国,就连后来的古罗马也是建立在地方自治之上的。
比如古希腊人的生存依赖跨海贸易,并以契约为基础,经商和构建城邦国家,不太依靠武力汲取财富。面朝茫茫大海,这是西方科技创新的心理源头,东方的古代统治者则是面朝芸芸众生,前者求变,敢于冒险;后者求稳,追求收益率。
乔布斯去世前不久,曾约刚从施密特手上接过大印的佩奇见上一面。商业老司机乔布斯劝佩奇不要贪多,要专注一两个项目,深耕细作,佩奇却表示不以为然。同时,在被媒体问到苹果视安卓为大敌时,佩奇表示,乔布斯眼光从不在竞争对手上,苹果这样说只是想在内部制造紧迫感而已。
在谈到受做过的梦指引时,佩奇曾有一个和马斯克“第一性原理”类似的说法:“我们尝试着将思考的自主权应用到我们在谷歌所做的所有事上,它是我们巨大成功以及一些巨大失败的背后推动力。
事实上,从基本原则出发,是谷歌得以向前的原因……随着时间推移,我惊奇地意识到,要让整个团队都保持超级雄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大多数人接受的教育并非‘登月式’思考。他们倾向于认为事情是不可能的,而不是去基于真实世界去思考并计算什么是真的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过去指引着我们的未来,那么今天的巨额赌注在未来若干年里也不会显得太疯狂。”
他的父亲卡尔·V.佩奇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于1996年去世,两年后谷歌成立。“我爸对科技很感兴趣。”佩奇在2013年的谷歌I / O大会上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在这个大会中上台讲话。“他带着一家人,长途开车去参加一个机器人会议。我们到了那里,发现未成年人不能入场,他据理力争,才让年幼的儿子顺利进入会场,因为他觉得这很重要。那个孩子就是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汪宗白,责编:施杨,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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