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科技快讯 > 我的身体我做主——美国堕胎争论再起波澜

我的身体我做主——美国堕胎争论再起波澜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19-06-14 22:20

Photo by Michalina on Unsplash，本文来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杨大巍薛倩

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向来争执不休，并且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堕胎问题成为两党争取选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选项。今年以来，堕胎这个话题逐渐又成为焦点。

一方面，弗吉尼亚州高调支持直至生产时分的堕胎；另一方面，在阿拉巴马和乔治亚等南方州，州长们签署了“心跳法案”，规定在妇女怀孕40多天以后，可以听到胎儿的心跳之时，进行堕胎就将成为犯罪。

阿拉巴马州通过最严堕胎令

人类始终在考虑着胎儿的属性

这样两种极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也许都难以接受。妇女身体里所怀有的胎儿，既属于妇女，又是一种生命。堕胎问题实实在在涉及对于妇女和胎儿两方面的看法，当然同时也关乎家庭及社会。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于堕胎问题的探讨，但是主要是围绕着对于胎儿属性的认知，鲜少将妇女纳入思考的范围。

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从道德角度出发，认为堕胎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认知，胎儿只是自然界中植物状态的存在。直到出生的那一刻，当胎儿终于呼吸到空气时，它才成为动物。亚里士多德也对堕胎进行过探讨，他认为在合法堕胎和非法堕胎之间有一条基于事实的界线，那就是胎儿是否开始有感觉并且拥有人的生命。在这一刻之前的堕胎，并不是杀人。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人们对于堕胎产生了更为严厉的看法。人们引用《诗篇》的文字：“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塑造了我……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能你隐藏。我未形成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认为未诞生的婴儿即已受到上帝的恩典，也被上帝视作为人。

圣徒圣奥古斯丁认为一个有四肢和人体形状的胎儿是动物，因而堕胎即是谋杀。然而圣奥古斯对于早期胎儿属性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多少有些相似，所以他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肯定，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这种部分形成的胎儿是否会作为完整的人而复活。

关于胎儿何时开始拥有生命的探讨与争执，在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也始终在困扰着教会。十三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胎儿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灵魂，即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人的灵魂。这相当于默认了早期堕胎的合法性。尽管如此，阿奎那仍然认为任何阶段的堕胎都是错误的，无论堕胎是否算作谋杀。阿奎那的这一观点影响并统治了天主教派，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

近代教会对于堕胎的看法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进行堕胎，教会对此的态度有所松动。与此同时，人权及妇女权利也进一步得到保护和倡导，堕胎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新思考。

罗伊诉韦德案

1971年，源起于德州的罗伊诉韦德案（RoeVsWade）被上诉到最高法院。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讨论，最高法院在1973年1月22日发布了一项7比2的支持堕胎规则的决定，裁定美国妇女有基本权利选择是否堕胎。这一裁决也将德州的堕胎禁令判为违宪。

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在美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先堕胎第一次在法律层面被裁定合法；其次在做出裁决的过程中，妇女的权益，尤其是妇女的隐私权被当作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最高法院判定禁止堕胎会侵犯孕妇的权利，具体理由是：生了并没有想要的孩子，可能会给孕妇带来糟糕的生活状态以及痛苦的未来。它首先可能会带来心理伤害；而照顾这个孩子则可能有损母亲的身心健康；并且可能会因为这种身心的痛苦，最后对孩子造成伤害。

然而在堕胎这件事情上，法院也拒不给予孕妇绝对权利，而是强调须由地方政府衡量具体情况，协助作出决定。法院也规定各州在决定孕妇是否有权堕胎一事上，必须有两个充分认知，即在保护母亲健康和保护胎儿生命方面的认知。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无疑给了各州在司法上相对自主的决定权。

尽管堕胎在法律上获得认可，最高法院仍然在胎儿何时形成生命的问题上不能给与确切的答案。在罗伊案的卷宗中，最高法院如此结语：我们不需要解决生命何时开始这一难题。当接受过医学、哲学和神学各学科培训的人员也无法达成任何共识时，司法机关在这一点上，没有能力来推测答案。

鉴于此，最高法院根据过去学院的传统认知，以怀孕三个月为框架，给出了进一步的法律解释和规定。怀孕的头三个月，堕胎尚属比较安全，法院裁定，政府不能限制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在怀孕的第二个三个月，各州可以根据母亲的健康安全，来决定是否可以进行堕胎。在怀孕的第三个三个月，根据当时的医学知识，人们认为胎儿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形成生命，法院裁定各州可以以保护产前胎儿生命的需求，禁止一切堕胎，除非堕胎是出于保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的需求。

最高法院的决定对两派都作出了妥协，温和而具人情。简单来讲，根据最高法院的决定，怀孕的头三个月里堕胎是允许的；最后三个月通常情况而言属于违法；而中间的三个月，需根据具体情况，由各州作出裁决，是否可以进行堕胎。

大法官拜伦·怀特对此判决持有异议，他声称法院更重视怀孕母亲的便利性，而非她所怀有的生命或潜在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如此一来，最高法院在也事实上通过宪法设置了一种障碍，阻碍了各州在保护胎儿生命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使得母亲和医生可以借宪法所保护的权利为名，去终结一个生命。

抛开法律层面的意义，怀特法官的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宗教人士认为生命来自上帝，人类无权自我处置；一般民众也认为生命珍贵而严肃。

每年到了罗伊案周年日这一天，反对者云集华盛顿，进行从宪法大道直至最高法院的游行，表达对罗伊案判决的抗议。2010年和这之前，美国每年都有大约250万的民众参加反对罗伊案的聚会。到了2013年，大概有650万的民众参加了聚会和游行。反对者持有的一个最普遍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能确定生命形成于何时，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伤害胎儿。

最著名的反对者莫过于罗伊案的当事人，诺玛·麦克维（NormaMcCor－vey）女士。在当年的罗伊案事件中，罗伊案的主角诺玛最后并没有进行堕胎，而是将小孩生了下来。1995年，诺玛向世人公开表明她已经转变立场，成为反堕胎主义者。诺玛一直保持这样的立场，直至其生命的终结。

罗伊案在争取妇女权益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罗伊案的拥护者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保护了妇女的权利、人身自由、身体完整和妇女的隐私；而获得安全堕胎和生育自由，则是妇女应得的基本权利。一些学者认为拒绝女性堕胎的权利等同于强制生育，所以原先的堕胎禁令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社会争议永远是政党的筹码

在美国的两党之争中，所有引起争议的问题都会成为政党手中的筹码。然而没有哪一个话题，像堕胎那样更具有分裂性，更能为两党所利用。堕胎问题是100多年以来，最大的道德与政治话题。民主党支持妇女自己做出决定(Pro-choice)，是否需要进行堕胎，他们强调这是女性最基本的权利；而共和党则从生命的意义出发(Pro-life)反对堕胎，认为堕胎是对生命进行谋杀。

天主教徒出于对教义的执着而反对堕胎，但在最初的时候，许多反对堕胎的天主教教徒都是民主党人；而属于共和党人的福音派基督徒，原先对堕胎一事却不甚在意，认为生命权并不是他们所应特别关注的问题。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于罗伊案的裁决，堕胎者的人数越来越多。1973年的堕胎人数为75万，到了1975年，人数上升至100万。福音派开始重新思考堕胎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不再重视和支持上帝的律法，并且质疑人类究竟是怎么了。

尼克松在社会问题上具有良好的直觉。他利用堕胎问题，成功地将天主教徒争取过来，使之成为共和党的一个基础。1972年大选前，他的助手布坎南（PatBuchanan）注意到堕胎可能是个分裂的议题。

尼克松在大选临近时作出支持生命的姿态，比如废除军方的堕胎条款，并且表示不受限制的堕胎政策会有损人类的生命尊严。尼克松将堕胎和普遍的道德堕落联系在一起，完成了他与天主教的联盟，也完成了天主教与福音派的联盟。从此，天主教徒与福音派一起，成为共和党最坚定的基础选民。

堕胎问题在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成为突出的辩论议题，原因是特朗普当时推出的其它议题更具争议性，更加引人关注。特朗普执政以来，由于他连续任命两名共和党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比从民主党人占多数，变成了共和党人占多数。这无疑给宗教势力强大的南方各州送去了希望：一个共和党人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也许有助于他们推翻或重修罗伊诉韦德案。

特朗普在白宫玫瑰花园演讲，呼吁国会通过支持反堕胎的两项法案

特朗普知道宗教势力在选举中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讲，特朗普多少是借助了教会的势力而登上总统之座。虽然难以确定他的宗教观，特朗普确确实实地在捍卫着基督教在美国政治与文化中的作用。他对于基督教的友善和亲近，加深了基督教成员的信任感。临近2020年大选，堕胎问题再一次在极端的形式下，被两党大肆铺陈，其出现的时机，其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微妙而合时宜。

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和乔治亚州分别通过了严格的反堕胎法案，但其严格程度，无法与5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通过的反堕胎案相提并论。阿拉巴马州的法案禁止孕期内任何时间段的堕胎，除非孕妇受到严重的健康威胁；否则，即使是因被强奸或乱伦而受孕，也不可以进行堕胎；而医生如果协助堕胎，则会被判多至99年的刑期。

这样严苛的法案，甚至立刻受到了特朗普的抨击。它在全社会引起了如此之大的激烈反应，意味着法案必定不可能在州的法院通过。然而这正是南方圣经地带人们所想要的结果，因为如此一来，就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从而到达人们修订或推翻罗伊案的目的。

另一方面，民主党势力强大的弗吉尼亚州，纽约州，新墨西哥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州，则分别通过了新的堕胎法案。法案或者使女性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堕胎，或者解除对堕胎所做的限制。

如果说共和党是在打宗教牌，那么民主党在这里显然是在打妇女牌。大多数选民，其实不赞成任何极端的一方。福克斯新闻网就堕胎问题进行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民众都希望罗伊诉韦德案的结果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并没有与时俱进地表示支持堕胎法案，相反，今日反对堕胎的年轻人人数，甚至超过了世纪之初。所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如果不能摒弃这种极端策略，都难以以此在大选中赢得更多的选民。

堕胎及女权主义

女性在堕胎事件中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主角，但是因为女性的地位历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堕胎事件的中心人物。女性对于堕胎的要求一直存在，但是由于法律的禁令、宗教的谴责，以及种种难以公开的原因，很多时候，女性只能通过各种隐秘的途径谋求堕胎。

虽然情感、宗教和法律，都站在堕胎的对立面，妇女堕胎在任何时代还是一直在进行着，并且事实上，很少有孕妇因堕胎而受到法律制裁。人们对待堕胎孕妇的态度，最终往往是宽容的，虽然信仰使得人们更加看重生命的含义。

信仰和现实之间总是存有差距，而现实往往即是普通人难以逾越的生活困境。人们不得不根据现实去调整他们的道德观，虽然是屈从于生活，这种本能而朴素的道德观，却往往成为日后构建法律条款的基础。

妇女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首先赢得了医生的同情，使得医生进入了堕胎的世界。事实上，正是由于医生和律师所做的努力，堕胎相关法案才得以改写。随着堕胎最终获得法律的保护，相关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逐渐变得正规，妇女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在法律与人的理性之间，始终存在有相当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则意味着这个世界朝向文明和进步的可能性。我们在近代的100多年间，看到医生如何开始接纳那些谋求堕胎的妇女，也看到法庭上陪审团如何通过宣判堕胎者无罪而废除法律。

审视美国历史，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即使在堕胎被视作为不合法的时代，真正因堕胎而被判刑的女性也几乎是寥寥无几。所以说应赞成或反对堕胎而产生的种种规定，与其说是法律性的条款，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宣言。

女权主义者开始将堕胎的决定权视作妇女自身的权利，主张“我的身体我做主”（Mybody， mychoice）。妇女要求的平权和公义，不仅是在工作中和薪酬上，更是在个人意义的觉醒方面。这种意义包括对于妇女自身的设计，前途以及自己的身体。

但是，妇女并不一定会都是堕胎的支持者。无论是身居要位的职业妇女，还是相夫教子的社区妇女，支持心跳法案，或反对堕胎的人，都是大有所在。深具讽刺意味的是，严苟的阿拉巴马禁止堕胎法，实际上正是由一位女州长所签署。

阿拉巴马的女州长凯·艾薇（KayIvey）在签署反堕胎法案时说：“阿拉巴马人深信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神圣礼物。”这种只关注宗教意义，而非医疗保健和妇女身心健康的说辞，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根本无视了普通人的生存及社会现状。

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堕胎这件事情上，首先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妇女在怀孕、分娩及产后的健康状况。因为根据诸种资料及数据，因妊娠而死亡的妇女，每年都有好几千例，而分娩所引起的健康并发症则更是不计其数。

女权主义者尤其关注那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妇女。这些下层妇女所受教育很少，缺乏医疗常识，甚至对于怀孕也一无所知。贫困更使她们无力独自抚养孩子，而太多的子女意味着有可能加剧贫困及犯罪。女权主义者们强调，许多选择堕胎的妇女并不是出于无视道德约束，她们确实是不得不为之。因为这批人认识到自己缺乏能力，无论是在身体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她们都无力确保另一个人----她们的孩子的健康和幸福。

《经济观察报》6月17日 25第25版

生命的意义和女性的权利同为一体

民主党人总统克林顿曾说：“堕胎不仅应该是合法和安全的，也应该少之又少”（Abortionshouldnotonlybesafeandlegal，itshouldberare.），这大概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所应持有的态度。另一方面，老布什夫人芭芭拉则说：“我憎恶堕胎一事，但是我不可以替别人做这方面的决定”（Ihateabortions，butjustcouldnotmakethatchoiceforsomeoneelse.）。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的领袖其实是在彼此靠近，关注对方的理念。的确，堕胎这个话题，虽然充满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两个方面其实都可以看到熠熠闪烁着的人文光辉。

母亲腹中的胎儿是即将到来的新的生命，每一个新生的婴儿都让人们看到美丽，安宁和希望。基督徒赋予胎儿来自上帝的神性和恩典，而无论何人，感受并亲眼看见生命的诞生和延续，心中也只有庄严和崇高的快乐。然而母亲是这个世界得以延续下去的根本，母亲所有的喜怒哀乐，困苦甘甜皆是需要世界报以最大的关注。

人类的生命永远是彼此关联着的，母亲和孩童互相关联，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互相关联。里根总统曾说，“我们不可能在漠视一群人，一群未出生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同时，而没有因此漠视整个人类的生命”（We cannot diminishthevalueofonecategoryofhumanlifetheunbornwithoutdimin－ishingthevalueofallhumanlife.）事实上，女性的权利和生命的意义，原本应该同为一体，只是这个世界不知还需要多少时间，方能看到两者的统一。

本文来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杨大巍薛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