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庞大的科技巨头，还能被驯服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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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国立法和执法部门纷纷发起对硅谷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拜登政府上台后，也决心削弱科技巨头的权力。然而，在过去25年间，科技巨头以指数级速度迅速崛起，它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权力。这些“野马”现在是否已经“脱缰”？还能“驯服”吗？这篇文章来自编译，文中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是文章的下篇，文中从现实和历史角度分析了驯服科技巨头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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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一位勇敢的记者喀什米尔·希尔（Kashmir Hill）开展了一项有趣的实验，来测试自己是否可以不使用亚马逊、Facebook、谷歌、Microsoft和苹果等科技巨头的服务。
“整整六周，我把它们完全清出了我的生活，尝试让它们无法以任何方式获取我的信息，或者通过我实现变现。我不仅仅是把iPhone锁在柜子里放一周，或者只在当地实体店买东西，而是真正地，彻底地将我和这些公司隔绝开，它们接触不到我，我也接触不到它们。我想知道做到这些有多难，或者说，我是否能够做到，毕竟这些科技巨头主导网络的方法实在太多了，你根本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她在报道中写道。
希尔的实验结果很有意思。通过她的实验，我们知道，我们如今的生活建立在一个技术基础设施之上，而仅有少数几个商业巨头拥有、运行并控制着这个设施，除非你准备销声匿迹，否则目前没有彻底逃离的办法。
不过，该实验最令人警醒的发现或许是，我们所使用的几乎所有数字服务，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由亚马逊的云计算服务AWS提供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政府会在有关科技巨头，尤其是亚马逊的问题上如此谨小慎微了。
事实上，哪怕是民主大国的安全部门也在使用亚马逊云计算服务（AWS）。随便举几个例子，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自2014年就开始在使用AWS服务；最近还有报道透露，英国情报机关已与AWS签署了一份价值5亿多英镑的合同，将通过AWS服务存储其机密资料，进一步拓展对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使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牵头采购了这一高安全性的云系统，军情五处（MI5）、军情六处（MI6），以及国防部（the Ministry of Defence）等机构也都将使用该系统。
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数字服务，都依靠于亚马逊AWS云计算服务。图片来源：Reuters Staff/Reuters
当然，这些协议都伴随着老一套的官方说辞——一切都好等等。不过，这的确会让人怀疑，面对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新伙伴，未来的英国政府是否还会对其展开严格监管。
民主国家的特点是法治约束。但正如法律环境会随着时间变化，过去几十年间，对待垄断力量的司法态度也在改变。
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案《谢尔曼反垄断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该法案的目的是防止权力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从而损害较小型企业的利益。也正是因为这部法案，美国司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拥有了惩戒违法者的权力。
大致来说，《谢尔曼反垄断法》主张“大等于坏”。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一理念一直影响着竞争执法和思想。但是，和大多数重要法案一样，在立法后的几十年间，随着新产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原来的法案执行起来越来越困难。
随后，1978年，美国著名法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出版了《反垄断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一书。在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博克详细描述了《谢尔曼反垄断法》是如何失去作用的：虽然该法案的最初目的是保护竞争，但它已逐渐成为无能和不盈利企业的护身符，这对美国经济并无好处。
博克认为，比起关注企业合并（即企业规模），反垄断行动更应该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即在现实中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高价的侵害。对于短期内迅速壮大的公司，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其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没有问题。“大”不再一定意味着“坏”。
在1978年，没人会想到，博克的观点竟成了科技公司成长为巨头的“免罪金牌”。人们无法指责他们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因为他们的产品要么“免费”（比如谷歌，Twitter和Facebook所提供的产品），要么极具竞争力（比如亚马逊的产品）。
科技公司由此获得了自由。硅谷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其著作的畅销商业书刊《从0到1》（Zero to One）中，就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任何成功的企业最终都会走向垄断。”他写道，“竞争是留给弱者的。”
《反垄断悖论》中的传统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当这些公司扩张时，民主国家的监管者为何不予干涉。不管怎样，这降低了他们采取行动的热情，而在当时采取行动或许会更有效。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过去几年最重要的发展或许发生在2017年，一位名叫莉娜·可汗（Lina Khan）的法学生在《耶鲁法学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
在某种程度上，可汗的那篇文章主旨从其标题中就可见端倪——《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与博克的书名呼应。该文对监管应该注重消费者利益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正面挑战。
可汗的观点是，公司不能因为让消费者感到满意就不受约束。得益于监管者的放任，亚马逊通过多年发展，积累的结构权力已渗入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亚马逊掌握着无比庞大的用户数据，极具商业侵略性；靠着规模巨大的物流仓储基础设施，亚马逊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其实际市场份额。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和1890年代，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及其巨头伙伴对铁路的垄断一样。“成千上万的零售商和独立商户必须搭上亚马逊的‘铁轨’，才能到达市场，”可汗写道，“他们正变得越来越依赖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实际上，这和过去那段灰色岁月没什么差别。
当地时间今年7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促进该美国各行业的竞争。图片摄于签署行政命令现场，现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向拜登总统呈递用于签署的笔。图片来源：Evelyn Hockstein/Reuters
可汗的那篇文章点击量超过14万，可谓是法律论文界的“超级畅销书”。但问题在于，这篇文章会和40年前博克的书一样，改变有关反垄断的传统观点吗？
从早期迹象来看，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在由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titrust subcommittee）主导的科技巨头权力垄断调查中，可汗已经是领军人物之一。
2020年9月，乔·拜登（Joe Biden）当选美国总统。2021年3月，拜登任命可汗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该联邦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美国民事竞争法和促进消费者保护。
监管环境的改变还体现在拜登的其他核心职位的任命上，多个科技巨头批评者都被授予了重要职位。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吴修铭（Tim Wu），以及组织2018年谷歌大罢工的谷歌前员工梅雷迪恩·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在那场大罢工中，共有约2万名员工抗议公司处理高管性骚扰指控的做法不当。
这些改变非常重要。科技巨头全是美国的公司。因此，联邦政府是唯一能够在这一产业中实现深层次结构性变革的公共权力机构。其他以欧盟为首的权力机构能够在其管辖范围内，对这些公司的行为做出强制命令，但只有美国政府能让谷歌放弃YouTube，或强制要求Facebook拆分Instagram和WhatsApp。
拜登政府的变革是好事，因为这说明这头沉睡的民主巨兽终于要醒来了。但前路漫漫，这些还只是开始。在上一场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的大较量中，美国政府以微软公司滥用其在PC操作系统中的垄断权力为由，试图拆分该公司。然而，美国政府并未如愿以尝，而从启动这一指控到事件最终结束，时间跨度超过4年之久。如今，类似的诉讼和行动层出不穷，但鲜有迹象表明，哪个案子会比当初微软事件更快得到结果。
几年前，政治理论家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其著作的《信心陷阱》（The Confidence Trap）一书中指出，民主国家天生自满，并且沉迷于一种危险的信念：只要时间足够，他们就能应付一切。
在气候危机之下，这种自满的代价日益凸显，而对民主国家而言，一个事关其存在的问题是，在遏制科技巨头的权力时，他们是否还会重蹈覆辙。
译者：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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