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设计副总裁：科技公司的“能够”、“可以”和“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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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不管是对其所谓“恶行”的声讨，还是主张分拆它的建议，针对Facebook的质疑之声近日不绝如缕。Facebook的体量和用户，使得它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责任与可能产生的系统影响和社会影响。本文作者Margaret Gould Stewart从“能够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三方面对科技公司的激励、面临的新情况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设计责任的四个象限这一思维框架。她同时还表示，身为企业，应当积极与外部专家合作，同时弄明白，对于像Facebook这样规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社区来说，什么才是评估成功的真正标准。原文标题Able, Allowed, Should; Navigating Modern Tech Ethics。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3月初在西南偏南（SXSW）举办的设计研讨会上的演讲。这次演讲的灵感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我们正处于公司和行业历史的关键时刻，并提出了一些让我们能够迎接挑战的方法。什么挑战呢？我们所创造的这些令人惊叹的产品所带来的挑战。
作为技术人员，我们可以说是一些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通信工具的管理者。这些工具在世界上带来了很多益处，它们所具有的力量也需要一种深刻的责任感来平衡，以保证每时每刻都能做出最合乎道德的、负责任的决定。
虽然这个演讲是针对设计师的，但核心是为了使我们所有人拓宽视野，正视自己的责任与可能产生的系统影响和社会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需要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以新的方式思考、工作和评估我们的成功，确保这些艰难的决定万无一失。
我完全相信，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将使我们和整个行业更加强大，在履行职责方面更加严格，并更好地应对未来不可避免的挑战。
对于Facebook来说，过去的一年并不是轻松的一年。
我们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但在选举干预、隐私保护、社交媒体对福祉的影响、内容政策等问题上却鲜有争议。当涉及到这些问题时，很少有明显的答案或简单的解决方案。
我们构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多元化的全球社区，这个社区在对与错、什么可接受与什么不可接受上并不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更不用说同样的法则了。
道德测试
让我们来尝试思考一个道德难题，别担心，它不涉及电车失控让你抉择该救谁。
一场自然灾害发生了，可能是飓风，也有可能是地震或者滑坡。重点是：许多生命危在旦夕。一个国际灾难响应组织要求Facebook提供受影响地区的人们的信息：他们的位置和行动。
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分享这些数据，我们也许能挽救一些生命。但是这样一来，就会有很多关于人们位置、移动数据的隐私信息暴露出来，他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他们的隐私。
我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获悉了人们对此具有不同的反应。
你可能不会对这个问题过分上心，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什么假设。2017年3月，秘鲁遭遇严重洪灾。人道主义组织与我们接触，询问我们是否能提供帮助。我们查看了平台上的使用趋势，它们反映了用户的位置、移动和告知“安全”的消息。
去年6月，我们宣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建立伙伴关系，在该伙伴关系中，我们分享了有关自然灾害期间人们的实时但匿名的汇总数据。与受人尊敬的组织合作当然会让一些人对共享数据感觉更好，但这并不能消除对隐私的担忧。这是一个复杂的决定，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
这只是一个例子。当你面对着全世界都在使用的产品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处理有关设计和部署新技术的最佳方式的决策。这些决策通常都具有挑战性。不仅Facebook是这样，我在YouTube和Google Search担任设计总监时也是这样。
我已经在设计和技术领域工作了20多年，领导了Google Search的设计工作，然后是在YouTube，现在是在Facebook，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问题都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但由于企业的规模如此巨大，我们知道，做好这项工作需要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因此，我想谈谈我们所肩负的责任，以及我们已经学到并仍在学习的一些经验教训。我还想具体谈谈设计如何在这一切中发挥关键作用。当我说到设计的时候，我指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设计，不仅仅是如何把东西做得赏心悦目，我说的是从头到尾设计有用的和可用的产品这样一个广义的范畴，从我们可能构建的最初想法到正式发布再到将来的迭代升级。
人文与科技的交汇
作为设计师，我们身处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上。即使在当前的数字时代，这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自上世纪70年代末人机交互研究开始以来，设计师们一直致力于理解并确保我们构建的系统行之有效。
在一个全球化、网络化、高度个性化的数字产品世界里，作为设计师，把事情做好的风险变得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为使用我们产品的人做正确的事，有时意味着首先要问自己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在做什么？
“能够”，“可以”和“应该”
设计师、工程师和产品经理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我们能够构建什么。也就是说，在我们现有的技术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的限制下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产品来。
我们也需要花时间思考我们可以构建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公司商业目标的阶梯，什么在我们的政策范围内，以及，什么是合法的。
但我们也知道，作为行业中的一份子，我们更需要花同样多的时间思考我们应该构建什么——即使我们没有被要求这样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构建什么——即使技术条件允许也不行。“我们是否应该”是负责任的设计的本质。
就像救灾一样，在大部分情况下，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唾手可得的。如果真的那么简单，我们不会称之为道德困境了。而“我们是否应该”这个问题也触及了我们激励的核心。
各种各样的激励
事实上，像Facebook和其他大型全球性公司构建什么、如何构建以及为什么构建，往往是由各种各样的激励决定的。
我们和大多数科技公司的一个主要激励是创新。我们总是想要挑战极限，探索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和增强人类能力的方式。
另一个激励是利润。Facebook是一家上市公司，有法律义务关心股东的盈利。我们大多数人为企业工作。企业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通常还有第三个激励：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我在Facebook工作，因为我相信技术有能力服务和改善人类和社会需求。我在Google、YouTube和Facebook的工作都是如此。
Facebook的使命是“赋予人们建立社区的力量，让世界更加紧密”。我真诚地相信这一使命，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我们为这个使命所创造的产品被他人用来伤害他人或社会时会特别痛苦的原因。
诚然，这些动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如果它们失去平衡，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事实是，一个资本充足的企业可以实现很多对世界有益的创新。
我们只需要确保把长远的眼光牢记在心里，并在过程中对做出合乎道德的、负责任的决定保持警惕。
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三个看似相互竞争的激励其实在利益上是一致的。
颠覆的历史
当然，我们并不是第一批面对这些问题的技术人员。
纵观历史，每当有新的、颠覆性的技术被发明出来时，它们就会极大地冲击现有的社会规范和制度，让人感到不安。从农业到印刷业，工业化和数字化的兴起——所有这些都颠覆了现有的产业、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无法预料的后果，也让不少人对新生事物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有趣的是，你知不知道苏格拉底（Socrates）曾警告人们不要写作，因为这会使人们疏于记忆，“在学习者的灵魂中制造遗忘”。现在，作为一个诵读困难症患者，我有点希望他能赢得这场辩驳。但即使是像我这样的诵读困难症患者也会同意写作是一项我们应该掌握的技术，但我们只是事后才知道这一点。当你的生活处于混乱之中时，很难把对变革的厌恶与对可能对人类和社会有害的事情的有充分根据的恐惧区分开来。更有挑战性的地方在于，这些发明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和管理它们。
有什么新鲜事儿吗？速度和规模
除了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颠覆之外，还有两件事让Facebook目前的处境与过去的挑战有了实质性的不同：规模和速度。
地球上有76亿人，据估计有近40亿人在使用互联网，而Facebook的用户数量就超过20亿，差不多是1930年整个地球的人口数量。使用我们产品的人数之多令人震惊。虽然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件好事，但这也意味着我们身上的担子何其之重。
当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时，要驾驭这一切就更加困难了。过去每一项重大的技术进步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大众的接受程度。
使用不同产品的人数达到一亿所花费的时间
印刷品的普及花了一个多世纪，才有了堪堪1亿拥趸。广播的普及用了45年，电视的普及用了20年。Facebook和Snapchat的市值花了将近4年首次突破1亿美元，而Instagram和YouTube呢？分别只花了28个月和24个月左右。
相对于其他技术，留给我们来理解自己开发和构建的产品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时间真的太短了。当然，我要说，这不是借口。但它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在与自己产品的共同进步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但是，尽管这些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如此之大，考虑到新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我们作为设计师在工作过程中都必须更加认真和谨慎。
设计责任的四个象限
这是我思考这一问题的框架，我称之为设计责任的四个象限。
这四个象限代表了设计对人和社会的更广泛的责任
在X轴上，我们构建的东西从左到右规模越来越大，从像素到产品再到产品运行的整个生态系统。当一件产品从像素扩大成生态系统时，约束、相互依赖和复杂性都会增加。
在Y轴上，从下到上规模逐步扩大，从一个人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随着规模的扩大，我们对设计对象、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需求和欲望的假设和约束就越少。
作为设计师，我们在左下角这个象限进行设计时感到非常舒服，因为在这个象限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优化我们的工作，真正精心制作一些产品。我们可以以人为中心，专注于我们有意为之设计的特定受众。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和控制这一象限里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设计书籍封面的空间，虽然你需要让它清晰易读，准确地传达书中内容的本质，但这是一个相对有限的设计空间。
但在X轴的最右端，我们可能会面临网络效应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正在设计的系统有时很难建模，有时我们只是在它大规模投入使用之后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就像一种清洁产品，它可能对特定的任务特别有效，但当它进入整个水循环系统中时，可能会对植物和动物的生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当你在Y轴上逐渐向上发展、为整个世界设计产品时，就会出现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例如，你可以看到Facebook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运作方式是多么不同，从人们访问互联网的方式，到他们拥有的各种设备，到他们的社会规范、政治背景和经济条件。随着使用你产品的人数的增加，人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它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可能会产生好的和坏的结果。
从YouTube这样的产品身上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它不仅可以让你我通过视频记录和分享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瞬间，还可以让可汗学院（Khan Academy）通过教学视频改变人们学习的方式。而Facebook同样可以被用来推动社会变革，比如组织妇女游行。
如此众多的人使用我们的产品，毫无疑问会对我们社会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
当然，这些影响也有不那么正面的例子，比如操纵选举，以及两极分化。当技术向Y轴顶端扩展时，可能会无意中造成许多伤害。
传统设计一般不会在其他的几个象限投入大量的时间。这是社会学、公共卫生、文化研究、可持续设计、经济学等诸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新型的“数字空间规划”。
为所有四个象限进行设计，扩展我们的发明对人和社会的影响，这是伦理上负责任的设计的核心。在数字领域，还没有多少产品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既是一项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那么，我们可以从哪里寻找灵感呢？我认为，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
鱼钩
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品之一。
鱼钩（USA）
这是一个手工雕刻的鱼钩，由阿拉斯加土著部落的一名成员在100多年前设计而成。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国家设计博物馆的一场关于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工具的展览上。不管是谁发明了这个，可能都不认为自己得以荣膺设计师或发明家的称号，但他们确实当得。
这个鱼钩可能看起来很古老，但它的设计比现在的许多鱼钩都要复杂，原因如下：它被设计用来钓起一定尺寸的比目鱼，让小鱼得以继续生存，同时又不会钓上来块头过大的鱼，因为太大的鱼无法装进独木舟里去，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实用性的产品。从本质上说，它帮助这一部落的人实现了捕鱼的可持续化，就凭这一点就，我们也要对它刮目相看，竖起大拇指了。
但除了巧妙的功能之外，这个鱼钩还有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它还有一个美丽的雕刻，描绘了因纽特人和海里的鱼之间的精神交流。这一群体相信，如果他们尊重自己猎物的话，下一个季节会有更多的鱼。
像这样的一个设计品居然满足了所有四个象限的要求，因为它不仅仅与捕鱼有关，它的目的是保护和维持一个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它的目的不只是造福一个渔民，而是造福整个社会，同时还丰富了精神世界。
总之，这个鱼钩的确不简单。
那么，我们能从这件设计品上学到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很擅长在左下方的一亩三分地里做的很成功。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加熟练地预测系统的影响，保护我们社区的健康和福祉，并了解当使用我们产品的人越来越多时可能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Facebook，我们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公平地说，想要一直做好这件事真的很难。但事情很难并不能成为没有做好的借口。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和一个行业，必须永远做到最好，永远努力做得更好。
虽然我们可能是应对这些问题的科技公司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一个，但我们并不孤单。
因此，让我们研究一下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处理方法，希望它们可能对你和你所在的组织有帮助。
不良用例
作为设计人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考虑我们想要支持的“用例”。但是，正如从一些非常惨痛的教训中学到的，我们其实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不良用例”。
从Facebook到YouTube再到Google，这对我参与过的每一个全球平台都是一个挑战。
我们所处的行业——科技行业——非常乐观。乐观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乐观，我们的大多数产品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生产出来。但是，我们所谈论的这种规模的乐观情绪有时需要有所收敛。道德设计要求我们确保平台上的每个人的安全以及平台本身的完整性。
这里有一个关于网络滥用的例子。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通过对印度的定性研究发现，一些印度女性想上传个人资料照片，但觉得这样做不安全。她们担心陌生人——坏人——会下载她们的照片，利用照片跟踪或骚扰她们，甚至威胁她们的人身安全，损害她们的家庭声誉。
Android系统的配置文件图片保护
因此，我们与安全组织合作发布了一系列安全功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印度，人们可以选择添加头像保护。为了真正阻止坏人，在Android平台上，我们的设计可以防止有人截屏你的头像。
这是一个典型的平台上的不良用例——有人利用我们的产品伤害他人。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有效的反应，但在未来，我们需要在发布前更好地预测这类问题，并从一开始就实施这些保护措施。这在全球范围内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会总是做对，但我们有责任总是做得更好。
外部专家
预测坏的参与者——或者更普遍地说，坏的结果是复杂的，有时还需要外部专家的帮助。当我们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行并参与那些复杂的系统和社会象限时，我们必须与外部专家进行磋商，他们将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新的、有价值的批评，并为我们提供一个超越硅谷的视角。
寻求帮助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成熟的标志。
这是道德责任设计的另一个基本工具。
在早期，我们并不总是寻求来自外部的帮助，但我们逐步发现自己可以，或者应该接受外部的帮助。从那时起，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越来越多地与外部专家合作，以期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人们通过我们的产品与朋友和家人联系，Facebook有时能够识别并帮助那些经历痛苦和自杀念头的人。当我们试图确定是否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情况时，我们会果断地寻求外部帮助，因为尽管我们非常关心社区的健康和福祉，但我们不是预防自杀的专家。
使用人工智能来识别自杀意图
结果就是，我们与顶尖的心理健康专家合作，共同开发了一套应对工具。现在，当我们意识到有人在表达自杀的想法时，我们会提供资源，帮助他们与亲人和心理健康专家联系。最近，我们开始在Facebook Live上推广人工智能，帮助人们识别自杀意念，并帮助他们与各种资源取得联系，以获得必要的实时帮助。仅在上个月，我们就根据从主动检测工作中收到的报告，与100多个病例的第一反应者进行了合作。
我们还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发现最令人关注的报告。我们发现这些报告引起地方当局关注的速度是其他报告的两倍。在未来，我们将继续投资人工智能技术，以期提供更好的服务。
作为一个因为自杀失去了两个家庭成员的人，这些努力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亲戚住得离我并不是很近，我非常希望我能有机会早点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变化以避免本不该发生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可以向专家学习的唯一领域。我们正在与Facebook新闻项目的记者合作，以确保我们的平台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和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我们也与心理学家和其他健康专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就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担忧向他们征求意见和咨询。我们还在与外部技术专家合作，为我们负责任地开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提供方法指导。
我非常感谢这些专家帮助我们以一种为人类和社会创造最佳可能结果的方式构建产品。
评估成功
假设你在预测和设计方面做得更好并且一直在寻求外部专家的帮助来创建更好的结果，但如果你不能很好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你可能仍然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科技行业在评估成功方面有很多指标，Facebook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当我们看到指示板和数字时，很容易就会忘记指标只是一个工具，而真正的成功通常不是几个数字就能描述得出来的，现实要复杂得多。
弄清楚你开发的产品是否对人们和世界有好处是一件非常复杂、微妙的事情。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一个陷阱，即评估我们能够衡量的东西，而不是衡量我们真正看重的东西。如果没有适当的背景，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衡量指标所误导，并错过那些你的产品到底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重要信号。
我们不应该只专注于衡量成功，而应该专注于评估成功，因为并非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可以衡量。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也不是科技行业独有的。
1968年，Robert Kennedy发表了一场关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竞选演说，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指标。在描述了自己在美国目睹的一些可怕的贫困状况后，他说：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超过八千亿美元，但这还包括了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以及为交通事故而奔忙的救护车。它包括了我们装在门上的特种锁和关押撬锁的人的监狱，包括了我们对红木森林的破坏和因城市无序蔓延而消失的自然奇观。它包括了凝固汽油弹，包括了核弹头，包括了警察用来应付城市骚乱的装甲车。然而，国民生产总值不包括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教育的质量和游戏的快乐。不包括我们诗歌的美丽，我们婚姻的坚强，我们公众辩论中的智慧，和我们官员的正直。它不包括我们的机智和勇气，不包括我们的智慧和学问，不包括我们的同情心，不包括我们对国家的热爱。
近50年后的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一种微妙得多的方式阐明了一个繁荣社会意味着什么。尽管在实施和实现这些目标方面仍面临重大挑战，但联合国不再试图用一个数字来评估社会健康等高度复杂的问题。
考虑到我们社区的规模、多样性和复杂性，弄清楚成功对Facebook意味着什么的确具有挑战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时间作为衡量成功的关键指标之一。尤其是当你第一次开始构建你的产品时，你所花费的时间可以作为衡量你是否创造了有价值的东西的一个合理的标准。如果人们在你创造的产品上花了很多时间，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满足了某种需求。
问题在于，不能把花费了多长时间与整个成功的评估孤立开来。让人们尽可能多地把时间花在我们的产品上，可能会给人们和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Facebook最初是为朋友和家人提供一个互相联系的论坛。通过研究和产品变化，我们正在努力创建一种服务，以支持长期的有意义的关系的建立——不管是在线还是离线。
最近Facebook宣布，自己正在修订衡量成功的方法，并将其中的一个核心指标——所花费的时间——改变为有意义的社交互动，优先考虑创建我们社交图谱的互动类型。而我们的对成功的评估标准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但是，除了改进量化指标之外，另一种获得事物如何运作的更丰富图景的关键方法、一种获取无法衡量的重要事物的方法，是通过同样引人注目的定性研究来平衡我们拥有的强大的量化数据。
使用数据可能会告诉你人们在做什么，但不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走出办公室的高墙，倾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各行各业的真实人物的声音，了解我们的产品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广泛地倾听意见固然可取，但有时候，来自个人的反馈同样会使我们受益匪浅。我再举一个例子，三年前，我们为Facebook创建了一个“年度回顾”（Year in Review）产品，该产品使用一种算法来创建一个视频，总结人们在Facebook上度过的一年。
Facebook社区的一名成员Eric Meyer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在网上看到了朋友们的视频，但没有制作自己的视频，因为他知道自己刚刚度过了什么样的一年——他失去了年幼的女儿。但后来，在他的新闻推送中，他看到了我们为他制作的一个视频，视频中，他最近去世的女儿正在盯着他。
获悉了他的经历后，我们邀请他到Facebook上谈谈他的经历。他的演讲深深地影响了设计团队，他说的这件事被我们的模拟研究实验室做成了令人难忘的海报：“当你说‘边缘案例’时，你实际上只是在定义你所关心的东西的极限。”
从那时起，我们改变了对待这些经历的方式，避免对人们以及他们的感受或生活做出假设。仅仅是倾听和同情人们的经历，就是以一种道德上负责任的方式建造和设计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不是为数字而设计，我们是为人而设计。
超过20亿人在使用我们的产品，不使用量化数据来影响我们的决策是不负责任的。但道德上负责任的设计要求我们不仅要看电子表格，还要透过电子表格看到更广阔、更深入的东西。定性研究——实际上就是倾听人们讲述我们的技术如何影响他们——是使我们保持睿智的关键，帮助我们超越测量本身，真正评估我们对人和世界的影响。
我与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行业和我自己所在的公司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当我和其他许多人正在仔细考虑我们已经创造和将要创造的东西的影响时，我想澄清一件事：尽管我们在面对这些挑战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并不后悔自己在创造这些产品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构建使有益的工具，这些工具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获取信息、创造性地表达自己并与你最关心的人保持联系的机会。
这些都是人类长久以来的需求，科技能够而且应该帮助满足这些需求。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帮助世界上许多群体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从而广泛地促进了多样化进程。所以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重大挑战，我依然不愿意回到这些发明出现之前的世界。因为我相信它们是如此宝贵，所以我致力于确保我们以最负责任的方式设计和使用它们。
我们该怎么做呢？
简而言之，设计要向同时满足四个象限方向努力：
不仅要在各种用例上花费足够的时间，同时也要在避免不良用例方面下足够的力气。
寻求外部专家来处理复杂的系统和社会影响。
在评估成功的时候务必做到十二分的谨慎和细致。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有人——作为设计师，作为企业的一份子，作为一个行业——都有广泛的责任确保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
在Facebook，我们想说的是，这个过程只完成了1%。但我对挑战感到兴奋，并且跃跃欲试，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很难找到别的更值得关注的事情。
俗话说，容易做的事都不是什么值得做的事。而这件事，我得说，绝对是值得做的。
译者：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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