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消息人士称,阿里巴巴和腾讯考虑互相开放生态系统,阿里巴巴的初步举措可能包括将腾讯控股的微信支付引入淘宝和天猫;双方都在分别制定放松限制的计划。
此消息一出,阿里巴巴美股盘前涨超3%,腾讯控股ADR盘前涨3.76%。阿里巴巴此前在腾讯旗下的微信上架了几款小程序:闲鱼、1688和盒马集市。可以看出两家正在探索如何深入合作。
一直以来,阿里巴巴和腾讯在自家的生态各自为王,壁垒森严。两家一直互相较量,也一直在对方的领域中插足,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现在两家能达成合作,完成首次破壁互相开放生态,对用户无疑是好消息,两大互联网巨头也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继续深耕。
但实际上,在巨头的阴影下,能形成生态体系的企业可能只有0.01%,余下的99.99%的企业是“被生态”企业,它们如何生存,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大家普遍关注腾讯、阿里等超级生态型企业的时候,绝大多数处于长尾的、“被生态”企业们,各有各的活法。它们在自己的领域内或成长、或收缩、或停滞,基于自身文化和能力基础,企业家们在做各自的选择。
这些“被生态”的企业,很多是中国第一批成长起来的企业,它们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选定了企业的赛道,但在移动互联网、新生代崛起、技术变革等场景下,它们面临新的选择。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 :中国企业为什么需要一套进化算法?进化算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施炜:中国企业和环境的关系比较紧张。目前主要有四大环境变化。
一是技术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革命。很多中国企业过去技术基础相对较弱。这些企业最大的担心在于它有可能搭不上高科技这趟车;或者搭上了,却又被甩下来。
二是“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变化。对中国企业冲击比较大的是纯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中国人口红利在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有些产业会转移到印度、越南这些地方;高科技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抑制与反抑制斗争会越来越强。
但是中国还有一类产业比较安全,它们有一定技术含量,但不是是最尖端技术,也不是劳动密集型。这些产业虽然没有特别高的科技含量,但需要工程师和管理。东南亚国家在这些领域没有竞争优势,美国也缺乏大量的工程师供给。所以,中间型产业如家电、家具、小型机电包括一些装备行业,情况都还不错。
三是中国经济正在从规模经济进入到质量经济时代。市场增量越来越少,存量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家具、建材、家电市场的状况。双循环之下,广东很多出口型家具转国内市场,市场供给增加,竞争进一步加剧。
四是企业与顾客的连接机制发生了变化。年轻消费者的需求理念和消费理念与他们的父兄极不相同。多种场景相融合,渠道、传媒碎片化,企业营销难度越来越大,很难高效率地获取顾客流量。目前只有极少数企业适应了这个变化。
产业和市场变化带给企业家三大痛点。
一是战略之痛,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成长路径怎么安排,战略和企业能力之间如何匹配?这意味着企业需要从过去的机会型成长向能力型成长过渡,这是一个时代话题。
二是学习之痛。坦率地说,今天商学院里真正能给企业家提供有效方法的老师和课程非常稀少。学校外有一些江湖派,讲一堆不好操作的时髦理念,甚至还有只讲点子不讲方法的。企业家找好的学习产品是相当难的。
还有一类管理概念,本身没有问题,但可能只适合于极少数企业,比如现在流行的生态战略。在产业里能做生态的企业可能只有0.01%,余下的99.99%的企业是“被生态”企业,它们如何生存,才是关键问题。
三是心力之痛,就是心力不足,驱动力不够。过去很多民营企业家,尤其是50后、60后、70后企业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很深刻的贫困和饥饿记忆,有很强的财富冲动,这是他们创业时的基本动力。
当财富问题基本解决后,企业家需从财富驱动转向使命驱动。但是,一则前路风险更大、投入更大、不确定性更高;二则不少企业家也是平常人,也喜欢轻松舒适的生活。因此企业家群体中,缺乏使命驱动的人数比例也不算低。
思考、解析这些背景,我梳理并构思了企业进化算法(图1)和长期战略地图(图2),试图为这些企业提供一个全局视野和系统思维。这套算法和地图适用于三大类企业:已经完成原始积累、超越创业期、找到自己主赛道的企业;技术追赶型的企业,它们有向能力型企业转型的驱动力;以及有长期战略意图、有产业思维的企业。
CBR:“进化”是针对生物、有机体的,而企业则是一个机构,为什么引入这个概念,对理解长期战略地图有什么价值?
施炜:我认为企业也是生命体。进化视角的主要思想之一是重视种群和外部环境的关系,适者生存。“适”就是适应环境,而现在环境不确定,如何适应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课题。
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体,企业需要在适应环境、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结构、机能,改进企业发展模式,延续企业组织的生命。进化是需要干预的,即需要战略调整、管理改进。进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从量变到质变,再量变再质变,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的长期过程(图3)。
进化开始时起点高低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动起来,走上进化之旅。中国企业,尤其是很多民营企业起点低、基础差、没有技术含量、附加值低。但是这些企业一旦走上迭代之路,实际上就开始进化和成长了。
需要说明的是,成长、迭代、进化,不一定是颠覆性创新,99%的企业进化都不是从颠覆性创新开始的。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颠覆性创新遥不可及,就像智人不是一天进化为人的。
CBR :企业进化模型应该包括哪些变量?既然是算法模型,那么该如何开始呢?
施炜 :企业进化算法包括顾客价值进化、生存 及发展模式进化和组织机能进化这三个层次;包含增量、迭代、战法、资源密度、能力和活力六大变量,以资源密度(主要指劳动密度)为枢纽,贯通战略和组织两个层面。
一个企业选择业务领域、确定商业模式之后,它的进化从哪里开始?我的回答是顾客价值增量。增量就是变化,既包括新一代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创新,也包括顾客代价降低的部分。
有时候顾客价值一小步意味着技术创新一大步。举个工业品的例子,台积电的晶圆制程从7纳米进步至5纳米,马上要做3纳米、2纳米,每一次看似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设备、工艺的重大创新。
顾客价值增量源于顾客需求变化,抓住这个变量就基本处理好了与环境的关系。
顾客价值增量的实现意味着顾客价值迭代。迭代很困难,以华为手机为例,头几年进展并不顺利。小米手机崛起对华为有很大冲击,小米把华为的血性激发出来了。华为手机终于进入进化轨道,例如Mate10,Mate20、Mate30,Mate40……一代比一代好。这就是迭代。增量和迭代是企业业务进化的基本方式。
CBR: 中国企业从机会型成长转向能力型成长时,哪些能力最为关键?
施炜 :说到企业能力,我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新概念,叫做资源密度,它是整个算法的枢纽概念。资源密度包括资金、技术、数据、人力资源密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密度,就是单位产品中劳动的投入量,也叫劳动密度。
劳动密度取决于劳动人数、劳动时间、劳动形态、劳动强度等。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追赶型企业的劳动密度主要与劳动强度有关。而劳动强度可分解为认知密度和行为密度。
认知密度就是思考问题的深度和精准、细致程度。想得深细透,所有事情的认知密度都超越别人,企业肯定成功,所以企业的进化要落实到认知层面。行为密度是行动的力度、动作的频次,意味着执行到位。提高组织认知密度和行动密度呢要靠人力资源开发和有效的组织学习。它们是提升组织能力的主要途径。
组织机能里包括组织能力和组织活力。能力+活力=生命力,即动态竞争力。能力是企业本身具有的素质。比方说,拉美排球运动员跳得高,扣球很厉害,能力特别好。活力是能力和资源被激发出来的状态。中国女排好几次获胜,尤其陈忠和时代两次得冠军,主要靠队伍的活力。能力没法弥补,但活力可以调整。活力是企业内在的力量,组织架构、运行流程、企业文化都与活力相关。
中国企业大都属于技术缺乏型,我们的优势是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所以我们用劳动密度,尤其是高级劳动、知识性劳动的密度,来解释中国企业未来成长的要素和发展奥秘。
CBR :近两年企业界比较高频提到数字化转型,您认为数字化应该在进化算法的哪个环节,属于哪个变量呢?
施炜 :数字化是企业成长进化的一种手段。数字化是当今时代企业进化的重要内容和形态,在顾客价值、经营方式和组织机能三个层面都有体现。数字化非常重要,但还不是企业进化的决定性变量。
有些企业家在激发人方面往往缺少一些方法和耐心,所以总感觉人不行,总希望有一种技术能包治百病,在数字化方面也有这种倾向。但是,没有认知密度、行为密度,数据有什么用?某些电信巨头有海量大数据,但进化最快的行业和企业里都没有它们。所以,数据重要,但不能迷信数据。
CBR:整体来看,企业进化算法更适合传统企业,对互联网企业适用么?
施炜 :互联网企业现在多数还处于资本助力阶段,有强大的资本红利或资本市场估值红利。从长期角度看,它们需要进一步构建顾客价值优势。比方说拼多多的顾客价值是便宜,但便宜是因为有巨额补贴。资本红利耗尽之时,它能否构建起有竞争力的供应链,能否持续以较低的价格满足顾客需求,那就要靠它的组织能力和活力了。
总体而言,这个模型更适合传统的实体经济,而不直接针对虚拟经济。
核心人才的边界就是企业发展的边界
CBR: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企业,属于您定义的传统企业,还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
施炜 :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大部分企业不可能变为虚拟经济。阿里、腾讯都是超级大的平台型企业,但平台本身不是没有边界的,也不可能把所有企业形态都纳入到平台之中。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企业实际上还是处于产业生态背景下相对独立的生存发展状态。
但是,不是所有做不了生态、成不了平台的企业就要被生态、被平台,企业可以形成自己的小生态,横向以顾客资源、技术为基础,长出几块业务;纵向以产业上下游为基础,也可以长出几块业务。这样就能形成纵横交错、相对关联的团簇式的业务结构。我把这种业务拓展模式概括为生态化扩张。
比如深圳的立讯精密,连接器、光学模组、声学模组都是纵向一体化的业务,同时将它们从电脑延伸至手机、可穿戴设备、汽车等领域。很多产品都是以顾客资源和精密制造为基础,繁衍发展起来的。
CBR :团簇式发展是个有趣的概念,但团簇式发展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企业该自己做,哪些该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包括华为芯片被“卡脖子”的事件,真正前沿的技术,是否必须自己投资?
施炜 :华为是个例,不具有代表性。正常国际秩序下,电子及芯片产业企业之间是要进行水平分工的。上下游那么多环节,企业不可能全部都自己做。而且芯片本身是个超级大产业,垂直整合往往超出了企业的能力范围。
团簇式生长的限制,主要来自于核心人才。所谓核心人才主要指能独当一面的经营领军人才。发达国家人才比较社会化。例如,亚马逊需要的核心人才,在社会上有可能找得到。但在中国,这类人才很稀缺,遇到、找到以及内部培养都很有难度。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发现和培育核心人才,而这些人是企业发展的边界所在。
比如小米采用了与外部成熟企业家合作的生态化扩张模式。小米团簇式发展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主业足够突出,手机市场表现好,小米的品牌就有价值,其他企业家或创业者就有意愿加入小米生态。此外,雷军本身有影响力,企业内部有强大的赋能能力。
CBR :企业领导者在企业进化算法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施炜 :领导者是企业进化的关键变量。我提出进化型领导的概念。进化型领导一是要有使命和追求;二是要有长期目标和战略;三是要有实践智慧,也就是把事情做成的能力——进化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要带领团队打胜仗;四是要有平常人格;不是平常人就不能理解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与团队就会有隔阂,就不可能形成高度融合的团队。
很多企业家具有英雄人格,老做英雄状,那企业离出事就不远了。我们看到很多著名企业领导人,都是很普通的人,但长期坚持上面所说的“四有”,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叶丽雅,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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