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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尹磊
编辑 | 江岳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开始!”
此时,罗永浩坐在高出地面五级台阶的舞台上,十余盏舞台级灯光、四架高清摄像机,这批耗资两百万的设备,齐刷刷对准在他和搭档的身上。
进入直播间的那一刻,手机屏幕上的那个画面,迅速膨胀成一间六百平米的演播大厅。
除了老罗的声音,所有动静,都被这间巨大的演播室稀释了。
所有人都在避免与直播无关的动静。此时,若你走进来,马上会有人压低声音提醒你穿行的风险。因为台上那双眼睛,会注意到你。
尤其这一天,是老罗上播的时候。
7月11日,老罗卖一款捏脚盆,结果他说唯一让他不满的是,这个捏脚盆的一个功能设计,他觉得“不直觉”。
“虽然用户熟悉个六七秒钟其实也就会了,但就是这六七秒让我作为一个产品设计师感到无法忍受”,老罗说。
老罗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把这种产品精神带到了直播间。这样的情景,曾经在当年锤科手机发布会中屡见不鲜,而这种时候,往往带来的是正向的反馈。“粉丝其实喜欢看到他这样。”一个工作人员私下评价。
除了人类热爱围观的天性使然,这符合粉丝对老罗的期待:他站在用户立场,反抗权威、反抗陋习。
他一贯如此。不管是当年发生在方舟子公司电梯间的那场当面对质,还是在西门子大厦楼下挥向冰箱的那一锤,他传递出的信号,都是刚正不阿的。
刚正不阿,是出现在老罗语言系统里的高频词,他还故意把阿(e)故意读成(a),让自己的刚毅同时兼顾幽默。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用这个词总结了自己的生涯,并写进一份万字“求职自述”里。
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后来只好靠走关系才进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这也是我刚正不阿的三十来年里比较罕见的一个污点。”
除了罗永浩,你很难相信这段话会出现在其他人的求职信中。
那封信打动了俞敏洪,老罗得以进入新东方,拿到高额年薪。那是他步入公众视野的起点,算是人生的转机。
不过,他后来的人生走向并没有靠银行储蓄,推动他的,与那股子刚正不阿关系重大。
从老罗课堂上传播出来的不少段子,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所引发的笑料。当这套语言传播越来越广,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形成与芙蓉姐姐的分庭抗礼,他也红了。
他的语序、措辞,以及情绪转折,就像一组参数,组成他那套价值观体系的一部分,骄傲而又克制地运转了20年。
这20年像一段奇妙的冒险。在一部分人的认知里,他成了解释“什么是理想主义”的样本。他创业失败,却保持公众面前的得体,还债,在公共话语中被塑造成了美德。
还债过程的大量细节都是公开的。
这导致他越来越像《楚门的世界》里那个楚门,只不过老罗是主动的,掌控着话筒和摄像机。
情节随时会产生波折。在他质问“会不会说人话”的那个晚上,直播间的“福袋”抽奖系统,引起了他的反感。他突然在镜头里连串发问:福袋为什么设计得如此不合理?出于什么考虑?解决方案是什么?
现场的运营负责人难以当场回答。
直播结束后,团队连夜研究方案。最终大家根据数据的表现,得出了再实验一段时间福袋,并将不合理的地方改善的结论。
尽管老罗在公司的股权结构中缺席,并在公开场合推举真正的老板李均,称自己只是“头牌艺人”,但所有人都知道罗永浩的意义。
只要老罗在场,他就是直播间那个调动大局的核心。没人比他更清楚,那些舞台灯打在脸上时,应该如何调整情绪。
如今,年轻的副主播们,也在努力跟随老罗,从微小的细节处着眼,调整自己在镜头前的状态。
这是他们所知的最有效的配合方式。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老罗身上有种宝贵的东西,公司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维护——你很难说清楚,那个被维护的是老罗,还是理想主义。
黄贺是老罗最信得过的同事之一,作为锤科的产品总监,他和老罗一起经历过迫降时刻。如今,他总是守在直播间的镜头后面。
在对外发言中,他能表现出与老罗价值观的吻合,比如,说真话。“没有人慕名而来,很多人甚至过去对老罗没有那么多好感”,关于这家公司的“非理想主义”,他毫不避讳。
锤科0001号员工朱萧木依然是老罗的最佳搭档,Keynote遥控器在两人之间传递,无需多言,默契已经足够。
更远的地方,还有默默无闻的锤科第19号员工秦爷,他是最典型的投奔老罗的罗粉,从新东方讲课段子“入坑”,在《我的奋斗》演讲时着迷,得知老罗需要厨师后,他马上转让了自己在大连的饭馆,跑到北京。
他得到了那份工作,还有老罗主动给予的“补偿”:大连饭馆的一个月租金。老罗还让他把调料都寄到北京,并花钱买下了全部。
秦爷陪伴了锤科的整个起落,如今在罗永浩直播间,那些需要烹饪的菜品,也都出自他手。
“他永远在处理一堆特别特别难搞的事。”秦爷回忆老罗当年在锤科时的状态。
尤其是产品发布会的时候,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朱萧木也说:“发布会是最有压力的,每一次发布会都是,所有的岗位都是。”在他的记忆里,那是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持续两周的时间,马不停蹄。
在纪录片《燃点》中,镜头从老罗上台的角度拍摄了他所面对的发布会现场。幕布掀开,扑面而来的是破音的呼喊、闪烁的光点、举双手欢迎老罗的观众,那一刻他像极了摇滚巨星,但他又时常在这时显示出羞涩和扭捏。
在深圳春茧体育场,锤子科技发布了第五款新机——坚果Pro。其中细红线特别版在现场被浓墨重彩的讲述。
“细细的红线”出自克里米亚战争,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军士兵站成一排,抵抗俄罗斯军队,他们最终以少胜多。在军事史上,这支红色的战线,被命名为“细细的红线”。
红线所意涵的勇气和力量,被具象到那部手机上,老罗还专门为它制作了短片, 用镜头语言给那个细细的红线赋予了无以复加的宏大感。片末,红线变成一个飞行物,拖着长长的红线,飞出地球,驶向宇宙。配乐的编排,也仿佛在传递某种命运的跌宕起伏。
那是一个用力颇猛的视觉表达,当时锤科刚刚经历了极其黑暗的2016年,整年没有融资,舆论对锤科的命运普遍看衰。
那次发布会,秦爷印象深刻,因为那是他哭得最凶的一次,还因为他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在发布会之前,秦爷负责盯会场的展板,上面有当天要发布的产品真机图,但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展板被人拍下发布到网上,真机图提前曝光,微博刷屏,工作群也炸了。
“他没说什么”,秦爷觉得事情简直太严重了,但老罗并没有怪他。当时的老罗,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
发布会结束后,大家出去聚餐,喝酒的间隙,秦爷躲到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那根“细细的红线”最终断裂在了2018年的冬天。
在锤科的最后阶段,秦爷收拾行李回了大连。临走前,他给老罗发了条信息:“餐厅都处理完了,现在实在是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我就回去了,任何时候需要我,随时联系。”
他后来回忆,看到老罗欠了那么多钱,他感觉自己也像欠了钱一样。
2020年的3月,老罗发来信息,“知道薇娅、李佳琦吗?“
秦爷又回到了老罗身边。
老罗倚在高脚凳的边缘,裤管提到小腿肚,一只小风扇持续向他送风。
围绕在身边的那些人,都知道他怕热,就算有空调,这个风扇也是老罗的一个标配,它被规规整整地摆在老罗面前。它出现在直播间里,也出现在老罗出席的综艺节目上。
黄贺是罗永浩直播间里的副主播之一,“交个朋友”的创始人,也是老罗的朋友。锤科当年发布那个颇受争议的TNT时,在心惊肉跳的演示环节,蹲在老罗身边的,就是黄贺。
“我会协调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黄贺眼里的老罗要比过去更放松、更温和了,最直观的表现可能就是老罗弹吉他这件事。
“那次是我俩出去谈事,路上没什么事。他拿出琴来,说‘我给你弹一个’。”黄贺说当时老罗在车上弹了一段指弹,但后来不小心失误了,他自己解释了一句:“还在练。”
黄贺觉得,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紧绷的状态,不会这个样子,更不会给你弹琴。
今年三月份老罗在厦门被限制消费那次,黄贺也陪在他身边,那天老罗很郁闷,凌晨给同在酒店的黄贺发去消息,“出来坐一会。”两人聊到后半夜,然后去了三公里外的海底捞,吃到了凌晨四点,而三个小时后,黄贺还要一大早赶高铁去深圳开会。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陪他吃个宵夜嘛。”黄贺可能是对老罗还债这件事,最有使命感的人之一。
另一个老朋友是朱萧木。他与“交个朋友”没有官方的合作关系,更多时间是用在经营自己的电子烟品牌福禄,只在每个直播日前赶到杭州,在滨江区的酒店订一间房,第二天准时出现在镜头前,成为老罗最默契的搭档。
他的电子烟生意已经遍布全国,但在采访中,他对讨论这个话题的兴致不高,“这个事儿已经是很成熟的模式了,没什么可聊的。”
采访在一场直播的间隙中进行。在那间十平米左右的后台休息室里,朱萧木不再像几分钟前在直播间里那样妙语连珠,更多时候,他双手抱胸。他还穿着侍酒师的着装,那是刚才为了配合卖酒换上的“道具”。
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合作换班,没有人会要求他和老罗保持某种绑定,但他每周还是会如约赶来。
老罗和朱萧木,还有黄贺,这些老搭档的关系如今有了重新的排列组合,朱萧木成为了福禄的创始人,黄贺是“交个朋友”创始人,老罗则把自己定位成打工人。
有些东西变了,又有些东西,始终没变。
去年4月1日的第一场直播就是老罗和朱萧木搭档,黄贺在一旁协助。那是最原始的直播班子。首播之前,他们彩排了四遍,反复打磨PPT和要讲的段子。那一刻,他们好像又找到了在锤科打磨产品时的感觉。
不出所料,首场直播圆满收官,打破了很多全网记录。
从一开始,资本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远超想象的兴趣。
“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找过来。”黄贺回忆当时和老罗、李均与投资人频繁的会面,这当中,甚至还有雷军的身影。
如今,这支团队已经从7个人扩张到600人,直播频率从每周一播变成了每天一播,主播阵容也已经不仅仅是老罗、朱萧木、黄贺。
在公司搬到杭州之前,老罗的办公室就在直播间化妆室楼上,“偶尔能听到他在上面弹吉他,或者练鼓。”副主播林哆啦回忆。
在来“交个朋友”之前,林哆啦有过自己的乐队,在餐厅和直播间里都唱过歌,她喜欢音乐,但和老罗从来没有深入讨论过这方面的事情。
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多数副主播与老罗的接触,几乎为零。楼上传来的琴声,始终在楼上,与林哆啦她们所在的空间,仿佛两个世界。
对于那些后来加入的副主播来说,站在自己身边的这个胖胖的中年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创业者,很多人认识他,他出现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听他的。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他有时候会暴跳如雷,有时候又极其体贴细心。他是搭档,但更像一个老板。
他提出一个需求,现场立刻会有人做出反应。
“李正呢?”这晚直播中,朱萧木和李正该换班了,但李正还在化妆间,她对提前换班的安排浑然不觉。老罗话音刚落,一位场记立刻蹦了起来,冲向后台。
整个响应过程,每个人都是跑着在执行。不一会,李正跑了出来,PPT的画面定格在一款女性护肤品上。
“这种事儿就别再有下回了。”李正事后提醒自己。没人会给衔接过程的失误提供解释的余地,包括当事人自己。
当老罗在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事。因为那个等你的人,是罗老师。这意味着很多。
95后的李正,是“交个朋友”直播间里的第一位女主播。
去年5月份,直播间卖棉柔巾,没有模特,原本选品的李正上去试用产品。直播间第一次出现女生,弹幕里开始起哄,“让她来播。”
两周后,李正站在了罗永浩身旁。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脸上的肌肉都在抖。”李正回忆,紧张感和压力突然降临,弹幕里还有人在说:“你声音能不能大点”。
公司建议她去多看别人直播。她去看了薇娅和李佳琦,发现根本用不上。“风格完全不一样”。罗永浩直播间是要求调性的,你得克制、不能太戏剧化。
没有可以借鉴的样本,压力持续了数月,李正每次上台都会害怕,压力大了就会崩溃,然后躲在没人的角落里哭。同事安慰她:“没事,你特好,你这样挺好的。”
“但这种安慰是我不需要的,我要我更能搭得上罗老师,我要我更好。”
压力最后带来了所有人的进步,这是风口行业,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时间和经验的累计中被消灭,要么主动要么被动。
年轻的副主播们掌握了各自擅长的直播方式。唯独一点,是她们共同的难题:如何跟上老罗节奏。
“我到现在也不敢说已经完全摸透了他。”副主播林哆啦说。
在加入交个朋友之前,她并不熟悉这位直播间的灵魂人物,所有的知识都是现补的。她找了很多办法,翻粉丝群里的聊天记录,跟粉丝请教老罗的梗是什么意思。
即便如此,当她与老罗一起站在镜头前,偶尔还是接不住他抛出的新梗。
看似简单的讲解也会紧张,比如上食品的时候,老罗拿起餐具开始吃播,把PPT的遥控器递给林哆啦——相当于把场子交给她,她也总担心,气氛突然冷掉。
关于直播技巧。老罗对她说过一点:“你笑和不笑,完全是两个人,你要多笑,你笑起来比较有亲和力。”现在,林哆啦会注意在直播间的返送屏上监控自己的表情。
尽管老罗反复强调过,自己只是头牌艺人,但对于年轻主播来说,毫无疑问,他是那个在台上台下决定一切的人。
当好老罗的搭档,并非易事。
阳光帅气的北京大男孩龚晨,既是选品经理,也是主播。双重身份让他跟老罗的交流比一般人更加深入。
“罗老师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认真。”回忆起与老罗的交流,龚晨不无感慨地说。
一个事实是:“交个朋友”直播间的选品标准,要远远高于行业平均,这一点,龚晨深有体会。
“比如说我们带过一个肯德基的优惠券,必须要把覆盖范围精确到每一家店,罗老师不希望粉丝买了这个券以后,还要小心翼翼地去问一下店员,这个券在这家店里能不能使?”
但老罗身上这种宠粉的特质,也正是吸引龚晨加入交个朋友的主要原因。
“你几乎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的老板,他是真的能改变世界的人。我喜欢这种有可能活得不一样的感觉。”
老罗的社交恐惧症,让他和年轻主播的交流,在直播结束后戛然而止。
对于直播间之外的老罗,年轻主播们的看法几乎一致:不是很了解。但每个人都提到了他的细致和体贴,“他是个绅士,身上有种与外表非常不相符的细心。”
一次在台上,李正说的话,老罗不认同,直接怼了回去,场面突然僵住。“当天晚上罗老师发过来一条微信,他说在台上说的话没别的意思,让我别往心里去。”李正说,这样的在意,会让她感觉温暖。两人同台时,如果推销吃的,老罗永远不会忘记给她盛一份,饮料也倒好,然后两个人干杯,一块喝掉。
甚至有人觉得,罗永浩和李正的相处,有时候像父亲和女儿的感觉。
李正身上的确有像老罗的地方,直来直去,很多时候都不会刻意去隐藏自己的情绪。
对于坐在这个直播间里的人,逐渐“罗化”或许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潜移默化间,老罗的做事标准会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对工作的衡量标准、对细节的极端在意,并非出于情绪,而是全部出于常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和逻辑能力。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罗老师很苛刻,但情绪平复下来,仔细思考过后就会发现,他是对的。”李正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她能明显感觉到能力上的提升。
是时机把她推上了主播台,“如果按现在的招聘标准,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新人,是肯定上不了这个台的。”
现在的新人,需要先在周一到周四的场次“试戏”,如果还不错,他们的部分视频会被发给老罗。但这不是一个好通过的面试——直到现在,和老罗搭档的,依然还是早期那一批搭档。
他习惯和熟悉的人一起工作。
开张一年多,罗永浩的直播间里,还是随时会有人冲进来喊,“老罗呢?”“龙哥在哪?”很明显,他们就是冲着老罗来的。
但老罗并不是天天在场,“交个朋友“的副主播们,已经撑起了直播间的大部分播出时长,罗永浩本人的GMV在总GMV中的占比,已经一降再降。这是刻意为之。
“直播带货是一项长期事业,我们必须健康发展,绝对不能让公司的大部分营收都出自一个人。”黄贺说。
90后的林哆啦是位经验丰富的女主播,早年在YY玩过秀场直播,后来与朋友组乐队在餐厅驻唱,抖音兴起后,她又有了新场子。
去年6月,林哆啦的抖音直播间进来了一个名字,他给哆啦刷了一个价格不菲的礼物,问了一句:“会不会唱《世间所有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
林哆啦一开始觉得这是个冒牌ID,但她还是点开了那个名字——罗永浩。
1000多万的粉丝,货真价实的老罗。
林哆啦唱完歌,罗永浩悄悄离开。不久后,一条私信发了过来,“对电商有没有兴趣?”
林哆啦当时对这个人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4月份在抖音开了直播,是锤子手机的创始人。其他则一无所知。
和林哆啦类似,从去年10月份开始,几位年轻的副主播,陆续成为“交个朋友”直播间里的老面孔。慢慢地,有粉丝记住了他们,从一开始的“那女的叫啥?”,到后来像复读机一样给他们打Call,“xx最美,xx最美……”
副主播们加入之后,直播频次从每周三次,变成每周六次,直到最近,填满了日历表上的每一天,直播时间,也调整为中午12点到凌晨。至此,这家赚钱的公司真正规律运转了起来,开始迈入下一阶段。
2021年4月,“交个朋友”直播间从北京搬到了杭州。
“受益于‘电商之都’的产业聚集优势,在杭州招聘相关行业的人才变得更容易了,供应链的效率也提高了很多。”黄贺如此解释了公司搬迁的原因,而且杭州作为新兴城市,不管是在政府政策还是日常生活方面,都对年轻人更加友好。“例如政府会给应届毕业生提供现金补助,大专以上学历、缴纳一个月社保即可落户杭州。”
但“交个朋友”在过去一年的狂奔,以及在商业计划上的雄心,也是有代价的。
团队多数人都已经习惯满负荷运转。搬到杭州一个月,一些员工的社交圈子只停留在公司内部。
生活显得太过遥远,这里的一切都和工作有关。对老罗来说,直播带货是为了还债,但对公司里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迅速兴起的行业,承载着梦想。
“罗老师每周只在周五、六、日三天晚上直播,而且很少超过四个小时,其他时间都交给其他的年轻主播,这在整个行业的头部大直播间里是独一无二的。大部分头部主播的直播间,都是靠一个大主播来完成整个公司销售的百分之八九十。”黄贺透露,罗永浩带货GMV的整体占比已经降低到40%。
某天,在交个朋友的厨房里,老罗对秦爷说:“小秦,有时候真想退休。”老罗在前一天和秦爷发了火,他进厨房本来是向秦爷表达歉意。
“退休也挺好,你不是后面还要做电子产品吗?”秦爷问他。
“但这个时机可能已经错过了。”老罗接下去也没再说什么。
在秦爷看来,老罗是会感觉到疲惫的,但他又是一个永远不怕麻烦,不怕把事搞大的人。直播间从一周一播,到现在每天一播,整个团队在满负荷运转,越来越多的年轻副主播加入公司,手机上的那个罗永浩直播间,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个新面孔。
有时候你会看见一个年轻人,因为紧张而表现不佳,在一片弹幕的骂声中带货,然后在不久之后从这个直播间消失。
很少有人关心失败者。
除了老罗。期待“失败者”罗永浩卷土重来的呼声,在他还债的这几年从没停过。
手机市场的战火已经与他无关,他成了原本那些竞品的下游,成为了朋友,原来的竞争“角斗场”,如今已经风平浪静。
老罗登台露面的频次大幅提高,每周拿出三天卖货,在那个所有硬件几乎都是满配的直播间里,舞台灯打过来,摄像机就位,有些人依然陪在镜头外的某个地方,他们注视着老罗,但在场下,再没有破音的尖叫,也没有在体育场里悬垂下来的巨幅锤科大旗。
台下变成了一组客服队伍,他们细心答疑,尽量让处理问题的方式符合老罗风格。这种方式具体是什么?他们能比较清楚地理解怎么执行,但要说出来,依然是那个可以解释大多数问题的词语——理想主义。
杭州的夏天,即使入夜,也依然酷暑难耐。在“交个朋友”直播间里,热风被阻隔在门外,室内只有均匀的冷空气。但在这个空间里,所有人都是严肃的,找不到任何内心澎湃的迹象。
和过去宏大的发布会现场相比,空间与氛围的对照,让人沮丧。
按照故事的发展,老罗本应处在低潮,或者说,是一个“耷拉”着的状态。
但说来也怪,尽管没有风,旗子依然飘扬在校园上空。
——像他上学时的那段著名的作文。
而吹动老罗这面旗帜的从来都不是直播带货的风口效应。依然是那个理想主义的符号,在2020年和2021年、在众人的保护中,好好地保存在杭州的滨江。
每一个副主播都无条件配合身边的罗老师,有一部分是尊敬,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马上要到50岁的中年人,还有未了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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