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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的事实核查新闻：发展与局限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19-04-25 23:2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李希光，吴艳梅，头图来自：UNsplash

摘要

在“后真相”的时代背景下，事实核查新闻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本文总结了事实核查新闻的发展动向和局限性，并通过对美国两家政治立场相左的事实核查机构的核查报告的量化分析，发现以“独立”“客观”“中立”为工作原则的事实核查新闻实际上具有选择性和政党偏见。本文认为，由西方精英建制派主导的事实核查新闻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延续，不足以应对“后真相”时代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

关键词

后真相；事实核查；虚假新闻；社交媒体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年度词，用以描述“雄辩胜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情感主导选择”（注：参见维基百科“后真相政治”词条）的时代景观，社交媒体中虚假新闻泛滥、主流媒体公信力丧失是“后真相”在媒介领域的主要体现。

根据牛津词典的统计，“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的使用频率增加了2000%，尤其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全球政治“黑天鹅”事件发生后，“后真相”一词的使用频率激增。欧美主流媒体与主流学界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的虚假新闻是这些颠覆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政治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事实核查新闻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主流媒体界、学界与互联网公司试图通过大规模的事实核查遏制虚假新闻的全网传播，加强社会信任。那么，事实核查新闻是应对“后真相”征候的良方吗？本文试图剖析“后真相”的时代特征与事实核查新闻的运营现状，分析事实核查新闻在“后真相”时代的发展方向与局限性。

一、“后真相”时代的主要特征

（一）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倒置

国际公关公司爱德曼在2016年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中提出，精英阶层的权威性与影响力出现倒置，原先精英和权威位于影响力的顶端，如今精英对大众的影响力小于同一阶级内部的影响力，大众与精英建制派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王维佳, 2017a）,爱德曼在2017年的信任度调查报告中再次提及这一观点。再次证实这种影响力的倒置一方面表现为主流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去中心化、分众为特征的社交媒体网络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2016年以来，美国民众对美国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不断下跌。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与哈里斯民调公司在2017年5月17日至20日共同进行的民调显示，高达65%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主流媒体上“有很多假新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7月发布的数据，只有18%的美国民众相信其主流媒体。盖洛普2016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只有32%的美国民众认为主流媒体的报告“全面、准确、公平”，这一数字是历史最低。全球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爱德曼2018年的信任度调查显示，全球公众对媒体和政府的信任度仅有43%，仅有36%的公众认为媒体能够保证信息质量，在受调查的28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低于50%。

主流媒体公信力降低的另一面是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一方面，社交媒体具有“注意力经济”特性，使用智能推荐算法增加流量和用户黏性，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有一套独特的媒体内容筛选机制，能够形成自己的社交媒体议程（王晓芃, 2017）。社交媒体信息传播路径中的“回音壁”（echo chamber）、“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加强了用户在接触信息时的选择性，对符合自身政治立场和社会认知的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进一步加强了用户对特定社交网络社区的无条件信任。

（二）“客观性”的破产

在“后真相”时代，真相与立场的优先顺序被颠倒，这意味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信奉的“客观性”和理性原则的破产。美国大选前各大主流媒体公布的民调数据与美国大选的历史性结果大相径庭，所谓“数据统计”得出的客观性结论遭到质疑，“客观性的价值只剩下用来装点不同的政治立场，每种立场总能截取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分析，从而将与自己相悖的数据弃之不用”（蓝江, 2017）。因此，“在今天，更容易影响人的行为决策的不再是客观事实，而是内心的信仰和情感依靠，人们不是在理性分析和判断数据基础上做出决定，而是转向内心中的立场和情感”（蓝江, 2017）。

情感优先于理性是“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值得关注。史安斌提出“证实性偏差”来解释美国大选中虚假新闻泛滥的现象，即人们倾向于相信与其既往认知相符合的信息，美国底层白人蓝领失业率高、生活每况愈下，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政治正确、美国优先等颠覆性的口号赢得了这一群体的认同感，而代表所谓“真实新闻”的主流媒体却往往呈现出明显的“白人精英主义”特点（史安斌、王沛楠, 2017）。社会基层群体在全球化中所遭遇的困境无法在媒体和知识精英的传播活动中得到重视，底层不仅自身缺少可以用来发声的传播资源，也失去了进步力量的代表。王维佳（2017b）认为，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是主流媒体代表的文化建制派与社会底层全面脱节的戏剧性体现。

19世纪晚期以来，主流新闻界一直以客观的世界观来定义自身（Christians, 2015），20世纪晚期，这种新闻客观性开始遭到质疑。舒德森指出“事实已经不再是世界本身的呈现，而是对世界共识的表述”（Schudson, 1981）。时至今日，西方社会所谓的“世界共识”已经被打破，全社会对“客观性”的信奉也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土崩瓦解。

二、事实核查新闻的发展

事实核查并非新鲜事物。事实核查制度起源于新闻机构在报道刊发前对报道内容的真实性核查。20世纪20年代，《时代》周刊率先设立了事实核查团队，随后其竞争对手《纽约客》也专门设立了事实核查部门。20世纪中后期，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的社会责任理论在新闻界兴起，更多报刊陆续设立事实核查部门或开展事实核查工作（王君超、叶雨阳, 201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传统媒体采取了包括裁员在内的各种削减预算的措施，许多媒体无力支撑深度的调查性报道和事实核查机制（Starr, 2009）。近年来，在社交媒体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的双重背景下，事实核查再次受到关注。

与早期媒体自身的事实核查相比，近年来的事实核查经历了一次从事前核查到事后核查、从新闻从业者核查到第三方核查及公民新闻参与、从编辑部内核查到结果公布于众的“结构性转变”，新闻事实核查逐渐从媒体的内部机制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新闻样式（周炜乐、方师师, 2017）。下文总结了近年来事实核查新闻的几大发展动向。

（一）专业事实核查机构的兴起

2007年，《华盛顿邮报》推出了针对2008美国大选的事实核查项目Factchecker，并于2011年将该项目确定为永久性项目，主要对与政治人物相关的事实进行核查；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湾时报》（当时称“圣彼得堡时报”）也于2007年推出了名为“PolitiFact（政治事实）”的选举年项目，专注于对政治家的公开言论进行准确度评级，该项目由独立的记者编辑团队运营，并拥有自己的新闻网站。大选后该项目得以保留，并将事实核查的范围从政客言论扩展到社交媒体。2018年，PolitiFact的直接所有权从《坦帕湾时报》转到了该报的母公司波因特学院（The Poynter Institute），成为全国性的新闻机构。Factchecker和PolitiFact这两个独立事实核查项目的出现标志着独立于媒体的专业事实核查机构的兴起。

当前，不仅传统媒体纷纷开展事，核查项目,由高校机构、记者团队、NGO等创建的民间事实核查机构也大量涌现。根据杜克记者实，室的数据,近几年专业事实核查机构数量迅速增长（见图1）。尽管这些专业事实核查机构大多与媒体、高校等有着隶属，合作关系,但在业务运营和组织架构上属于独立机构。这些专门从事事实核查的社会，构的出现,标志着事实核查成为媒介领域新的细分行业。

（二）自动事实核查技术的发展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信息量与信息传播速度均超出了人工核查的能力范围，因此，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计算机自动事实核查成为当前事实核查的主流手段与研究方向。美国大选后，Google、Twitter、Facebook等互联网平台因虚假新闻泛滥而饱受质疑，这些互联网巨头因而纷纷开展事实核查工具的研发。

目前主流的事实核查算法主要是从新闻的来源、内容、传播网络等特征入手进行事实核查。

1.来源核查

虚假新闻在互联网的泛滥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大部分谣言事件的背后都有人为操纵的痕迹。营销分析公司Jumpshot搜集了2016年9—11月的网站流量数据，数据显示，假新闻网站从Facebook平均获得了超过70%的流量，而纽约时报等媒体从Facebook仅能获得30%的流量。对于虚假新闻写手来说，每一千次浏览量能带来13～14美元的广告收益，社交媒体带来的巨大流量收益刺激着造假者，这些专门的造假者为谋取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篡改事实、编造谣言，发布迎合读者口味的虚假信息，甚至形成了成熟的假新闻生产和传播链条。美国有的城镇出现了“假新闻点击业”，在美国大选期间发布各种虚假信息，靠炮制“大新闻”获取收益。

社交媒体上的虚假新闻大多产生于这些专业造假机构之手，专业造假机构有其相对固定的网络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在一些地区，假新闻业还存在“聚集效应”，因此，对虚假新闻来源进行核查是目前较为有效的核查途径。来源核查包括对新闻的发布位置、发布者的IP、发布的网站域名、信息作者等来源信息的识别与核查。

事实核查工具首先对发布该新闻的IP地址进行认证，如果IP地址非法或IP地址持续变化，事实核查工具会对新闻进行可疑标记。接下来，事实核查工具对新闻的发布网站域名和作者进行核查，将其域名、作者名与可靠的新闻域名库、作者名单相比对，对不在可靠域名库和作者名单内的新闻进行可疑标记。对于未知来源的新闻，事实核查工具将该新闻的标题、内容与网络中其他新闻数据进行比对，寻找其初始来源，并对初始来源进行可靠性核查（Sirajudeen et al, 2017）。

这种核查算法的局限性在于“可靠的域名库”“可靠的作者名单”与“虚假域名黑名单”的不完善。在自媒体时代，如何从浩大的媒体数据库中提取出“可靠”与“不可靠”的信息来源，这本身是不小于虚假新闻事实核查的课题。目前的核查工具通常是根据Alexa网站排名等标准对信源声誉进行打分来判断其可靠性，例如Google的网页评分，这种评分方法对影响力较大的主流媒体更为友好。然而，主流媒体中同样存在虚假新闻，籍籍无名的自媒体讲述的也可能是真相，仅仅根据来源来判断信息真假本来就是一种逻辑谬误。

根据新闻来源进行事实核查是不够准确的，只能对新闻的真实性做一个概率判断，筛选出大概率为假的信息。因此，仅仅依赖这种算法的事实核查工具通常不会直接过滤掉核查出的“可疑”新闻，而仅仅是打上“可疑”的标签，降低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搜索排序或交由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进行人工核查。

2.内容核查

基于文章内容的事实核查算法是对人工事实核查的模拟，可以分为基于文章信息和基于文章风格两种方式。

基于文章信息的核查方式旨在核查新闻中关键信息的正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NLP）技术，目前的人工智能可以确定网络文章的核心语义，,并将其与其他相似网络信息进行比较。例如，一个NLP引擎可以根据一篇报道的主题、标题、正文和地理位置，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搜集其他网站报道的相同事实，从而实现与权威媒体文本的比较判断。很多虚假新闻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对真实新闻进行改动或者将不同新闻杂糅在一起形成的，此类虚假新闻往往使用原始新闻标题而偷换内容，或者内容不变冠以虚假的标题（Sirajudeen et al, 2017），通过内容核查算法与原始新闻进行比对，就能甄别出其错谬之处。

基于文章风格的核查工具通过分析抓取文章的语言组织形式、叙事风格等来对文章真实性做出推断：虚假新闻常常使用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极端化的、刻意迎合读者的叙事风格，与专业的新闻写作风格差距较大。事实核查工具可以根据文章中极端性、情感类词语的出现频率以及文章的组织结构等划分其文章风格，从而筛选出有煽动倾向的可疑文章。

这种对文章内容进行真实性核查的算法大量使用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等计算机模型，其准确性需要建立在庞大的、经过人工标记的新闻数据库的基础上。目前虚假新闻的数据库相对缺乏，也缺乏人力对大量数据进行人工标记以用于相关领域的算法研究和软件开发，目前基于此算法的事实核查尚处于研究阶段，其准确性和通用性都存在局限。此外，人工智能对新闻内容真实性的核查是将其与主流媒体的“权威报道”相对比，是在默认主流媒体信息的权威性基础上的，但主流媒体中同样存在虚假新闻。在主流媒体公信力下滑的今天，这种事实核查方式有引发公众反感、形成事实核查的反效果的风险。

3.社交情景核查

基于社交情景的核查方法是利用发布者与传播者的社交活动信息、对相关文章的观点等作为辅助信息，来推断原始文章的真实性。这种核查方法通过大数据技术描画出被核查新闻的传播网络，包括参与传播的用户、信息传播的时间段、相关性较高的网帖、该信息的网民评价等，通过分析该信息传播网络各个维度的可信度，综合得出原始新闻本身的可信度（Shu & Liu, 2017）。

这种核查算法是一种间接核查，其主要判断依据是信息传播者的用户画像。如果信息传播者传播及浏览的其他信息中虚假新闻的比例较高，或者传播者活跃度低、活跃时间与IP地址异常、有明显的网络水军特征，那么原始新闻为虚假新闻的概率较大。

这种算法需要大量的用户数据，一方面可能涉及用户隐私；另一方面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共享存在困难，这也是目前大数据行业的固有壁垒。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依赖这种算法的事实核查需要由社交媒体平台主导推动，但算法和数据是否公开又涉及商业利益和新闻伦理等一系列问题。

（三）自动事实核查面临的困境

在各大互联网巨头的主导下，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神经网络模型的应用，对海量新闻数据进行自动事实核查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在实际应用中，目前各软件平台在技术上尚不完善，在新闻伦理层面也面临着虚假新闻的界定标准不清晰、算法不公开等问题。

1.技术困境

目前自动事实核查技术的研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以计算机专业科学研究为主，实际应用中还没有成熟的全自动识别虚假新闻的AI应用，大多数应用需要人工核查配合，或只适用于少部分核查对象。从文章中提取出关键事实并与现存事实相比较，对目前的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说还较为困难，技术研发中的另一个突出困难是，缺少用于研发测试和机器学习的虚假新闻数据集。

目前事实核查技术工具的最普遍做法是：通过对新闻来源及其传播网络的初步核查，筛选出“可疑”新闻，再交由事实核查机构进行人工核查。这种半人工化的核查方式提高了人工核查的效率，但仍然无法解决人工核查的数量与时效局限。只有从新闻内容着手的自动事实核查，才能完全替代人工核查，这也是目前事实核查技术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相反，利用AI技术编造假新闻的技术则更为成熟（Snow, 2017），人工智能不仅能够编造虚假文本，还能制作模拟真人的图像和视频（Knight, 2017）。权威IT研究咨询公司Gartner公司2017年末发布预测报告称，到2022年，发达经济体中的大多数人接触的虚假新闻将超过真实新闻，AI伪造虚假内容的能力要大于AI检测虚假内容的能力，这将彻底改变人们对数字信息的信任（Panetta, 2017）。

2.新闻伦理困境

自动事实核查面临的直接困境是虚假新闻的界定问题。按照目前的自动事实核查算法，核查虚假新闻的基本方法是将其与相对可靠的新闻来源和新闻报道进行比对，也就是说，需要确定与之对标的“新闻真实”。且不论从新闻理论上讲不存在绝对的新闻真实，在主流媒体公信力下滑的“后真相”时代，广受公众信任的、相对的新闻真实也难以寻觅。目前的自动事实核查通常将主流媒体报道视作真实性的标准，这一做法在西方舆论界也引发了异议。

此外，应用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的自动事实核查比相对小规模、局限性的人工事实核查更容易引发“言论自由”方面的争议。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很少公布其核心算法，通过不公开、不透明的技术算法得出的真实性判断，左右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媒介接触，同样面临着新闻伦理争议。

3.商业模式困境

与人工事实核查一样，自动事实核查同样面临着较大的研发与运营成本，但并没有成熟的盈利模式。对于Google、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平台来说，流量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光怪陆离的虚假新闻恰恰是吸引流量的利器。在虚假新闻和事实核查这一社会议题上，社交媒体平台实际上面临着商业逻辑和新闻逻辑的冲突，面临着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这也是众多社交媒体平台在研发事实核查工具时态度游离的一大原因。

（四）全球事实核查标准的建立

近年来，一些事实核查行业联盟开始出现，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PolitiFact的母公司波因特学院建立的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IFCN成立于2015年9月，目前有47家事实核查机构加入了IFCN，其中包括绝大多数影响力较大的事实核查机构。IFCN既是一个事实核查行业联盟，也是事实核查的一项工作标准和协定，IFCN为全球事实核查机构制定了工作原则，包括：1）对非营利性和公正性的承诺；2）对事实核查依据透明度的承诺；3）对资金和组织透明度的承诺；4）对核查方法透明度的承诺；5）对公开和诚实的更正的承诺。IFCN将定期对成员进行透明度考核，签订了IFCN工作标准承诺并且通过IFCN考核的机构，可以在网页上使用IFCN的认证图标，以证明其透明度和公正性。

IFCN将其主要工作概括为：1）实时监测全球事实核查的动态；2）帮助全球事实核查者建立统一的立场；3）推广事实核查工作原则；4）为奖学金活动、创新资助项目提供资金；5）举办年度事实核查全球峰会（Global Fact），推动全球事实核查事业发展；6）提供在线培训；7）通过年度国际事实核查日倡导和推广事实核查。其中全球事实核查峰会始于2014年，IFCN成立后将其作为固定的年度会议，2017年全球事实（Global Fact）会议吸引了来自54个国家的188名事实核查人员。

另一个影响力较大的事实核查新闻联盟是First Draft，2015年6月Google、Storyful及谷歌新闻实验室资助的几个事实核查机构共同创建了该媒体合作项目，旨在应对数字时代的媒体信任和虚假新闻问题。2016年9月，First Draft开始与全球各地的新闻编辑室、科技公司、人权组织和大学进行合作，帮助对方开展宣传并扩大工作范围，如今已经有近100家新闻机构和事实核查机构参与到First Draft的实践社区。2017年10月，First Draft迁至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

First Draft作为一个事实核查新闻联盟，并不直接开展事实核查，而是利用其影响力和关系网络组织多家媒体或事实核查机构共同展开一些事实核查项目。其中一个典型项目是法国大选期间开展的CrossCheck项目。CrossCheck项目由谷歌新闻实验室和FirstDraft共同发起，关注并核查法国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的虚假新闻。法新社、BuzzFeed News、法国《世界报》、法国电视台、Storyful等34家组织参与其中（所有参与机构见图2）。CrossCheck项目的事实核查呈现出人工核查与技术核查相结合的特点，该项目根据Google Trends提供的数据以及各合作组织记者查阅的内容确定需要核查的内容，Facebook、CrowdTangle和其他技术公司通过AI算法识别文章中的主要事实以加快人工核查的速度。重要的事实核查结果能够通过各个合作机构实现门户网站、电视台、广播、纸媒、社交媒体全网推送，形成广泛传播。

除了在新闻机构间开展广泛合作，First Draft还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开展研究项目，包括杜克大学、加州伯克利、香港大学、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大学、南非的金山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爱尔兰的都柏林城市大学等32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入了First Draft的学术合作伙伴网络。通过搭建科技公司、新闻机构、科研机构的庞大合作网络，First Draft试图弥合学院研究、信息产业和新闻传播之间的鸿沟。

IFCN、First Draft等行业联盟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种多机构合作的方式，将技术和新闻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不同机构发挥其在发现可疑信息、事实核查、传播渠道各个环节的不同优势，这种联合大大提高了事实核查的核查效率、传播效果和准确性。另一方面，这些由私人资本投资、由西方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巨头主导的联盟机构参与制定全球性的事实核查新闻标准，为事实核查人员提供统一培训，开展全球性的事实核查项目合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话语权垄断。

三、事实核查新闻能够解开“后真相”迷局吗？

事实核查新闻是西方主流新闻界针对“后真相”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那么事实核查新闻的发展，能否抵抗“后真相”时代虚假信息的蔓延呢？对于事实核查新闻的效果，学界并不乐观。

理论上，事实核查增加了政客说谎的代价，使政治辩论立于稳固的事实基础之上，同时也使得受众的某些错误认知在固化之前能够有机会被预防和纠正（文卫华、曾一珺, 2016）。长期来看，通过事实核查新闻的不断推广，不可靠的新闻来源将逐渐透支其信用（Owen, 2017）。

但众多实证研究则显示，事实核查新闻的作用有限，甚至起到相反效果。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Chris J Vargo对2014—2016三年内的网络媒体新闻进行大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事实核查类网站对网络议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并且影响力有下降趋势。该研究认为，事实核查新闻在传播效果上面临困难（Vargo et al, 2017）。有学者认为，当事实核查机构标记虚假新闻之时，该虚假新闻通常已经广泛传播并造成恶劣影响（Persily, 2017）。有研究对《华盛顿邮报》的“Fact Checker”栏目中“2016年美国大选”相关的新闻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参选人的言论不实程度越高，民调支持率的变化反而越正面，即民调支持率不降反升，事实核查新闻报道对于形塑公众的态度效果有限（虞鑫、陈昌凤, 2016）。耶鲁大学的Gordon Pennycook对5271名美国网民进行对照组实验（Pennycook & Rand, 2017）以研究Facebook虚假新闻标签的效果，结果表明，添加虚假新闻标签仅能将受众对该条信息的信任度减少3.7个百分点，并且同时增加了用户对未被打上“Dispute”的虚假信息的信任度。该量化研究表明，由于这种“隐含真相效应”（Implied Truth Effect），若Facebook准确标注虚假新闻的比例在23%以下，那么用户对Facebook中虚假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不降反升。

总的来说，西方事实核查新闻蓬勃发展，但其传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事实核查新闻的点击量和传播量低，追踪事实核查新闻和虚假新闻传播路径的Hoaxy系统（Shao et al, 2016）显示，大多数事实核查机构发布的新闻的Twitter单条转发量不到100，事实核查机构推文的数量也远远少于虚假新闻；二是事实核查机构发布的新闻难以改变大多数受众对初始新闻的判断；三是事实核查在公众中引发了一定的逆反情绪，在美国的社交网站上，不少人将事实核查机构比作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本文认为，西方事实核查新闻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原因在于以下几点局限性。

（一）事实核查的合法性问题:谁是把关人

事实核查新闻的兴起意味着西方新闻业权力结构的变迁，事实核查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掌握着判定“真相”的媒介权力。然而，大多数事实核查机构并不具备公共属性。

当前全球主要的事实核查主体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传统主流媒体衍生出的事实核查机构，二是由新闻院校、记者团体、NGO等创建的第三方事实核查组织，三是社交媒体平台自身，四是第三方科技公司。事实核查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有这样几种：主流媒体、高校等事实核查组织创办者、Facebook和Google等互联网巨头、具有复杂政治与商业背景的西方基金会。事实核查机构往往宣称独立与政治中立，但在组织关系、资金来源、社会资源方面与创建机构、投资机构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非洲核查（Africa Check）接受法新社基金会（AFP Foundation）、沙特尔沃思基金会（The Shuttleworth Foundation）的资助，其执行董事、多名董事会成员就来自法新社和沙特尔沃斯基金会。全球149家活跃的事实核查机构中，有超过30家接受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OSF）或美国国务院下面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的资金支持，OSF由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创立，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公民社会”，曾在东欧剧变前后参与推动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些基金会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明显的政治意图，受这些基金会资助的事实核查机构实际上很难做到客观中立。

（二）事实核查新闻无法逃避的政治倾向标签

大部分事实核查机构都反复强调其中立性与非党派性，这也是事实核查新闻取得公众信任的基础。有学者指出，如何保证在公众面前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避免像传统新闻媒体那样被贴上政治倾向的标签是事实核查机构必须面临的问题（史安斌、饶庆星, 2016）。实际上，事实核查机构已经被部分公众贴上了政治倾向的标签。Google推出的事实核查标签由于合作机构的政治倾向问题遭到美国保守派的质疑，甚至不得不削弱其标签功能。

那么事实核查新闻是否存在明显的政治倾向？本研究对美国事实核查机构PolitiFact和Check Your Fact的事实核查新闻进行内容分析，以呈现两者的党派倾向。PolitiFact常常被美国保守派指责为偏向民主党，而Check Your Fact隶属于右翼媒体The Daily Caller，两者均签署了IFCN的工作原则，承诺非党派性与中立性。

1.对PolitiFact事实核查新闻的量化研究

PolitiFact使用量表来对核查对象进行可靠性评分，真实性量表(Truth-O-Meter)包括六个评级，分别是：1）真实(TRUE)，即表述是准确的且没有明显的遗漏；2）基本真实(MOSTLY TRUE)，即表述是准确的，但需要进一步阐述或额外信息；3）部分真实(HALF TRUE)，即表述部分准确，但遗漏了重要细节或脱离了上下文；4）基本错误(MOSTLY FALSE)，即表述中含有真实成分，但因遗漏了重要事实使得文章呈现给读者与事实相反的印象；5）错误(FALSE)，即表述不准确；6）极为荒唐(PANTS ON FIRE)，即表述不准确并且含有荒谬的谎言。

PolitiFact及其附属机构自2007年成立以来共发布了14513条事实核查新闻（根据其官网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4月11日），在每条事实核查新闻中，PolitiFact均给予被核查言论一个真实性评级（True/Mostly True/Half True/Mostly False/False/Pants on Fire）。

本研究通过Python爬虫程序获取其全部事实核查新闻,并对其进行编码分析。本研究分析统计的指标包括报道时间、事实核查对象、核查对象的党派、事实核查结果（真实度评级）、开展事实核查的机构（PolitiFact、PundiFact、PolitiFact New York等）。以下是对统计结果的量化分析。

（1）针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事实核查对比

自2007成立以来，PolitiFact关于共和党人的事实核查新闻共有5879条，关于民主党人的事实核查新闻共有4093条，核查数量的逐年变化如图3所示。

在绝大多数年份，PolitiFact针对共和党的事实核查要多于民主党，这一现象在2012年和2016年选举周期前后更为明显，在2015—2018年，针对共和党的事实核查数量几乎是民主党的两倍。

PolitiFact宣称在选择核查对象时不会考虑其所属政党，但会更经常地核查掌握权力的一方或反复发表误导性言论的政客。在民主党执政的2008—2016年，对于共和党的事实核查均远高于民主党，那么，要么PolitiFact在选择事实核查对象时存在政党偏向性，要么共和党人士发表误导性言论的频率要远高于民主党。

在PolitiFact针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事实核查结果中，共和党人士发表错误言论的比例确实要高于民主党（见图4和图5）。

为了更直观地统计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在PolitiFact事实核查中的诚实程度，本研究对PolitiFact的六个评级赋值（赋值规则见表1），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党派和个人言论的平均真实性得分。

本研究将HALF TRUE（部分真实）赋值为0，若真实性得分大于零，可以认为真实性评级在HALF TRUE以上，偏近于真实；若真实性得分小于零，可以认为真实性评级在HALF TRUE以下，偏近于虚假。

根据此赋值方法计算共和党和民主党逐年的真实度得分，结果如图6。

除2007年外，民主党的真实性得分要远高于共和党，并且民主党的得分基本为正（偏近于真实），共和党的得分绝大多数为负（偏近于虚假）。近几年来，民主党的真实性得分在波动中上升，而共和党的真实性得分迅速下滑，两党在2018年的真实性得分相差多达1分，也就是说，共和党的平均每条被核查言论的真实性要比民主党低一级。

本研究发现，在PolitiFact制定的真实度评级量表中，FALSE（错误）与PANTS ON FIRE（荒谬）的界限并不清晰，PolitiFact并未说明什么样的错误言论属于荒谬，但两者给读者的感受却截然不同；同样，HALF TRUE与MOSTLY FALSE（基本错误）界限也并不清晰，同样是遗漏了重要事实，两者的程度轻重如何区分存在主观性。

因此，本研究统计了在完全错误的言论中荒谬评级的比例，以及在有真有假的言论中半真半假的比例，即PANTS ON FIRE评级数量占FALSE和PANTS ON FIRE评级数量总和的比例（见图7）,与HALF TRUE评级数量占HALF TRUE和MOSTLY FALSE评级数量总和的比例（见图8）,并对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数据进行对比。

显然，在完全错误的言论中，共和党言论被判定为荒谬的比例在绝大多数年份高于民主党，2018年民主党甚至没有一条言论被判定为荒谬；在真假参半的言论中，民主党被判定为半真半假的比例在每年都高于共和党，而共和党的真假参半的言论更有可能被判定为基本错误（MOSTLY FALSE）。

也就是说，在评级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共和党获得更差评级的比例要高于民主党，换句话说，PolitiFact在事实核查时对共和党要更为苛刻，这可能是对共和党真实度平均分低于民主党的一种解释。

（2）针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事实核查对比

PolitiFact自2007年成立以来对希拉里的事实核查共有296次，对特朗普的事实核查共有545次。由于特朗普近几年才作为政治家形象活跃在公众视野中，因此PolitiFact从2011年才开始对特朗普进行零星的事实核查，2015年6月17日，特朗普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在那之后，PolitiFact才开始对特朗普开展较为密集的事实核查。PolitiFact对希拉里的事实核查主要分布在2008年与2016年总统竞选周期，2008年竞选周期后，PolitiFact对希拉里的关注较少，直到2015年4月12日希拉里宣布竞选总统，PolitiFact再次对其开展密集的事实核查。

由于特朗普和希拉里在美国政坛活跃时间的差异，为避免不相关变量的干扰，本研究对特朗普和希拉里事实核查新闻的研究限定在2015年之后。2015年至今，PolitiFact对希拉里展开了199次事实核查，对特朗普展开了532次事实核查，这一数字是希拉里的2.7倍。本研究对特朗普和希拉里获得的真实性评级进行了统计，结果如图9所示特朗普获得的错误评级要大大高于希拉里。希拉里获得的真实度平均分为0.28，特朗普获得的真实度平均分为-1.08，这个数字代表的真实度评级介于基本错误和完全错误之间。

从数据结果来看，特朗普受到了PolitiFact的特别关注，其言论的荒谬评级高达14%，完全错误评级达到32%。

（3）受到PolitiFact重点核查的人物

在PolitiFact 12年来的事实核查中，有26位政治人物受到50次以上的事实核查，其中民主党有5人，共和党有20人，还有一位是无党派人士伯尼·桑德斯（见图10，其中空心柱为民主党人，实心柱为共和党人）。显然，活跃的共和党人受到的事实核查比民主党人更为频繁。

这26位政治人物获得的事实核查评级如图11所示，显然，共和党人得到的荒谬和错误评级要多于民主党人。统计这26人的平均真实性得分（见图12），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获得了正分，而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获得了负分。

也就是说，根据PolitiFact的核查结果，不仅共和党整体上谎言更多，共和党的主要政治人物谎言更多。

2.对Check Your Fact事实核查新闻的量化研究

Check Your Fact是The Daily Caller的非营利性独立新闻产品，成立于2017年，致力于对政治人物言论的事实核查，主要通过广告获得收入。由于Check Your Fact的核查范围与PolitiFact相近，在公众认知中又持有与PolitiFact相反的政治立场。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与PolitiFact的事实核查新闻进行对比。

成立以来，Check Your Fact共有217条事实核查新闻（根据其官网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4月11日），由于其未使用真实性量表，难以通过计算机程序抓取关键字段，本研究采取人工编码的方法。本研究随机选取100条事实核查新闻进行编码，统计的指标包括报道时间、事实核查对象、核查对象的党派、事实核查结果、事实核查对象对谁有利/不利。以下是对统计结果的量化分析。

在100条研究样本中，Check Your Fact针对民主党言论的事实核查有20条，针对共和党言论的事实核查有32条。Check Your Fact没有制定真实性量表，我们在研究样本中共发现了真实（True）、错误（False）、基本错误（Mostly True）、未经证实（Unsubstantiated）四类判断真实性的描述。民主党和共和党获得的事实核查结果如图13所示，有趣的是，在Check Your Fact的事实核查中，民主党言论错误的比例要远高于共和党言论，这与PolitiFact的核查结果截然相反。

本研究发现，在100条研究样本中，有32条事实核查新闻针对共和党不利的言论，而仅有9条针对民主党不利的言论，并且这9条不利于民主党的言论中有5条被判定为正确，而在32条不利于共和党的言论中有24条被判定为错误。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样本的20篇对民主党言论的核查中，其中12篇（60%）核查是民主党人发表的不利于共和党的言论，而在这12篇事实核查中，有11篇（92%）的判定结果为False，一篇为Unsubstantiated。也就是说，根据Check Your Fact的事实核查结果，民主党人不仅常常发表错误言论，并且常常恶意中伤和诬陷共和党。

3.对两个事实核查机构党派倾向的分析

PolitiFact的事实核查结果呈现出的党派差异有两种可能解释，一种解释是PolitiFact并不公正，在事实核查对象的选择上，更关注共和党，并且更多地选择共和党的错误言论；同时，在事实核查过程中，对民主党的言论更为宽容，对共和党的言论更为苛刻。另一种解释是，PolitiFact并没有党派倾向，事实核查呈现出的党派差异是由于共和党的错误言论更多且更荒谬，并且共和党每个人都被民主党更爱说谎。

而Check Your Fact的事实核查结果同样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Check Your Fact存在党派倾向性，倾向于相信共和党而质疑民主党。另一种解释是，Check Your Fact没有党派倾向，是民主党的谎言更多，并且大多是对共和党的诬陷。

显然，后一种解释不可能对两个机构同时成立，这两个机构至少有一个存在党派倾向，但这两个机构都是通过了IFCN公正性审核的。较为可能的解释是，IFCN的非党派性、公正性原则以及PolitiFact、Check Your Fact自身声称的工作原则并不足以确保其中立立场。

从量化分析的结果来看，两个机构均有较大可能存在党派倾向，并且选择性地决定其事实核查对象，同时在事实核查过程中针对不同党派言论也采用了宽严不同的核查标准。

当然，由于现实变量过多，本研究结果不足以完全证明事实核查机构的党派立场。事实上，一些美国学者做出的相似的研究结果也引发了左右翼学者的不同解释。但对于越来越不信任主流媒体的美国民众来说，面对不同事实核查机构迥异的事实核查结果，民众难免会“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从理论上说，新闻无法做到客观性，事实核查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形态，同样无法避免主观选择性。事实核查的对象选择、事实核查的宽严程度，都依赖主观判断。事实核查是无法逃脱选择性报道的窠臼，也就无法逃脱“党派倾向”的标签。

（三）事实核查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延续

主流媒体主导的事实核查实际上还是其新闻专业主义的延续，是新闻专业主义传统在社交媒体时代“新瓶装旧酒”的尝试（史安斌和饶庆星, 2016）。而新闻专业主义的破产恰恰是后真相时代的重要表征。新闻专业主义所包含的“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第一时间”等内涵大多是无法实现的抽象概念。在西方新闻界“客观中立”“言论自由”的新闻价值背后，其实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媒介权力的不平等，底层人民群众、弱势群体的声音被精英建制派舆论淹没，报社、电视台、社交媒体平台掌握在大财团手中，资本意志控制着舆论场和主流意识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公众对代表精英统治集团利益的政府公权力的“政治不信任”演化为一种社会逆反心理，呈现出无原则信任和强迫性不信任两种表现形态（全燕, 2017），造成了情感优先于理性的后真相景观。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主流媒体用旧有的思维方式、政治立场、新闻理论创造出事实核查这一新事物，企图以此来增加媒体的社会信任，不过是把已经失败的道路再走一遍。换句话说，主流媒体发表的新闻都是经过事前事实核查的，不信任主流媒体的公众依然不会信任主流媒体生产的事实核查新闻。美国媒体评论员Anne Applebaum指出，“事实核查新闻只适用于希望他们有效的人，而这个人群可能会缩小”（Applebaum, 2016）。

四、结论

在全球范围内，“后真相”已然成为时代的顽症，治理社交媒体中的虚假新闻、加强社会信任成为头号难题。在此背景下，专业事实核查机构纷纷涌现，自动事实核查的人工智能系统加快研发，全球事实核查机构联盟和行业标准逐渐形成，事实核查新闻成为一种独立的新闻样式。

然而，从传播效果上看，西方世界的事实核查新闻并没有成为解决“后真相”症候的良方。本文通过对美国两家政治立场相左的事实核查机构的核查结果量化分析，发现以“独立”“客观”“中立”为工作原则的事实核查机构在开展事实核查时同样带有选择性和政党偏见。和新闻专业主义一样，事实核查新闻无法做到其宣称的中立客观，作为一种新闻形态，事实核查新闻同样具有选择性和阶级性。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西方精英建制派主导的新闻业不具备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在两极分化和对立日益加剧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事实核查加强大众对主流权威的信任是不现实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李希光，吴艳梅，内文插图来自网络,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2期，李希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艳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