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在中关村的夜里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对撞派”（ID:ai7gua），作者 李娅宁，36氪经授权发布。
今年北京的降水，似乎比以往都要多。
常在下班时间猝然而至的暴雨，猛烈撞击着地上的一切。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键盘不断啪啪作响。时代从未如此波谲云诡，未来好像笼在一团雾气中；无数疲惫、落寞、纠结着的希望，在黑夜里暗暗生长。
22点的晚高峰
晚上七点，卢宇霄从布满代码的电脑屏幕前起身，走出中关村的大楼，上了出租车。
一个小时后，他出现在五棵松附近一家 livehouse里，台上是他喜欢的重金属摇滚乐队，主唱正猛烈地甩着一头长发，发出粗犷的嘶吼。卢宇霄站在离舞台很近的位置，音响震耳，他用力挥动着手臂，几乎要跳起来。他叫着，声音淹没在800人的呼喊中。
这是卢宇霄几个月一次的偷闲，他享受这样的聒噪，耳朵要爆炸，“这才叫生活！”而在中关村的每一晚，对他来说，都是“生存”。
卢宇霄在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工作，公司很小，在中关村的一幢写字楼里租了半层。从AlphaGo开始，人工智能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创业潮铺天盖地。这一家没什么水花，是沧海一粟。
一年前，卢宇霄从云南来到北京，他申请了两家大厂，一家给了offer但工资太少，另外一家，由于面试官临时有事要改面试时间，他觉得对方不守信，因此放弃。
他也有机会加入一个从大公司辞职创业的成熟团队，却听说那家公司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员工相隔一米也要通过打字交流，思索再三没有去。现在的公司，至少同事们“说人话”。
不过，他现在偶尔会后悔当初的任性轻狂。这家公司是海归博士创业，他看不到什么希望。“老板太年轻，没经验，越来越凉。”公司网站上写着的融资数字，就像老板给他画的饼，看得见，但摸不着。
几年来，不知道多少人工智能企业倒下了。办公楼中介说，几乎每一天，都有公司从中关村搬出去，新的公司再进来。这些公司中，小公司占了大多数，不乏人工智能公司。
中关村有创业基因。新浪在万泉庄的三层小楼里壮大，百度在理想国际大厦上市，雷军带着创业团队喝了一碗小米粥，刘强东在电子一条街卖过光碟……
后来，一波又一波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怀着对成功的热望，开始了在中关村的创业，却大都黯然离场。卢宇霄觉得，这家公司的宿命也一样，而自己，只需要把口袋里的钱看好。
同事张文哲工作过的上一家公司，已经消失在人工智能激烈厮杀的洪流中。当卢宇霄在躁动的人群中声嘶力竭的时候，张文哲正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他一抬头，看到月亮，隔着一条马路，是密密麻麻的办公楼，窗格里的灯都亮着。
此时的北京，欲望正在蔓延滋长，在推杯换盏的饭局上，在人头攒动的舞池里，在烟草和酒精混合的每一处的空气中。中关村不一样，中关村的夜清醒克制，欲望是沉默的。
张文哲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在纸上画着几何图形，拓扑学让他着迷。公司的CEO是他的学长，张文哲却对商业成功和名声没什么渴望，他想去美国读博，研究数学。
创业公司的欲望有时候很简单，就是活下去。为了这个目的，要加班，要不眠不休，要与时间赛跑。老板曾经在周五下午给一个新需求，问张文哲实现需要几天。他说“两天”，老板说“好，那deadline就是这周日。”张文哲的纪录是连续26天没有过休息日，公司活下来了，却暂时还看不到更远的曙光。
不在中关村，你很难想象，这里的晚高峰，是22：00。比如，互联网金融中心大厦门口，你会看到人群从大门涌出，二三十辆网约车几乎在瞬间完成集结，停靠在海淀东三街、丹棱街、海淀中街两侧。
打开滴滴页面，打车排队人数在十分钟内从100涨到500，让没有提前叫车的人感受到什么是绝望。下班的人们对着电话大喊，努力和司机确认位置。车辆错不开，总会有第一辆汽车按起喇叭，就开启了此起彼伏的喇叭交响乐的序幕。
这样的景象在中关村很多楼宇前同时上演，打破了一天的平静。
有时，会有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女生，或是穿运动短裤的男生，扫开一辆共享单车，从3辆汽车的夹缝中穿过，很快骑远。
生活还是生存？
字节跳动在中关村晚高峰的排队中功不可没。
你去问保安，他会告诉你，一天的分界是11点。11点以后，夜晚才真正开始。
中关村的夜很有意思。街区正在改造，挖掘机啃噬着人行道的地砖，明天再铺上新的。当穿橙色马甲的工人们蹲在路边吃着盒饭时，旁边写字楼门口，一个年轻人接过了小哥手里的外卖。当挖掘机司机站在破碎的砖块上抽着烟，对面一个穿长裙的时髦女孩也在对着手机吞云吐雾。
互联网金融中心大厦的夜班保安老冯就站在楼里，隔着玻璃，看着这个女孩，瞪大了双眼——在他的家乡小城，这样的小姑娘是不抽烟的。字节跳动是这座大厦最大的租户，租了7层。女孩是字节跳动的员工，抽完一支烟，上楼加班了。
老冯50岁，来北京当保安4个月，一些事情让他匪夷所思。一次，一个小伙子告诉他，自己每天打车回家要花80块，公司报销。老冯看着门口这么多等着打车回家的人，激动不已，想象不出头条公司到底多有钱。“听说员工一个月挣3万，你想想头条的老板有多少资产，那就不是百万千万了，肯定得上亿！”
老冯一个月工资3000块，不知道张一鸣是谁，对于字节跳动最近陷入的舆论漩涡也一无所知，他一次次向人提起的，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大厦门口排队打车的盛况，和头条公司价值50元的盒饭。
偶尔他也看到温情的故事。一个男人晚上十点半到楼下接妻子下班，因为妻子临时要加班，男人在一层和老冯默默地等了三个小时。
他当然不知道TikTok。最近，TikTok被卖的消息频频传出，成了悬而未决的长连续剧。多家媒体报道，TikTok如果被卖，字节跳动的市值会缩水至少400亿美元。分析的文章铺天盖地，但保安不是它们的受众。抖音用算法给他推荐了北方农田里的广场舞视频。
中关村平静得跟从前一样。每天十点半，字节跳动的最后一班接驳车准时停下来，收工。这些14座中巴车，每天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字节跳动在北京的23个办公点，车身印了英文“bytebus”，颇有个性，是“bytedance”的衍生词。这家公司的国际化野心一直都在，却在所向披靡时遭遇大洋彼岸的铁腕，何去何从尚未可知。
山雨欲来，那些写字楼里的几万员工似乎暂时没受到什么影响，话题拖得漫长，内部情绪很快平复。这股风给每个人带来的冲击不同。张一鸣在公司内网连发几封内部信，言辞恳切，一个字节跳动的员工在朋友圈默默写下三个字“挺过去”，另一个员工在楼下抽烟时笑着和同事说“卖了挺好，那么多钱”。
外界传言TikTok的目标买家是微软。而在人们长久的揣测过后，今天，微软发布声明，字节跳动拒绝了其对TikTok的收购要约。这两家公司的谈判最终没达成，但无疑经历了一番较量。
巧的是，互联网金融中心（丹棱街1号）对面，就是微软大厦（丹棱街5号）。微软的两座大厦由比尔盖茨亲自拍板、耗资28亿，当它在中关村拔地而起时，世界上还没有字节跳动这个名字。
微软的logo高高挂在两幢大厦之上，在中关村西区的许多写字楼里，站在窗前往外一看，就看得到微软。
字节跳动来得晚，在中关村西区没有自己的楼，没有竖起的牌子，员工分散在近十幢写字楼里，低调没有声响，只是在晚上十点后，人群从各个大楼里同时涌出，上去一问，字节跳动的。这像极了中国互联网崛起的样子，默默发力，而后崭露头角。
从张朝阳、田溯宁们回国在中关村创业算起，中国互联网今年25岁。微软比整个中国互联网的进程整整快了20年。而字节跳动，是刚刚成立8年的互联网新秀，发展速度让世人瞩目。
丹棱街1号和丹棱街5号，相隔不过200米，却有着几个小时的“时差”。两栋建筑本没什么交集。TikTok的风波之下，才让人注意到，这两个在中关村不可忽视的存在，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字节跳动开发岗实习生杨东，刷了200多道算法题以后，经过四轮面试，终于来到字节跳动实习。他相信，自己如果刷够600道题，就一定可以去微软了。微软不用每天加班。
晚上，当微软的产品经理Lucy回到家做完了一次瑜伽，杨东的小组会议才刚开始。电脑屏幕上微信图标闪烁了，他点开，只是群消息，有点失望。一个星期前，杨东交了女朋友。他没有很多时间陪她。上一次开会，到了十一点还没有结束，女友发来消息说实在熬不住了，今晚不聊天了。
那是他第一次产生一个想法——不想留在字节跳动。他喜欢字节跳动的氛围，弹性、蓬勃、年轻，但不想为了公司的膨胀牺牲个体的生活。
杨东参与了刚刚过去的818电商购物节。
当818一天天临近，程序员们下班一天比一天晚——抖音准备在其中大显身手。写代码、修bug、做压测，一夜一夜，大家熬红了眼睛，支撑起这家年轻公司蓬勃的欲望。
数个团队奋战一星期后，抖音战绩不错。苏宁易购当天在抖音的直播带货2.4亿，创下抖音带货新纪录。一路飙升的数据让程序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比起TikTok的事情，日常的工作显然更重要，关系到业绩、薪资奖励、房子、车子、生活。
杨东所在的小组决定团建轰趴，这天的行程表上，最后一项写到了夜里零点。不到十点，几个同事要提前离开，杨东加入了他们，打车回到了在中关村租的房子。路上，杨东听着大家抱怨加班、压力和安排到凌晨的团建，没有人提起TikTok，那实在是很遥远。
最好的庆祝，不是团建，是瘫在床上，睡上一整晚。杨东这么做了。
身边人无一例外的忙。单身的，结了婚的，有孩子的，背着房贷的，没有人是轻松的。有人刚过30岁已经满头白发——他曾为了在加班以后能有自己的生活，长期报复性熬夜；有人满怀着迎来一个小生命的欣喜，却在每晚十点以后才能涌入排队打车的大流。
公司命运混合着时代风雨，员工像是棚里一株一株的草，暂时还没感受到这场变动的威力，挣扎于自己的生活。字节跳动很年轻，在每个灯火通明的夜里成长起来，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一张名片，这里面有每个深夜奋斗的年轻人的功劳。
凌晨三四点，开夜车的滴滴司机们仍守在办公楼前等着接单。李素珍刚刚接到一单，去往二十多公里外的丰台。夜里开车容易困，她喜欢在车里放点音乐，乘客对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把音乐关掉”。
有人把奋斗作为生活指南，在加班中成就公司的宏大愿景，也成就自己在北京这座城市的每平米居所，尽管很多远在丰台、顺义、通州。
有人身不由己。杨东手机里存了一张955的名单，大部分是外企。他还年轻，两年后，他可能会选择百度，当年BAT中的一员已经成为程序员眼中的“小而美”代表。他也把目光投向猿辅导，这家在线教育公司在前几天刚刚完成新一轮融资，估值已达130亿美元。
在这个高速发展、不断内卷的互联网世界里，杨东不可能避开，只想在夹缝中能有多一厘一毫的空间，让自己舒服一点。
追赶、挫折与失落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公司也是如此。身处时代漩涡的，不只是字节跳动。
如果你在晚上去理想国际大厦，会发现总有几层楼的灯亮着。这是中关村西区最贵的写字楼，价格达到18元/平米/天，如果租一整层，一年租金差不多要5000万，让许多公司望而却步。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理想国际大厦是一个传奇。新浪和爱国者的牌子在楼顶挂了十年，百度从这里走向纳斯达克敲钟，参观ofo的访问团连着一年络绎不绝。后来，随着北京市露出天际线的行动，理想国际大厦变得低调许多。
2019年7月，商汤搬到了理想国际大厦。三个月以后，美国宣布将28家中国企业实体加入“实体清单”，禁止这些企业购买美国产品和技术。商汤的名字出现在名单里。在这之前，美国已经把114家华为关联公司加入实体清单。
华为、字节跳动与美国政府的纠缠相继成为近几年的焦点，而这阻力，或明或暗地落在了每一家科技公司的头上。
商汤，这家创立于2014年的新秀，如今已经是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关于上市的传闻没有断过，却一再搁置。外部局势风起云涌。一位熟悉商汤的人说，商汤本打算在8月放出酝酿已久的大动作，又不得不撤回了已经谈拢的宣发决定。
风雨渗透到日常的工作中，做方案、做架构不得不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考虑进去。刘昕带着十多个人的团队，感受到了变化和压力，工作日加班到十点是常事。
但星期五，刘昕总是会准时下班。晚上八点半，他上了去往火车站的地铁。他看着上车下车的每一个人的匆忙，想着自己的家，这时候应该会飘着饭菜的香味。
刘昕32岁，高级算法工程师，在北京700多万外来常住人口中，他绝对不是收入低的。但北京没有接纳他。他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北京牌照的车，他的房子、妻子和孩子在100公里外的天津。
六年前，女儿出生，刘昕在成为爸爸的那一刻，做了一个决定——在天津买房。“不想在北京租着房攒钱，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的童年是在同一个地方度过的，不要总是在搬家，我希望她长大了对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怀念和依恋。”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语气温柔。这个一般人不会想到的原因，在他心里，排在“没有北京户口”的前面。
天津的生活节奏比北京慢很多，他成全了孩子稳定安逸的童年，交换的代价是工作日的陪伴，这是他在每一个下班的晚上，回到出租屋，唯一感到有些揪心的事情。女儿马上要上小学了，现在每天吵着给他打电话，但他清楚地知道，孩子的心理依赖期，很快就会过去。
刘昕没什么抱怨。他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男人出去务工，女人和孩子留守，这在他的成长记忆里再正常不过了。他这一代，经过了奋斗，有了不错的收入，也只是半只脚逃出了这个圈。
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十年，疲惫，偶尔失落，常怀感激。他感恩北京，感恩中关村，他属于别处，却在这里被推着向前。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十年，也推动了这座城市向前。
现在，九点半的高铁上，他只想着回到家，女儿会扑到他的怀里，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凌晨一点，理想国际大厦一层，蔚来中心的大logo亮着，这里的灯彻夜不熄。展厅外面，是蔚来汽车的免费换电站，马强在这里值夜班。一辆车倒车入库、换电、出库的过程需要7分钟，上一个夜班，马强要为30多辆车换电。
马强需要在夜里保持足够的清醒。他迎来一个又一个深夜下班的人，7分钟之后和他们告别。快要30岁的马强，不知道蔚来的理想是什么，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在外面闯荡。他在老家张家口的县城里买了房子，却并不想回去。
蔚来的确有着自己的理想，它的目标是“中国特斯拉”。然而，就如微软一样，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时，中国的造车新势力还是一篇空白。那时候，没有蔚来，也没有小鹏和理想汽车。
蔚来与特斯拉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经历了连年亏损、月销只有千台、资金链差点断裂，今年8月，蔚来公布了2020年Q2财报，毛利率终于转正，结束了卖一辆亏一辆的漫长历史。CEO李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从重症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
但蔚来与特斯拉的距离，越来越远。今年以来，特斯拉的股价涨了近五倍，市值冲破4400亿美元。虽然今年蔚来股价涨幅也超过四倍，而市值也不过涨到了230亿美元，仅约为特斯拉的二十分之一。
距离蔚来不到600米的海龙大厦，挂着“地平线”的牌子，这是近年来中国发展势头不错的人工智能芯片公司。2015年，它在海龙大厦三层有了第一间办公室。
之前，芯片还没这么受关注的时候，地平线的对外介绍是“AI时代的英特尔”——显得直观而雄心勃勃。而后来，英特尔投资了地平线。
“超英赶美”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口号，它代表了亿万人热切的盼望，却在那个时代更多沦为徒劳的呐喊。当真正崛起之时，这呐喊声越来越小了。如今，地平线对外介绍更多是“中国估值最高的AI芯片公司”。在2019年2月，地平线官宣了一轮6亿美元的新融资，估值超过30亿美元。
在地平线之后，旷视、字节的团队也相继搬进来，海龙大厦显得拥挤。地平线的客户拜访，有时候就在楼下人声嘈杂的星巴克里进行。
星巴克的人来来往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舍说的“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你会听到人们谈生意合作，目标明确，直入主题；听到人们传着互联网圈子里捕风捉影的新闻，某家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公司要做芯片，某个大公司的高管要离职；听到没打定主意的程序员小心翼翼地试探薪资和工作内容，想要跳槽；也会无意间听到年轻人聊日常的琐事、聊生活的压力、聊感情。听见客套、吐槽、真实的忧愁和快乐，比沉默的夜鲜活许多。
中关村不再“狂”
在中关村的人，不是所有人都有抗下时代重任的想法，却不约而同地见证、塑造、改变了一个时代。
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写：“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奋斗、思考、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
最早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那代人的奋斗和思考早已被歌颂过。正如当年瀛海威在这里竖起广告牌“中国距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1500米”，中关村是中国互联网毋庸置疑的地标。
后来，它不断在变，有人说它失落了，消沉了，如泰坦尼克沉没于历史的大浪。
中关村位于四环，汇聚了全北京最强的人才力量，坐拥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已经容不下规模庞大的互联网巨头们将这里作为大本营。
新浪、百度、京东……这些中关村西区崛起的互联网行业传奇，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建起了自己的大楼。
金筱渝是撤离中关村的大军的一员。他2010年进入北京腾讯，在中关村工作。2019年，腾讯在西北旺后厂村建成的北京总部大楼正式启用，他离开了中关村。几个月后，他离开了腾讯，离开了北京。
他跳槽了——赶在了35岁之前。35岁这根线，在互联网行业不算秘密。“自己心态一直很年轻，35岁焦虑是社会强加给你的。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35岁就是分水岭。”犹豫、纠结、思索再三，金筱渝选择在34岁迈出一步，结束在腾讯的十年。
很多回忆留在了这里。“那是腾讯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我最美好的十年。”他说起来刚进腾讯的那几年，难掩兴奋，“每天都是新的。每一个提出来的想法都可能被实现，那种成就感真的很棒。”
做资讯内容运营，上班时间早7晚10，很辛苦。但他对那段青春的日子的描述，正面得让人难以置信。“每天早上醒来，想到要去上班就很开心。”
这开心，像一条抛物线，在2015年左右达到最高点，然后缓缓地落下去，再没起来。后来，加班变得难以忍受。公司体系越来越庞大，工具越来越复杂，金筱渝的成就感越来越低。工作，最后只剩下难以完成的KPI。
“互联网增长变慢了，工作再也没有当初的激情了。”
在腾讯的十年，金筱渝的薪资涨了七倍。他早早在二线城市买好了房，他没想过在北京定居，而是把钱拿出来去外面的世界旅行。他崇尚单身，换个城市工作，无非就是多搬一趟家，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没什么压力，但他说，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这是他提起35岁焦虑时常常提到的词。这安全感，腾讯没有给他，北京没有给他。现在，他在南京，那里的一家公司给他开出了更好的待遇。他说，现在的工作还是没有给他安全感。
当被问到什么能给他安全感，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是意义吧。”
十年恍然而过，“意义”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飘渺的词。
金筱渝看到了腾讯微博9月28日将关停的通知，有点意外，他想起来自己家里有一件腾讯微博的文化衫，那是腾讯微博的起点，也是他在腾讯十年的起点。腾讯微博黯然退场，当年公司内部的活跃和希望已经很遥远，他怀念，然后感慨，“人到最后，能剩下什么呢？”
徐雨薇还留在中关村。她曾在2016-2017年参与了ofo闪闪发光的日子。那时，ofo的logo也高高悬挂在理想国际大厦的楼顶。现在，还是会有人带着猎奇问起这家昙花一现的互联网新星，她不愿多提起那段日子，她曾把梦想留在那里。
如今她在中国互联网势头最猛的字节跳动工作，与原来ofo的办公地相隔不过几百米。但中关村的梦想似乎已与她无关。“现在我觉得，控制好自己的体重，也能带来成就感。”
在中关村，个体的无力随处可见，如徐雨薇，如今已不再想着改变什么。加班的人常常想到挣脱与逃离，却在一夜一夜的工作中，汇成行业发展的推动力。
中关村西区有57座楼宇，10万余名员工，下班时，汹涌的人群从耀眼的日光灯中走向黑夜，钻进汽车，他们大多沉默着不说话，随后被淹没在城市或郊区每一处的夜幕里。
这里有过诸多造富故事和英雄梦想，也有过诸多觉得被历史选中的狂人。
但现在，深夜的晚高峰、周末的电脑风扇轰鸣，业绩数字仍然在涨，却不再有青春荷尔蒙的气息。曾在新浪做编辑的李根还记得当年夕阳下，每天都有创业者与“中关村”的牌子合影。狂热的创业者有时会跑到新浪，天花乱坠地讲起自己的idea，求媒体报道。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
如今，跟中国互联网格局日渐明显的沉稳固化一样，中关村也在告别草莽和野蛮生长，像金筱渝当年一样“想到上班就开心”的人，很难找到了。
中关村不再“狂”，它沉默地记录下中国互联网今天遭遇的抵抗。黑夜里还是有自命不凡的人，带着改变一个时代的使命，低调，小心翼翼；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外面的风云，只是场躲不过的烦人的雨，在深夜回家时被淋湿，甚至被溅一身泥。
深夜，从live house回到中关村的卢宇霄，路过爱奇艺大厦，路边立着《乐队的夏天》的广告牌，这一季有一支乐队是他的朋友们的乐队，他没想过会在节目上看到他们。
此时，他躺在床上，livehouse的摇滚乐带来的澎湃已经过去。明天，他又会回到格子间，忘记自己曾经是大学乐队里的吉他手。
同事张文哲在办公室，拿出一张纸，一瓶胶水，一把剪刀，折叠，翻转，想不通空间的扭曲和变换。办公室的人都下班了，他做着数学家的梦。
杨东和女友打着视频电话，谈着自己对未来的规划。他给她看了自己的“955名单”。杨东说，以后我们结婚了，就离开中关村。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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