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科创需要“德意制”？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我思锅我在”（ID:angelplusdevil），作者：我思锅我在SY，36氪经授权发布。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
——恩格斯
前言
在大陆体系的游戏规则里，通常你得做的足够大才能成功，这个大没有边界。从销售额、产业覆盖面、市场占有率等任何能被量化的指标，仿佛都是越大越好。
由Facebook、亚马逊、苹果、微软和谷歌组成的“FAAMG”矗立在北美大陆多年，几乎霸占了过去40年全球媒体和资本对科技的所有关注度。隔海相望的中国，前有BAT、后有TMD（头条、美团、滴滴）等一批互联网公司，也同样参与甚至控制着中国大陆从21世纪为始的几乎所有主流新经济模式。
疫情期间，这类庞然大物几乎不受任何冲击，在一片哀嚎的资本市场高歌猛进。
截止至8月初，“FAAMG”经济体中已经有4家市值达到一万亿，市值总额占纳斯达克全部公司市值近一半。
(来源：公开信息，数据截止至8月6日)
大国崛起伴随商业巨擘，仿佛现代商业规则以大为尊，既是中美发展的商业事实，又是大陆体系所默认的金科玉律。
商业诞生于人类社会，自当承载人类本有的一切属性和原则，毕竟“大”不是一切法则的终点。
商业的灵活度、产业的复杂结构和社会的不同分工，纵然让中小企业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主体单位。但真正意义上将中小企业当作本国经济的支柱和基石，并且一以贯之的国家，并不存在于大陆体系的国家里。
“小而美”的体制，远在巴伐利亚的丛林深处，支撑着德意志民族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独立却深刻地展现着德国制造的价值和力量。
所谓“德意制”，引领着世界工业的发展，甚至部分主宰了全球尖端制造，诞生了众多不为人知的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这四个字本就由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1996年率先提出，代表那些在细分市场上占据绝大部分份额但知名度很低的中小企业。
01
德意志战车的精密“结构件”
2019年隆冬，在遴选和对接了超过100家晶圆、封装和测试企业后，李阳（化名）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眼看自己设计的射频芯片无法流片，整个团队焦急难耐。
根本原因是：一方面，大厂商不愿意在全新的芯片设计中冒险。伴随着技术难度加大，工艺要求提高，稳定性必然下降。高投入低产出，使得该笔生意难以进入大厂的流片清单。其次，小厂的技术水平又无法支撑先进制程的高级芯片。
一时间研发工程被卡住，成本、预算、生产和供给的商业齿轮，当即停摆。
半导体行业有趣的地方便在于此：流片，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对供应商的选择并非如上街买菜那么简单且自由，原因如下：
无规模效应：像台积电、中芯国际等大厂，在初创公司的小额订单上并不能发挥规模优势；
失败风险高：创新的芯片设计本身也暗藏了流片良率的浮动和技术沉淀的不足；
资金流承压：初创公司付费能力和资金的缺失，使得试错成本进一步被放大。
然而峰回路转，这时一家德国的家族企业主动上门，推销自己的“手艺”。不仅承诺单芯片不低于国际一流大厂的工艺，且拥有40年以上的成熟工程经验和极度稳定的工程团队（绝大部分工程师在公司都超过30年）。
并且企业自1986年起，专攻通信和射频前端芯片的研发历程，拥有包括西门子、三星、通用等超一线国际客户并提供长期服务。
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总部却蜷缩在德国德累斯顿一个名叫Goerlitz的小镇里，风景宜人，总人口不到20万。
（Goerlitz，来源：travelsignposts.com）
创始人其貌不扬——60多岁的年纪，毫无修饰的外表和着装，但热情、专业并自豪地分享着一套10年前看起来都略显过时的PPT。
但是朴素的外表并不掩盖其尖端的工艺和制程能力，李阳及其团队的需求，非但完全满足，甚至可以为公司的下一轮技术延展提供前瞻性的技术意见和工程实施方案。
这家来自德意志的“小作坊”不仅仅是工艺的供应商，更是李阳的老师和工艺教导员。
最终的合作令李阳欣喜异常，总计三次流片服务，均取得超出预期的结果。最让人欣喜的并非结果本身，而是在合作过程中德国人给李阳团队带来的建议和启发，这些良言成为了团队成长的宝贵财富。
德国团队在高质量服务中所展示出的绝对竞争力，完全超出了国人对小企业的期待。
原来，坚持公司战略结构和不盲目扩张所带来的力量，竟然如此巨大。
纵览德国产业历史，这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隐形冠军，其实数不胜数：
譬如2010年世界最长的交通隧道被贯通，站在隧道尽头的两台超极盾构机，来自于巴登-符腾堡州一个叫做Schwanau的小村庄。这家名叫海瑞克的家族企业，员工不足500人，1977年成立，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隧道机械设备制造商。
又如中国第一代具有自主产权的民用大型客机C919，它的液压系统来自于德国汉臣。这家创办于1925年的公司，专攻液压系统近百年，波音和空客都是其常年的稳定客户。200人的员工组织中，在该公司就业超过20年的竟然高达80%。
这类企业如同转动德意志工业帝国的精密齿轮——坚实、耐用和悠久的历史给它们带来的不是岁月的斑驳，而是不断的创新、丰富的工程经验和超一流的稳定客户。
在物换星移的新经济时代，大陆体系的企业在巨大的经济浪潮中起起落落。而诸如海瑞克、汉臣这样的隐形冠军，却在长达近百年的岁月中屹立不倒。
02
持之以恒的“供给侧信仰”
“Was die tradition bedeutet, ist nicht, dass der wind überlebt, sondern dass immer strahlen.（传统意味的不是保存遗风，而是光华永续）”
—— 安东·沃尔夫冈·辉柏嘉
工业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迭代紧密相关，在不出现绝对创新的领域，两者都严格遵循线性发展。因此，对大部分企业而言，创新性能力的要求均依赖于长久的坚持和等待。
所谓市场利基，来自于对某一垂类领域的不懈追求、持久投入和反复迭代。
其底层逻辑不言而喻：极致品质才是驱动市场需求的根本，好的产品需要深耕供给侧才能收获。
怎么理解“深耕”二字？德国又是如何经营自己的供给侧呢？
首先，对人才的关怀。
德国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意学徒制度的保留，以及根据学徒制度所沿袭的一套激励机制。
圣加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中心通过调研100家德国中小企业样本发现：
92%的员工都曾拥有过师徒关系；
97%的人对所在公司怀有某种明确的团队意识，并与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一致；
76%的企业拥有明确的传帮带制度及配套的激励和培训机制。
这些企业中，包括了莱茵霍德·伍尔特（世界顶级的螺母制造商），沃尔夫冈·格鲁普（世界一等的马球衫制造商）这样的企业，良好的运转加上持之以恒的创新，使得此类企业在自己的细分赛道中建立了难以超越的品牌价值。
(1945年成立的伍尔特集团)
而品牌溢价所带来的财富回报，使得德国工人几乎拥有了全球最好的福利、最高的平均时薪（2013年为27.84欧元，同时间段内，中国不足3美元）和最具竞争力的尖端工程师团队。
其次，对资本的克制。
宏观上，我们很难直接把资本划归为供给侧，因为这涉及政府对待货币的态度：
货币是否作为刺激经济的工具进行使用，还是只关注价格的稳定；
财政政策是否关注对产业面的刺激，或是关注预算的平衡。
从货币和财政层面，德国政府给定的长期政策，历来是务实且直接的。
最大限度淡化货币通胀和杠杆效应，财政聚焦预算平衡，把所有的有价资产、货币、人才及土地都给到从研发到生产、工人的传帮带和信贷税收的扶持上。
政府绝不轻易印刷任何一张德国马克（当然，欧元生态的建立也让德国不得不做出巨大的妥协，但这是另一个故事），绝不轻易挤占任何科技进步所能带来的收益增量。把工业进步和科技进步的红利，尽可能放在人才培养和激励上，以此来驱动需求侧。
微观上，绝大多数的德国中小企业都不寻求上市，其核心目标均在生存和稳定。不痴迷于短期的经营业绩，更侧重于维护上下游的价值生态，包括对内部员工的培养，对供应商、客户和合作伙伴间长期关系的维系。
（鲜有人知，SAP是德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这一切的背后，都进一步提升了员工对于组织的忠诚度，将离职率降到最低。从长期看，反而节约了反复培训的成本，同时将有价值的业务及客户资源、工艺工程Know-how留在公司，自然能在赛道中保持持久的竞争力。
最后，对国际市场的开放。
从拜访李阳的隐形芯片冠军，到海瑞克、莱茵霍德•伍尔特等家族企业，他们对待国际市场的态度，是建立在细致和精确基础上的开放。
一家德累斯顿的芯片家族工厂，为何能找到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家A轮芯片公司的流片订单？为何在接触客户之前，该企业提供的方案恰好就能满足大洋彼岸的技术需求？为何他们能够在不参与创业也不参股的情况下，能够给大洋彼岸的创业公司精确的建议和咨询，最终保证客户利益？
我们总是习惯性将小规模和狭隘对等，总认为国际贸易是大公司才能企及的事情，与中小企业完全无关。
然而在上下游合作紧密且完整的德国工业体系下，任何规模类型的企业，都可能充分满足全球客户的需求，并提供全栈式解决方案。
这些拥有全套顶尖技术能力的中小企业，将来自全球范围的高净值收益一次又一次地投放到新一轮的产业分工和修炼中，这便是：
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商业化、和人才培养。
日积月累下，这种基于供给侧端改良的正循环，使得德国工业的发展愈发良性。尤其高端精密制造非但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反而在这轮全球化浪潮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03
科创不是中国制造的终点
2018年年末，受邀到惠州走访了一家手机玻璃盖板的机加工和清洗配套企业。百十来号员工，身穿统一的工作服，正有条不紊地对现有产品的型号、类别和材料进行数据化采集和分工。
虽然沿用手帐台册这种“古法”，但工人们有条不紊，也“平淡无奇”。
但神奇之处在于，自1987年建厂，默默耕耘数十载，从2015年开始，公司陆续获得伯恩光学、蓝思科技等国内顶级手机玻璃盖板大厂的订单，且订单持续性极强。
原因并非我们熟悉的通过价格战获得规模效应，而是该公司提供的清洗液、清洗机设备和专用电机马达的品质，令很多大型配套厂都望尘莫及，是靠质量取胜。
仔细翻看那些台册，我找到了原因。这是从1989年就开始传承下来的“数据库”，从公司生产的第一个零部件到现在逐步进行的精密仪器加工，无论客户需求多么繁复，在这个台册中都能得到数据化的展现。
这些台册，就是对供应链、技术能力以及最终交付的明确保证。
这些能力的背后，是对每一个产品、每一项零部件工艺的打磨和积累。也从本质上证明：
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中国还是德国，能够在某一尖端领域提供技术方案的企业或个人，往往最大的壁垒，都来源于时间——
日积月累、精益求精，是最不可替代的财富。
以这样的目光按图索骥，中国的“隐形冠军”，伴随着中美大格局的演变和国产化替代的喧嚣，逐渐走入了市场的视野：
以高端自动化设备和精密机加工零件起家的怡合达在今年4月申报创业板，从汽车零配件、低压电气到精密电子、新能源等各个层面，为中小客户提供定制化需求，其提供客户价值的能力，完全嫁接在多年对技术和工艺的打磨上。
另外，哈尔滨超精密的超精密仪器、超新芯的原位电镜显微系统、来福谐波的高精密谐波减速器、美迪凯的光学精密元器件、新光台的LED电子元器件等等，不一而足。
（不要小看一个谐波器）
他们从静默，低调到爆发绝没有互联网的速度，只有每天灰头土脸面对工业设计、布线、客户反馈到再改良这些枯燥无味。
但就在这些故纸堆和台册中，你能隐约感觉到中国制造的力量。
而在2018年11月首届中国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设立的科创板，便是重点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科创板会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吗？丨来源：中国金融观察网）
一时间，以半导体、智能制造企业为代表的科创板新贵们，纷纷加持超百亿的惊人市值。卷带国人对国产化替代的渴望和焦虑，国家对于高科技领域不惜代价的全面扶持，从象牙塔的顶部瞬间来到了资本的风口浪尖。
可是，大水漫灌般的资金涌入，伴随击鼓传花的上市模式，搭载浮躁的商业逻辑，真的能让中国制造突破封锁吗？
几乎每一个参与中国二级市场的人，都知道A股市场的基本特色：总有追不完的热点，但热度往往稍纵即逝。
科创板中最热门的“半导体”概念，近期随着市场的回调也开始被看衰。的确，倒挂的市值体系、薄弱的尖端工业基础和个位数比例的高端国产率等现实，还有人才的极度稀缺，都可能让现今科创板的利基寿命缩短。
（截止到6月，科创板公司行业分布丨来源：Wind）
处于中美对抗大时代中的中国制造，也绝不是一句“国产化替代”便可完成高端制造的复兴。如前面所述，工业发展利基为滴水穿石，没有一招便可制敌，这并不符合工业发展的基础规律。
自古中国并非没有工业救国，掌握尖端制造的信念和愿望。从当年李中堂对克虏伯大炮的爱不释手却功败垂成，到近现代史中民族工业的历经沧桑，莫不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夙愿。
但要真正把握市场利基，进入“微笑曲线”两侧的尖端制造并建立全球品牌，绝非一个科创板和几个千亿的上市公司可改变，需要我辈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持之以恒：
坚持供给侧改革：将人才、制度、资本和政策投入科技发展；
坚持精耕细作：致力消除短期套现模式的干扰；
坚持激活纽带：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资本、产业之间的桥接。
尾声
德国工业打上的硬核人设自普鲁士年间便屹立不倒，工匠模式、传帮带和对供给侧的持续经营，近代以来已被证明为最有效的模式。明治维新效仿德国，日本迎来近代工业发展的灿烂春天，模式正确当立头功。
失去制造业基础的国家很难具备真正的创新能力，而基础的根基是供给侧持续不断的能力输出。
所谓全球产业离岸外包只是大陆体制浮于表面的喧嚣，而非本质。
推动经济繁荣的基本力量也绝非开闸放水这般粗暴而简单。哪怕强大如德国也经历了两次魏玛共和国纸币漫天的年代，摧残着曾经瘦骨嶙峋的经济和民生。
“债务货币化”五个大字最终留给德国人的，便是日以继夜的精进制造和永不轻易扣动QE（量化宽松）的扳机。
(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更多)
所以，面对现在动辄百倍市销率甚至“市梦率”的科创板新贵，真的是凭技术之强大支撑这漫天的市值？
又或许，科创板的列车，明年便不会搭载如今这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乘客，市场终归理性和价值投资。
凡事终有极点，科创板和中国制造在不远将来必须要面对一个课题：
科技作为未来国力和经济的基础，不应当只是金融家的泡沫美梦。
一个发达的工业体系必然是高度关联的商业嵌合体，诠释国家工业底层逻辑的则是决策者对实业真实的态度和思维。
这个务实、刻板甚至有些迂腐的德意志，真正掌握高精尖之终极密码的“德意制”，定是当科创板走出疯狂后，中国尖端制造和资本新贵们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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