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获美国普列策奖，却因预言一次次成功而更加困惑的公卫专家再次发声
1951年出生的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今年已经69岁了，因无数次发出传染病大流行的警示，被人们称为是希腊神话里的先知卡桑德拉——她成功预测了特洛伊的灭亡，但其预言和警告却无人聆听。她给自己的标签是：作家、世界卫生政策分析家、演讲者、公共知识分子、普列策获奖记者。
题图来自Joshua Bright，劳里·加勒特在自家楼顶上为纽约抗击新冠敲锣鼓劲。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端端酱（ID：DuanduanReport），作者：端端酱（美国Fulbright公共卫生项目访问学者）
曾因报道埃博拉（Ebola）病毒爆发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科学记者和公共卫生专家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这几个月累坏了，她从早到晚都在接受采访，她的重任从此前的公共卫生知识科普和政策解读到不断在川普发表声明后出来辟谣——这和报道真相同样重要。
Laurie Garrett在自家楼顶上为纽约抗击新冠敲锣鼓劲。Joshua Bright 丨图
“我从没想过自己每天在为这个国家首领的愚蠢言论辟谣。”加勒特说，从一开始川普声明美国有能力控制、到宣扬新药成果再到鼓吹注射消毒剂，她感觉糟糕透顶，称川普是“最无能、最顽固的丑角”。
她对美国专业机构也表达了失望，从疫情一开始，她就不断接到全球各地疾控中心（CDC）的问询，唯独没有美国CDC，“通常都是美国CDC第一个给出回应”。
她的专业背景和流畅的公共表达一直是不可多得的声音。作为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加勒特毕生都在进行科学写作和科普传播。她是真正的专家型科学记者：本科生物学专业，在加州伯克利微生物与免疫学专业读研，又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跟随著名遗传学家Leonard Herzenberg攻读博士。
她曾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还是2011年美国电影《传染病》的咨询顾问，对传染病的全球大流行有着深刻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描述虚构病毒MEV-1带来致命影响的电影《传染病》重回线上热映榜单。
电影《传染病》剧照
2020年1月25日，新冠病毒传播初期，加勒特就紧急撰写了《面对新型病毒，如何保证安全》的文章，指出双手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是导致病毒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考虑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防护的不同，多次重点强调佩戴手套是防范双手接触传播的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不管是一次性塑料手套还是日常保暖手套，只要保持干燥干净，都可以有效阻断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注：当时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和世卫组织还未对Covid-19正式命名。）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她无数次告诉媒体和大众，对抗传染病的流行，医院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系统才至关重要。在世界如此紧密联系的现在，每个国家都应在传染病未到来之前，让其公共健康卫生系统做好准备，并时刻自我更新。
但她依然很困惑，自己嘶声力竭的呐喊到底有没有被接受。
“我告诉CNN，不会再接受（他们的）采访了，除非他们能回应我关于他们编辑室里卫生环境的质疑。”加勒特称，CNN的编辑室里大家整天都用着同一套晒红刷、口红和化妆师，很难想象这样的环境不会传播病毒。
美国人称加勒特为预言家，因为她提前预测了这场大的传染病暴发。“加勒特不仅预测了艾滋病病毒的影响，而且还对更多传染病在全球的出现和传播有先知先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布鲁尼（Frank Bruni）说。
早在1990年代初期，加勒特就因其对艾滋病的出色报道而引人瞩目。1996年，她因写作《逼近的瘟疫》一书更是获得了普列策奖。在书中，加勒特以文学的笔法记录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地瘟疫爆发以及研究的过程,冷静地分析了瘟疫产生的根源，通过叙述了人类发现、研究埃博拉、拉沙热、艾滋病等传染病的经过，对人类和传染病原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提出了现代社会已经深刻改变了疾病的本质，人类的活动其实也是传染病肆虐的原因之一。
加勒特的著作
更多西方人将她比作先知卡桑德拉（Cassandra），这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女先知，成功预测了特洛伊的灭亡，但她的预言和警告却无人聆听。
神话中关于预言能力的一种说法是：卡桑德拉拒绝了阿波罗发生关系的想法，阿波罗一怒下便向她施以诅咒：凡她说出口的预言将百发百中，然而谁也不信以为真。卡桑德拉一直在发出预言的警告，然而她的预言全是最糟糕的结果--背叛，过失，人的死，国家的陷落。人们不但不相信她，还嘲笑她并憎恨她。她的预言能力将成为她日后无尽痛苦的根源。预言能力来源另一种说法为“神蛇以舌为其洗耳，遂得以预见未来”。
Cassandra
同样是1996年，加勒特撰写了《传染性疾病的回归》一文，指出了20世纪公共卫生环境的极大改善让西方国家对传染病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然而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其他病毒暴发显示，西方医学界的“人类对传染病有很强免疫”的论调仍言之过早。
加勒特发现，二战后，为了根除传染病的传播，全球公共卫生系统致力于开发抗生素、疫苗等医疗技术，以消除病毒、病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当时的防疫专家乐观地认为，这场近乎“军事化”的抗菌斗争将使人类在21世纪之前免受传染病干扰，仅需面对癌症、心脏病和阿兹海默症等慢性病的风险。
1977年，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埃塞俄比亚发现并成功治愈最后一个已知的天花病例，人类对战胜病毒的乐观主义也随之达到顶峰。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战略（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为消除疾病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预料最贫穷的国家也将在千禧年之前完成公共健康的转型，显著提高预期寿命。与此同时，抗生素、驱虫剂、氯喹、其他强效抗微生物药物以及疫苗不断革新，水处理和食品制备技术得到显著的改善，似乎为人类提供了与微生物搏斗的有力武器。
然而，这种乐观主义的形成源于两个错误的假设：其一，微生物在生物学意义上恒定不变；其二，疾病可以被地理阻隔。这两个假设使得北美、欧洲卫生专业人员在对抗传染病的战役中掉以轻心。事实上，除了静止的微生物外，任何微生物及其传播受体（如昆虫、啮齿动物及其他动物等）都绝非静止不变的。它们持续地进化。
达尔文指出，某些基因突变可使动植物更好地适应环境条件，从而增殖繁衍；他认为，自然选择的过程即是进化机制。在美军首次向太平洋战区的战地医生提供青霉素后，不到十年，遗传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便证明了自然选择在细菌界的作用。恰好携带对药物有耐药基因的葡萄球菌和链球菌菌株，在药物敏感菌株被驱除的情况下快速繁衍，因此，使用抗生素能够选择出耐药性更高的细菌。
近年来，科学家见证了微生物适应环境的惊人机制——一种更少依赖于遗传的随机性机制。这些稳定的DNA或者RNA分子，不仅承载了可以提高微生物适应性的遗传信息，同时还可以在不同的细菌，乃至于真菌、寄生虫之间跳跃从而传播这些信息。
这一机制使微生物能够逃离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侵害，从而演化出适应新环境的生存能力，能够抵抗多种抗生素或特效药、拥有更强的毒性和传染性，以及对消毒剂、氯、高温和酸性环境的耐受性。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微生物，它们可以在肥皂上生长、在漂白剂中畅游，并且耐受的青霉素剂量比1950年时使用的剂量高得多。
微生物群庞大而持续演变的遗传资料库为它们提供了无数种对抗药物的方法。相比之下，人类抗击的武器看似多样，实则有限。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仅批准了三种新的抗微生物药物，其中两种用于治疗艾滋病，但三种均无抗菌作用。
由于人类已经开发出模仿微生物在人类胃肠道中相互竞争的方式来消灭病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因此目前抗生素的研究和开发近乎停滞。研究人员已经无力应对许多微生物造成的危害。
此外，对于那些主要出现在欠发达国家的微生物，当地的研究机构缺乏财政能力去研发对抗相关微生物的药物。时任美国国家传染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s）主任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表示：“我们确实面临着全球性的危机。”
加勒特知道，人的记忆是短暂的，每一次疫情最严重的的期间，大家都会愤怒、失望、立志改变糟糕的现实，有些声音甚至跨越了代际和次元，但没多久后，疫情消失，人们又会将一切抛在脑后。
无论她如何呐喊，越来越少的国家把经费投放在改善穷人的健康状况身上，事实上，他们才是爆发传染病的高危群体。
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也是有减无增。她不仅想起自己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的日子，整个医学院校园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唯独公共卫生学院是幢破破烂烂的丑陋小楼，让人随时担心天花板会不会掉下来。
“这是在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问她。
“这就是在美国！”她回答。
2014年，埃博拉疫情再度来临时，发达国家似乎一直坚信其先进的医疗设施和完善的救助体系能遏制病毒的扩散，直到到西班牙护士拉莫斯（Teresa Romero Ramos）在马德里感染了该病毒，再到美国本土首例埃博拉患者被确诊后，众人才如梦初醒“病毒正在向美国扩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她对现在世面上所有流传有效的新冠药物都保持中立，因为“神药”只是能起效缩短恢复时间而已，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治愈的药物或者疫苗”。
关于疫苗研发出的时间每天都有新的报道出现，最快的已经声称在秋季可以面世。但加勒特坚持说，“最快得要到明年”。
“美国已经有了最快速的检测和行动，但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些，需要的是真正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需要的是科学精确的试验设计和彻底的改革。”加勒特强调。
当记者反复追问加勒特疫情将会如何进展下去，她说，自己手上的水晶球是黑色的，人们幻想着马上恢复常态，但也许永远都不能，我们将要进入的是“新常态”——“疫情会像潮水那样一波一波地涨落，而不是像海啸那样突然来袭，但随后又全身而退，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最好的结果是疫情将在36个月内结束。”加勒特再次预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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