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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朱小 编辑/靳锦
来源:GQ报道(ID:GQREPORT)
4月19日凌晨,由Lady Gaga提议、众多明星参与的在线音乐会“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持续演出了八个小时。这场音乐会筹集的善款超过1.2亿美金,甚至被看作是我们时代的LIVE AID。关于这场音乐会的赞美与批评、感恩与失望,都在弹幕里呈现出来了。
它也让我们开始思考,音乐会场景从广场退到客厅,究竟意味着什么?音乐变成了耳边的喃喃自语,是否还能够承担宏大命题、甚至是先锋表达?疫情加速了直播时代的到来,在线上生活成为“新常态”之际,我们需要重新理解音乐“在线”与“在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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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晚上?
“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在线音乐会在开演之前,已经在社交平台上被预设为列入史书级别的经典。这种想法也并非毫无根据,单看表演名单上的全明星阵容,很容易让人们想象这将是一场令人震撼的演出。
北京时间4月19日凌晨开始,录播演出持续了八个小时。对我而言,最终带来的是困意。当我昏昏欲睡地边看直播边刷着社交媒体,发现评论一边将这场音乐会与1985的“LIVE AID”音乐会相提并论,一边却讨论着演出者的室内装修和他们随意的妆发,查理·普斯(Charlie Puth)以身后乱糟糟的床铺赢得最多关注。他后来还在推特上自嘲,“说实话,我2008年以后就没有收拾过我的床铺了。”
断眉哥像临时被抓来开Zoom会议的我们从视觉上,传统音乐会与在线音乐会的区别就一目了然:后者对艺人缺少统一的调度和沟通。同样欠缺还有令所有表演者保持水准的能力,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他们是明星就给视听体验增加滤镜。印度裔歌手Vishal Mishra演唱的代表作《Aaj Bhi》,略带沙哑的标志嗓音、漂亮的钢琴伴奏都在,但缺少流行音乐制作的精良感,越听越像酒吧歌手在翻唱;还有当红的纽约电子二人组Sofi Tukker,整首作品用合成器铺底,强调电子乐气质,但音乐在视频里显得单薄,充满塑料感。
在他们表演一小时后,老牌摇滚乐队Killers登场,同样两人搭档、吉他伴奏、键盘铺底,在简单配置下做到了高级呈现。相比之下,Sofi Tukker的单薄更像态度问题了。八个小时的表演里,还有个别明星的演出甚至可以用粗糙来形容,那种表演水平和呈现效果,不如快手上的音乐账号。
这是一场靠录播剪辑完成的在线音乐会。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演出都是舞台故事与表演者魅力的综合体现。放弃这个标准,任何高概念都像是伪概念。
“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在音乐会的讨论范围内。它是一部欧美音乐短视频合辑,音乐上所有的愉悦都是孤立的、碎片的、短暂的,跟你在任何短视频平台上获得的愉悦一样。而像Lady Gaga,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这些以华丽现场著称的明星,他们之前感染力强大的演出,是依托于一整套表演机制,造型、舞美和精心设计过的表演节奏。如今在视频连线里,他们只剩下中规中矩的深情。
整场音乐会仅有的小惊喜来自滚石和Picture This乐队。滚石演唱了金曲《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四位成员分别录制个人部分,做分屏表演,随着音乐进行,四块屏幕渐次打开,完成合奏。乐队选的这首歌也非常符合乐队曾经的坏小子形象,贾格尔(Jager)唱到,“你不能总是如愿以偿,但你试过之后,会得到你需要的”。在各种口号横飞的当下,这些话实在多了。
Picture This是一支爱尔兰乐队,不太红,连百度词条都没有。他们把抠出乐队名字的纸盒挂在墙上做背景,成为音乐会衍生“家居话题”里的另类存在,有人调侃乐队只顾着拆快递忘了装修。事实上,乐队的表演不仅不简陋,还是极少的有演出设计理念的。音乐会开始前两天,乐队更新了脸书的头像,换成新单曲《Trouble Maker》的宣传照,这首歌也是他们的演出曲目。表演时,乐队四位成员穿着宣传照里的同款服装演奏,乐队的名字挂在身后,像一个简易的MV。
剩下的表演里,除了碧梨(Billie Eilish)兄妹和绿日乐队(Green Day)主唱比利·乔·阿姆斯特朗(Billie Joe Armstrong)以外,都没有给我留下太多记忆。整场音乐会以表演水平做价值和话题排序,大致这么个结论:乐队的比二人组好,二人组比单人的好,单人的弹吉他的比弹钢琴的好,又弹吉他又弹钢琴的,比谁家装修好;不弹吉他不弹钢琴的,也比谁家装修好。
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对音乐直播或者客厅音乐并不陌生。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音乐人开始上传自己居家演出的视频。比如新裤子乐队的彭磊、民谣女歌手叶蓓,两人都曾以每天一首的频率更新,渐渐与听众达成默契。疫情期间最好的表演来自坂本龙一的那场快手直播,产自武汉的吊钹随着教授出镜,当镜头定格在吊钹上“中国武汉制造”几个字的时候,很多距离都被拉近了。在这场疫情前,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命运。
直播所带来的“喃喃自语”式的陪伴感,以及个人与世界共同命运的连接感,并没有体现在这场群星演唱中,而是在音乐之外的环节。演出间隙,穿插播放着世界各地处在疫情中的人们上传的视频。有很多影像已经非常熟悉,但当它们一幕幕重新出现,这些真实生活所带来的冲击力,比各式家装背景里的浅吟低唱要震撼得多。
我相信当晚昏昏入睡不止我一个人。前六小时的网络直播,表演乏味导致评论区里跑题严重,拥有了奇特的社交体验:来自世界各地的赞美与批评、感恩与失望,在同一个场域里发生,舆论场分裂的味道一下子变得熟悉,直到评论区刷到“国安永远是冠军”这句话时,才察觉到这场全球音乐直播中还有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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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力量
“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慈善音乐会结束后,全球公民公益组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感谢Lady Gaga组织并领导了这场音乐会,同时宣布,音乐会总筹款已达到1.279亿美元。或许这就是人们愿意将这场音乐会对比35年前LIVE AID的原因,面对灾难,总希望音乐可以帮助、安慰到更多的人。只是,时代不同了,音乐的力量缺少必要的凭借。
1984年,英国朋克歌手鲍勃·盖尔多夫(Bob Geldof)和米奇·乌尔(Midge Ure)从BBC新闻里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报道,于是决定写首歌表达对这场灾难的关注。两人把计划告诉了各自的音乐人朋友,组建了一个包括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斯汀(Sting),杜兰杜兰乐队(DuranDuran)等人在内的明星阵容,一起完成了单曲《他们知道圣诞节要来临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的录制。单曲发行时,鲍勃·盖尔多夫在封面上加上了前缀 Band Aid。
单曲取得成功后的第二年,两人发起了LIVE AID音乐会,邀请了当时乐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和乐队,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连续演出。皇后乐队(Queen)在音乐会中留下了乐队经典时刻,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里对这场表演的还原,也成为电影的高潮部分。
LIVE AID音乐会的成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开始,MTV音乐盛行,商业发展迅猛,杂志 、电台、电视等传播途径都对叛逆的才华青年有着极大的宽容,这使音乐人极容易成为大众宠儿。无论社会底层,还是边缘青年,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就能实现命运转移,成为受瞩目的明星。
上世纪八十年代,看演出既是生活方式,又是社交方式,红辣椒乐队(Red Hot Chili Peppers)主唱安东尼(Anthony Kiedis)曾在自传里回忆道,每个男孩都想成为摇滚明星,那代表着着数不尽的金钱,女孩和party。乐迷对摇滚乐都有自己的理解,品味互相鄙视又互相需要,大家去看各种不知名的演出,有时只是想拉拢乐手和自己组队。
摇滚乐在当时的流行,就像如今hiphop的街头手势,人们从中寻找同好,并完成自我价值的确认。摇滚乐手被媒体大肆宣传的离经叛道,大多是商业驱动下的故事需要。酒精和药物依赖、暴力倾向、桃色新闻,几乎是那个时代摇滚明星共同的叛逆方式,这些叛逆很像吸引眼球的恶作剧,没有超过社会底线。同时,商业浪潮下人们的精神困境,又需要靠这些“合适的叛逆”去代表和宣泄,所有情绪共同铸就了摇滚乐黄金时代的开端。
自由与平等是摇滚乐黄金时代真正的母题,它接续了伍德斯托克一代的精神内核,指向上又完成了从迷茫到激进的反向蜕变。这一代摇滚明星喜欢对公共议题发表看法,在明星身份之外,他们也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极致如U2乐队的主唱波诺(Bono),如今仍在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声,影响力不亚于政客。他们代表着先锋的艺术形式,也代表着表达价值观的渠道。
在互联网发达的年代,已经不再具备产生这样人格的土壤。现在最不缺乏的恐怕就是渠道,而公众人物却越来越少表达鲜明的观点。参与“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演出的泰勒·斯威夫特在今年年初,上线了个人纪录片《美国小姐》,片中最有看点的部分,是她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美国小姐因此成为了美利坚女士。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今天,它需要被讨论。时代没有好坏,一些东西不是过时了,而是消失了。
泰勒演唱的这首歌原本是送给身体抱恙的母亲真正延续LIVE AID的是鲍勃·盖尔多夫自己。2005年,在LIVE AID二十年纪念之际,鲍勃·盖尔多夫做了规模更大的音乐会——LIVE 8 。这场参演阵容同样豪华,嘘头也足够,光是平克·弗洛依德(Pink Ployd)的重组复出,就足以让这场音乐会具有特殊意义。整个音乐会的诞生,照搬了之前的成功模式。音乐会前一年,鲍勃盖尔多夫还组织新的明星阵容重新录制了《他们知道圣诞节要来临吗》,唱片封面上,同样加了Band Aid的前缀。但是,即使如此,这场音乐会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LIVE AID,一方面因为它主动往IP发展,难免泛起点油光;另一方面,mp3时代来临,传统唱片和摇滚乐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电影《社交网络》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刚成立脸书的扎克伯克与合伙人去见Napster创始人肖恩·帕克,肖恩·帕克认为自己是胜利者,扎克伯克与合伙人说,你已经输了。肖恩·帕克反驳,你说的是法庭上的胜负,现实生活中,你还买唱片吗?
随之结束的还有巨星时代,后来所有的全明星阵容,都如同上世纪的遗产。皇后乐队在LIVE AID 演唱的那首《Radio Gaga》,在很多年后成了Lady Gaga艺名的灵感来源,她牵头组织的这场演出,邀请了亚当·兰伯特(Adam Lambert)这位皇后乐队曾经的编外主唱。这是两场音乐会之间微妙的传承,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解读空间。
现在音乐成为更纯粹的消费品,而不再像切割时代的横截面,还能留有社会的纹理。
2019年,解散多年的重型说唱乐队愤怒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宣布重组,并发布巡演路线,成为重型音乐界的“大事件”。他们独特的音乐作品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曾是一代年轻人的榜样,但如今新一代的年轻乐迷,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存在。重组的愤怒机器确定在一场音乐节做压轴表演,新一代歌迷在社交平台上要求把愤怒机器换成更受他们欢迎的说唱歌手。老乐迷发声反对,两边隔空对峙,很像之前蔡徐坤粉丝和周杰伦歌迷之间的微博大战。这件事比One World演唱会更像“同一世界”的注脚。
19日音乐会直播当晚,歌手老狼在朋友圈写道,不如大家各自放一段上来,come together,并贴出了自己弹唱《虎口脱险》的视频。随后,中国音乐人开始接力,每人上传15秒的作品,一场朋友圈版“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音乐会正式展开,超过一百位音乐人参与了这次表演。Lady Gaga在演出前表示,One World音乐会是写给世界的情书。中国音乐人的朋友圈接力,没有漂亮的口号,也没有宏大的命题,音乐呈现的是一种更原生的状态,只随每个人的境遇与心情流露,它不够完美,但充满温度。
音乐曾经飘荡在广场、街区、教室里,现在,音乐和人们一样禁足在卧室、客厅。那些饱满的情绪、先锋的姿态,都随着音乐场景的转移而搁置。音乐能改变的,不再是世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心情,但世界又何尝不是这些心情组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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