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锁国”：围城内外，艰难归去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谢图，题图：IC photo
锁国：突如其来
“那明天还能不能去马丘比丘？”
3月15日，葛林刚刚抵达秘鲁印加古城马丘比丘脚下的库斯科，就听到了秘鲁封国的消息。而这个问号是他的第一反应。
今年是葛林在纽约就读数学硕士的最后一年，他下学期就要读博。原本计划好的春假旅行，一瞬间被新冠疫情打乱。封国时的秘鲁只通报有71例确诊病例。在看到新闻前，葛林和旅伴在回住所的路上看到当地人在超市门口排起长队：“当时晚上九点多，我们还觉得这是什么奇怪的民风，晚上要去抢购。”他很困惑。
在从酒店员工口中得知马丘比丘第二天要关门后，葛林大失所望。事实上，除了银行、超市、药店等必要商铺继续营业，全国其他商业活动全被叫停，所有人要居家隔离15天。
葛林十分烦躁，但依然盘算着隔离结束后再去马丘比丘。可第二天他就看到了上街执行居家令的军队。不仅是库斯科，秘鲁全境都出动军队执行隔离和宵禁——而秘鲁人已经很久没见军队上街了。
上一任总统库钦斯基曾明确表示，军队的职责不应和警察混淆，但疫情暴发后，一些住在工薪阶层社区的当地人，甚至会因军队没来巡逻感到紧张。与此同时，有数万人因违反防疫隔离规定被拘留。
在“民主化进程”不彻底的拉美，政府使用发动“紧急状态”的权力并非难事。在去年的抗议潮中，厄瓜多尔和智利就相继宣布紧急状态，军警在街头与抗议民众直接对峙。
1993年，在秘鲁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解散议会、重修宪法后，总统的权力大大扩张，不仅缩减了议会规模、允许总统重选，甚至允许总统直接立法。正因如此，现总统比斯卡拉在疫情来袭时倾向采取行政上较简单的封锁，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这时，身处异乡的葛林终于意识到，可能要打一场持久战。他开始在微博上更新自己的“封城日记”。
也正是3月15日秘鲁封国这一天，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21岁的秘鲁大学生Podro刚刚结束在赌场的三个月工作，准备回家开学。
三个月前，正放暑假的Podro来到拉斯维加斯参与 “打工旅行（Work and travel）”项目，选择到一家赌场工作。没想到秘鲁封国一声令下，所有国际航班不得入境，他和朋友们瞬间陷入被祖国拒之门外的窘境。
包括秘鲁、哥伦比亚和阿根廷在内，许多南美国家的抗疫措施并非逐步收紧。在疫情初露苗头的时候，他们就迅速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下令全境封锁、大范围居家隔离。“我们没有很多病例，但防疫手段非常强硬，因为他们（政府）想把病毒控制住，”Podro说，“他们不想再看到扩散了。”
拉斯维加斯也已提高警惕。在Podro的打工项目结束时，大部分赌场已陆续关闭。对Podro和其他秘鲁学生来说，许多事让他们头疼：学校很快就要开学，手上回国的机票已经作废，接下来如果食宿需要自理，可能连包机回国的费用都凑不出来。
Podro的J1签证（短期游学签证）很快就要过期，如果他不能及时出境或寻求使馆帮助，就会被美国视为非法滞留。在秘鲁“锁国”的两边，他和葛林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怎么回去？
撤侨：望眼欲穿
在赌场的公寓又住了10天后，3月25日，Podro接到了妈妈带来的好消息。
Podro的舅舅来自秘鲁空军，他透露很快在迈阿密会有撤侨航班。收到消息的Podro马上买了机票，第二天就飞到了迈阿密。
3月26日，Podro在迈阿密领事馆完成登记手续，住进了指定酒店，和三位同胞被安排进同一间房间。这家酒店里住着近200名滞留当地的秘鲁人。“我们在这里挺好，唯一的问题是因为没有航班，可能会待很长时间，”他说，好在食宿全由领事馆买单。
“领馆还能再支付一些人的庇护花销，”Podro说，“他们建议人们去别处的领馆求助，但问题是别的领馆没有免费食宿。”
封城之后的库斯科古城，街道上鲜有行人。受访者供图
Podro抵达迈阿密当天，秘鲁宣布封国延长13天，中国学生葛林仍然困在库斯科。
那里两天前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病例：一名来自墨西哥的游客。库斯科地区政府宣布，当地所有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已用完。于是，人们更加谨慎，葛林发现超市开始要求顾客戴上口罩。
库斯科的确诊病例一直很低，但葛林怀疑这只是因为检测能力不足。他每天刷秘鲁卫生部的推特，查询疫情数据，但他不知道这些数据有多可靠，因为无法保证检测就意味着有无法研判的风险。“就算措施做得再严格，大家还是会去超市，这病毒又这么厉害，谁知道呢，”葛林很担心。
3月27日，在距离他住的酒店只有两个街区的青旅，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老年游客因新冠去世。“考虑到离我的距离，我们过去两周去的很可能是同一个超市和农贸市场，”葛林在微博更新里显得忧心忡忡，“真的很难不怀疑新冠已经在我居住的附近开始社区传播了。”
秘鲁的医疗资源捉襟见肘。3月28日到29日，秘鲁订购的13万个快速检测试剂盒抵达首都利马，但全国能开展准确PCR检测的机构只有利马的两家实验室。各地试剂盒告急，要送检必须到利马。如果不强力封锁，政府和疾控部门将很难估计感染的扩散程度。
在全境封锁中，对疫情不确定性的恐慌情绪也在人间蔓延。葛林给中国和美国大使馆分别发邮件询问了撤离事宜。美国大使馆回复的邮件中说，“我们已经登记了你的信息，但要帮助非美籍游客十分困难，请同时也联系您国家的大使馆。”中国大使馆回复“收到”，并表示还在登记统计滞留秘鲁的华人数量。
葛林在美国的F1签证（长期学生签证）面临到期，如果不能以最快速度入境美国，即将硕士毕业的他就要延期一年读博，这对他而言十万火急。
回家：尚无归期
在迈阿密，本以为要拖到5月份的Podro终于在4月2日盼到了心心念念的好消息。
秘鲁大使馆表示会优先安排弱势群体和参加“打工旅行”项目的学生回国。由于包机数量和运力有限，只有接到大使馆直接通知的秘鲁公民才可搭上回国的飞机。
好在Podro终于坐上了回国的包机，4月5日在利马落地，目前他还在当地指定酒店接受14天隔离。但直到现在，他还有朋友没能搭上包机。“因为预算原因，我们政府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能安排更多包机。”他对界面新闻说。
秘鲁在撤侨外交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据媒体报道，在白宫同意秘鲁从美国撤侨前，秘鲁曾拒绝“放走”滞留秘鲁的美国人。“秘鲁政府基本上是把美国当作人质，”一名美国官员甚至这样说。
在秘鲁驻迈阿密领事馆的脸书评论区，许多被困的秘鲁人还在询问领馆、请求帮助、倾诉经历：有人说，自己的儿子被困在酒店，听说回国的包机费要500美元；有人说，自己的护照过期了；有人说，自己一家人原定4月10日回国的机票都被取消了，不知怎么办……
库斯科的山头，路边的流浪狗。受访者供图
当不少秘鲁人回国无门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等着从秘鲁出去。
4月4日，在Podro回到秘鲁的前一天，不能再等的葛林决定去机场碰碰运气。他抱着一丝能搭上美国撤侨包机的侥幸来到登记处排队。意外的是，他竟然顺利拿到了登机牌。他将从库斯科经利马飞抵迈阿密入境美国——那正是当时Podro守候着准备离开的地方。
截至4月14日，拉美地区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7万，秘鲁确诊10303例，已有230人丧生。在拉美地区首先出现疫情、目前最为严峻的巴西，确诊病例已超2.5万，而在近一个月前的3月15日，这个数字还是121例。
拉美各国对疫情的态度相当两极化。巴西和墨西哥采取措施非常晚，政策也十分宽松。巴西不仅没有考虑封关，总统博索纳罗甚至数次上街与支持者会面，让一些地区长官推行的“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政策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像秘鲁和阿根廷这样实施大规模封锁的国家则不在少数，阿根廷甚至已拘捕超过4.1万违反“全国隔离”令的人。
截然不同的两极政策，事实上反映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在政府行政大权无法被制衡或难以被制衡时，重大决策过程过于简化和对形势的误判，导致抗疫难以真正有效进行。
秘鲁的强力封锁就像忽然拉掉了房子的电闸，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葛林和Podro分别站在秘鲁“一刀切”防疫政策的两端：有人想要出去，有人想要进来，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同样突如其来的全面封锁下，他们忽然被迫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拉下电闸”也许降低了一部分秘鲁国内的感染风险，但这一政策却忽略了在全球化框架下流动的秘鲁人和外国人，并没有关切“拉闸”给他们带来的后果。
已经回国的Podro是幸运的，而他还惦记着那些没能离开美国的朋友们：“那些（回国的）人道主义包机被取消了，他们得等到4月12日了。”但4月8日，秘鲁总统比斯卡拉再次将封国令延长到4月26日，他们的回家路又更遥远了些。
葛林也终于在4月6日辗转回到纽约。他打开家中珍藏的酒，“感谢关心我、帮助我的朋友，感谢一直陪我聊天的朋友，感谢一起和我被困的朋友，”他在朋友圈里写道，“希望一切都能很快好起来，还有很多约定要去兑现。”
（受访者葛林、Podro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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