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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加州隔离：没有人可以偏安一隅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0-04-08 21:00

本文来自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胡大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4月8日，离汉离鄂通道解除管控，武汉“解封”。美国确诊新冠病例正逼近40万例，仍在美国的中国人，由关心国内抗疫情况，到开始经历国内一两个月前就已熟悉的隔离生活，像经历了两场灾难。

作者胡大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候选人，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联合培养项目。据他观察，他在美国的隔离生活也另有面向：华人社群内有微妙的担忧，不敢在快递上写自己族裔特征明显的名字；电影院关了，避世的乌托邦消失，而政府正考虑将影棚建成方舱医院，电影业开始另一种救世。

疫情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人可以真正偏安一隅。即将开启学者生涯的作者感慨，“那些需要如僧侣般每日研读的思想、理论与方法，面对突然降临的世界性灾难，多数都失去了理解和解释的效力。”我们或许可以籍此思考，写作是否能够承担记录公共经验的作用？我们渴望回到的全球化的“正常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后一日

大约是在3月17号的时候，情况陡然紧张了起来。图书馆大清早发来邮件，告知两天后将无限期闭馆。我匆忙把手头的书收拾收拾，列了张单子赶到学校。等借完书再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洛杉矶的晚高峰消失了。

去年秋天，我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东亚系开始为其一年的博士联合培养研究。在我有限的记忆中，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这座城市、这所学校如此空旷过。校园稀稀拉拉散落着一些学生，学校刚刚发布下个学期所有课程都要挪到网上的通知，他们还在应付着期末考试，同时消化着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而马上要到来的春假，或许就此开启了他们与校园生活的漫长告别。

回家路上，我特意绕道学校附近的“小大阪”看了一眼。沿街店铺的灯大多已经黑了，仿佛做好了准备，以度过漫漫长夜。走在街上，颇有几分寒意，平日里热热闹闹的亚洲餐厅，纷纷在门口贴上用A4纸手写的通告：“Take-out Only” （仅限外带），纸都是新的。

3月16日起，加州所有营业场所关闭，餐厅仅提供外带服务

当晚只剩下一家中餐馆还开着，我走进去，点了份担担面。不一会儿，老板把面打包妥当，转身又从厨房拎出另一个袋子，手脚麻利地把一份浓汤盛入饭盒，一并递给我。“这是送你的，多保重！门口有洗手液。”“谢谢！你们也多保重。”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学校。

隐形的墙

随着3月19日加州颁布“居家令”，在离市中心20多英里的房子里，我和朋友一家人开始了隔离下的疫情生活。首先是房屋的功能分区得到了重新划分：一楼的餐厅成了办公区，Ray和Di夫妇二人并排而坐，各自抱着电脑，键盘持续发出噼里啪啦的敲击声，像是网吧；我在二楼的卧室中，每天用Zoom上课，面对写不完读不完的论文；另一间卧室成了打印室，尘封已久的打印机被迫重新启用；剩下的所有空间，都属于3岁的Eddie，他的玩具开始铺满整个房间。

在封闭的空间中，时间的流逝变得忽快忽慢。人们变得嗜睡，起得越来越晚；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两餐——或是一日多餐。衡量时间的参数变为了每周一次的超市购物，种种紊乱里，这成了那个恒定的不变，于是每次去超市，都像是充满刺激和危险的放风。

看着人们推着购物车来来往往，心里暗暗思忖，灾难当前，人的逻辑大抵相同，唯有采购日常必需品，才是此刻和自己生活中仅有能紧紧抓住和把握的事物了。货架的变化也充满意味，除了厕纸、水、洗手液和酒精之外，还有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短缺。所有的任天堂Switch主机全部卖光，哑铃也被横扫一空，只剩下那些两三磅的，轻轻地搁置在货架上。

Eddie不能出门，也不能去超市，就只能在后院里玩玩。去年9月，Ray在后院挖开大坑，本是计划改造成为小小的露台，买点桌椅，夏天就可以坐在外边，把脚舒舒服服地放在桌子上，喝点带冰块的饮料。

然而繁重的日常工作使得工期一再耽搁，转眼大半年过去，工程几无进展，坑的边缘日益模糊，眼看就要在风吹日晒中填平，这几日，偏偏又有了响动。经过重新整修、挖掘、找平，那个坑又出现了。期间，Eddie拿着自己的铲子跑来跑去，深度参与了施工和反施工的全过程，3岁小孩过剩的精力，也得以有效地消耗。

另一隅，专门回收杂草落叶的垃圾桶被填满，草坪经过修剪后，变得尤为整齐，不知名的花在墙头渐次开放，生机勃勃。一墙之外，是病毒肆虐的人间；围墙之内，人和自己所置身的家庭空间朝夕相处，在多少有些憋闷的氛围中，反而是重拾了各种形态的交流。

Eddie在后院里玩耍

对于大人们来说，封城或居家令在中国是一回事，在美国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个中国人老老实实地遵循着前者的标准，而美国人的的确确是花了很久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此之前，仍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出门，买菜、运动、聚会。随着疫情日益升级，政客的口气变得严厉，直到公园、海滩和徒步的步道统统关掉，人们似乎方才有所觉悟。

于是社区街道成为他们锻炼的场所。不远处的邻居家，闲置的篮球架热闹起来，每天11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准时开始投篮练习；小镇仅有的一处仍然开放的公园草坪，很快成了人们在某种默契中开展错峰运动的场所。在那里，甚至开始出现平日里不常见的体育项目。

某日从超市返回，向车窗外一瞥，只见在夕阳中，巨大的彩色扇形在草坪上铺开，一个男人站在晨昏交错霞光尽头，一寸寸整理回收着自己的滑翔伞……最明显的变化则发生在路上——跑步的人明显变多了，每天傍晚，总有几个相似的面孔，“咚咚咚”地一路跑来，从门口马路经过。他们远远看到对方，远远地错开距离，远远地点头微笑。跑到路口的时候，猛然减速，倒着小碎步，掉头折返，像是撞上一堵隐形的墙。

订一单外卖，写下爱尔兰人的名字

我的专业方向是大众文化和电影研究。疫情先是驱散了大众，随后关闭了电影院。比研究场域的物理性消失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些需要如僧侣般每日研读的思想、理论与方法，面对突然降临的世界性灾难，多数都失去了理解和解释的效力。

唯一能确定是，所有人都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而伴随着它到来的，是种种混乱和不确定性。

这样为数不多的共识，本身却也是一种媒介的效果。隔离之中，每天和世界保持连接的方式就只剩下互联网上的新闻。而当全世界的新闻几乎只剩下同一件事时，阅读它们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精神损耗。尤其是每日的两党之争，不断攀升的确诊人数，和政府迟滞的应对，统统烩成一锅坏消息，成吨地向人倾泻下来。Di的工作内容，恰好包括了对每日各国病例的汇总和数据分析，很显然，她接触的烦恼要比我们更多。

当特朗普首次称呼病毒是“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开始，这种损耗准确地抵达了。很快，微信上开始流传华人区的种种故事。店铺被砸、当街羞辱、自发武装……诸种真真假假的消息以更为夸张的速度和形态流传回国，家人们的恐慌被成倍放大，不时在家庭群中转发各种来路不明的微信文章。

起初，我还会宽慰父母：美国地广人稀，医学发达，不至于到无法收场的地步，现在那些流传着的爆款文章，大多是吸引眼球和流量的东西，千万别轻易上当。“你看看，这文章一个自然段里恨不得塞下20个感叹号，但唯独没有数据，没有采访对象，没有出处，能信吗？”类似如此的文本细读我做了数次，但疫情发展之猛，使得这些细读迅速失去了意义。一旦现实显得过于荒诞，谣言甚至成为了某种佐证。

于是我能说的话就只剩下：“别担心啦！我早已经不出门了！”

把病毒前加上族群的名字，将内部危机他者化，从而为自己脱罪的“责怪把戏”（Blame Game）固然是政客常用的伎俩，但在疫情带来的全球恐慌的氛围中，它带来的后果难以估量。糟糕的是，最后总是具体的个人去不期然地经历这些。

回想那几日，这种话术所带来的效果，的确像是以某些难以觉察的方式从四面包抄而来——它们并不必然来自于外部，更多像是来自于作为少数族裔日常被压抑的、微妙的身份认知。当线上买菜的网站开始流行时，朋友们跃跃欲试，Di流露出来了一丝忧虑：我们的名字特征都太明显了。

那句未曾说出的话是，万一我们的地址，恰巧被有根据名字判断族裔能力却不怀好意的人看到呢？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默契地停止了网购，推开前门，不再有包裹抵达这个地址。

两周之后，特朗普宣布自己不再称呼“中国病毒”，这些微小的情绪消散在更大的危机感之中。我拿起手机订了隔离期间的头一单外卖，下单之前，犹豫了数秒，最终还是把收件人改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爱尔兰人名字：Jacob McEwan。

现世，与乌托邦

一家四口中，最忙的人是Ray，他在的公司在分工上属于制造业，和国内企业的联络十分频繁。瘟疫袭来，全美洗手液率先脱销，背后的原因，是短时间内的需求暴增与有限产能间的不匹配：美国市场上八九成的洗手液公司都要从中国进口一样东西，即瓶口那个小小的泡沫阀。

这微末得仅能承受住一根食指压强的塑料造物，平日财务报表目录上表现温吞的产品，在此刻最紧迫地关切着大众的安全感。国内南方的工厂刚刚复工，产能虽未完全恢复，已是开足马力，有不少已接满了全年订单。邮件和电话横跨个十五个时区不间断找上门来，Ray忙得四脚朝天。

两口子工作忙不过来时，只能打开电视，靠动画片吸引Eddie，换取片刻的安静。每到此时，出现在屏幕上前来救驾的往往是同一个人：那个叫Dora的拉丁裔小女孩。她穿着粉红色T恤，背着紫色背包，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旅行，说话不时蹦出西班牙语。她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叫Boots的猴子，但显然，Eddie最好的朋友是她。

Eddie通过猫眼向外边张望

加州的大部分学校都关门了，Eddie的幼儿园却依然开放。那些不得不继续上学的孩子，父母大多是所谓的“essential worker”，其中不乏小镇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无法在家办公。诚如一位网友所言，疫情期间仍有工作，能居家办公，就已经是一种幸运，甚至是“特权”了。

目力所及，大部分仍然坚持上班的超市员工都很难得到妥善的防护。在沃尔玛和Costco这样的大超市，他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不与顾客发生直接接触，或是鼓励顾客自助结账，或是把满载的购物车推到收银台，让顾客在几米外等着刷卡。

而类似Trader Joe’s，Whole Foods等连锁杂货店，仍有大量员工为公司迟迟不肯支付“危险津贴”（Hazard Pay）在网上呼号。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申领失业保险，疫情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步步成为现实。

校园的关闭也使得很多人陷入困境。那些平日里依靠在校园里打工来维持日常开支的学生彻底断绝了收入来源。Reddit的学校主页上，开始涌现如下广告：“化学专业，三年级生，有丰富课程辅导经验，愿意通过zoom为任何同学提供辅导服务（有机、无机、生物，甚至是理论物理）。精心准备的40分钟课程，每堂只需15美元。”不知这课销量如何，但确定的是，春季学期即将开始，新的学费账单又摆在桌上。

这个时候，学生们一定是要抗议的，疫情的冷酷之处又再度显现：是它造成了人们的困境，也是它冲散了抗议的人群。隔了几日，学校宣布今夏毕业典礼改为线上进行。通知发出，民怨滔天，发出更大的抗议声。校长只得后撤一大步，改口再做观察后定。两种声音皆因病毒而起，却无意间携带了鲜明的立场诉求。

洛杉矶这座城市也在经历着自己历史中的特殊时刻。作为世界上被拍摄次数最多的城市，世界电影工业的中心，此刻这里没有一家开门的电影院。商家纷纷打出标语，让大家保重身体，后会有期。

对于我不时光顾的那家位于圣莫妮卡大街的新艺影院（Nuart Theatre）来说，关店的通知似乎是突然降临的，影院的公告板停留在一个诡异的瞬间：正面是放映预告“周五——《疾速追杀》（John Wick），周六——《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后者的字体延续了原版海报上的设计，每个字母的油漆都像在滴血般滑落。

公告板的两侧，是影院打出的告别台词：“Be Safe”，“See you soon”。三张公告板连在一起，从正面看去，与紧闭的大门构成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人们站在它面前，无法分别病毒肆虐的现实和《洛基恐怖秀》到底哪个更惊悚一些。

暂停营业的新艺影院，《洛基恐怖秀》的字母像在滴血

仍记得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特别是2月的一天，我曾在电影院呆了一整天，把所有的院线电影统统看遍。当时唯一能做的也仅限于此：在不能看手机的环境中，把那些复杂的感受咽下去。那天是电影院救了我——正如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拯救世人那样，为人们提供着逃离现实，寻求隔离和庇护的所在。但而真正的隔离降临之时，这一乌托邦空间也失效了。

几日后有媒体报道，面临可能的疫情大爆发，洛杉矶市政府正在考虑将派拉蒙、华纳、环球等电影公司的影棚改成方舱医院。某种程度上讲，电影和电影院还在救人，正如它们在不断地成全这座城市，和成全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那样。

写作的困境

从闭门居家以来，我开始不定期在豆瓣上写日记。物理上的隔离阻断了对外部世界的切肤感知，日记成为了自我纾困的方式，而这种情况下的写作，成为了自我心灵史的“观相术”。但这段记录绝无可能是完全私人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对着一个更大外部事实发言。

对于此刻栖身于此的国人来说，这又是两场疫情无缝对接的时刻。国内的情况已经显然好转，生活重启在即，而美国则像是一列刚刚驶入隧道的火车，前途未卜。在美国的中国人，恐怕多半都会感觉自己像是晃荡在两场灾难中间，最失魂落魄的那群人。

但令人困惑的是，即便是面对如此重大的共同经验，人们的记忆和写作却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文字间但凡露出一丝锋芒，便会有人千里迢迢前来叫板，或是不惜发来私信，提出质疑：“你写的这些东西，有意义吗？你说这个国家做得不好，哪个国家又做得好呢？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

更大的迷惑随之袭来——写作不但时刻证明着自己的无力，同时更证明了本身的矛盾：一方面它是对现实的私人记录，另一方面它却总是提供和他人相互抵牾的记忆。多大程度上，这些文字能代表共同的经验？甚至究竟是否存在共同的经验，也都成了问题。正如媒体邀请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价，满意和不满的人分别占了48%和47%。很难相信，这是对同一件事的观感。

有一点是肯定的：疫情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也证明着它的脆弱。哪怕在这个位于洛杉矶北边的小小的空间中，全球化的事实也在发生着。Ray联络着美国的公司与国内的工厂，Di在分析着每日各国确诊人数的数据，汇总给不同的互联网公司。

而我也在一个跨国的教育体系中，试图重整自己的生活与学术的节奏。只不过，日复一日，所有人提出的问题都是相同的：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但究竟是怎样一种正常的生活引发了灾难，造成发展的不公，却始终缺乏追问。

就像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反复担忧的，国家启动“例外状态”可能带来的是对公民权利的日常化侵犯。然而他并没有去追问：那个日常生活本身，不才是更为普遍的“例外状态”吗？此刻的状态，不过是例外的延续，比如此刻我们大可偏安一隅，去想象和书写美国的疫情生活，却无法想象在更为广大和落后的国家地区，一旦疫情爆发将会发生什么。

我恐怕也很难去全面地理解，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来说，全球化的“正常生活”，到底又意味着什么。我的同理心和共情心在急速地消耗，写作的虚弱，反而真切地提示出这种“幻想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