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超、CBA零元卖队到湖人遗产忠诚继承，一文读懂俱乐部退出简史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育大生意”（ID：sportsmoney），作者付政浩，36氪经授权发布。
近日，中超的天津天海俱乐部公开发文，谋求以零元转让费的方式转让俱乐部100%股权。公告显示，在2019赛季末，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曾对俱乐部进行了资产评估，俱乐部总资产评估价值为64882.50万至77171.72万元人民币之间。鉴于到近年来中超俱乐部无论是从联赛获得的直接收益分红还是中超球队的品牌影响力都在稳步提升，天海的评估资产又高达7.7亿元，所以乍一听之下让人大惑不解：为什么堂堂中超俱乐部会沦落到零元卖队的地步呢？
天海的公告倒是非常坦诚，称“由于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俱乐部恐难以维持球队整个赛季的正常运营，俱乐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所以不得不卖队。但零元卖队的背后实则也有令人望而却步的附加条件，那就是，新投资人需要承担俱乐部的债务，虽然“具体的债权、债务等细节面议”，但外界普遍估计天海债务体量庞大。在经济下行的当前，能够在一举承担数亿债务的同时，还要具备长期运营俱乐部的充裕资金（据体育大生意估算，中超中、下游俱乐部的一个赛季运营成本也要1亿元左右），拥有这种实力和意愿的超级投资人并不算多。
其实，放眼国内外职业体育俱乐部在所属联赛发展初级阶段均出现过零元卖队或一元卖队的现象，看似奇葩，实则是职业体育发展的必经阶段。比如中超的兄弟联赛CBA，单单近十年来，就曾出现过山东男篮、山西男篮、上海男篮零元卖队的现象；而即便是如今市值高居全球前列的英超多家豪门球队也不乏在早期有低价贱卖的经历，其中颇具传奇色彩但交易细节无法严格核证的案例就是切尔西曾在1982年被1英镑出售，当然接盘的贝茨还承担了150万英镑的债务。
回顾职业体育这些零元卖队的案例，都有很多共同之处：
第一、联赛处于发展初期，俱乐部盈利能力有限但运营成本却居高不下，从纯粹的经济收支角度来看，是典型的赔钱买卖，所以往往要签下补充协议来要求投资人承诺持续为球队投入较高的运营投入成本，大部分协议还要求承担过往运营中累积的债务；
第二、俱乐部往往急于出手，或因单一投资人出现突发财务危机而无力维持局面，或财团接班人对体育不感冒从而决意不再投资体育，着急出手自然卖不上价格；
第三、在实操层面缺乏科学、有说服力的体育俱乐部资产评估模式。如你所知，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俱乐部往往都是轻资产模式，主场、训练场、球员宿舍、办公楼往往均为租赁而非产权自有，所以在评估时往往会因为俱乐部缺乏有形资产而刻意推高俱乐部的无形资产估值，而最终评估得出的球队估值有虚高之嫌，自然令人望而却步。此番天海虽是零元卖队，但其宣称的估值7.7亿元仍被外界认为估值虚高，甚至以此怀疑其可能是以负债数字来界定估值。
透过上述这些零元卖队案例的共同之处，其实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本质：在职业体育发展初级阶段，体育俱乐部除了盈利能力差（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融资能力差（主要依靠单一投资人不断烧钱）这些明面上的老大难问题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那就是缺乏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在缺乏合理退出机制的大背景下，那些能够零元卖队的俱乐部已属幸运，大多数俱乐部都往往无人接盘而黯然破产，从此在历史长河中湮没无闻。
想要建起来科学合理的体育俱乐部退出机制，从实操层面首先要形成一套有行业公信力的体育俱乐部资产评估模式。目前国际层面最有公信力的两种体育资产评估模型分别为英国的Interbrand 品牌评价模型和美国的福布斯体育赛事品牌价值排行榜，我国的中超和CBA虽然在俱乐部的年度准入审核中都有相关资产测算模型，但整体而言，我国在这方面仍处于技术探索的初级阶段，不具备供实际交易时的指导意义。此前在2019年10月，国办出台的《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要求要“建立体育无形资产评估标准、完善评估制度”。
有鉴于此，体育大生意希望通过零元卖队的诸多案例来解读当前我国体育资产评估模式的现状和探索方向，同时介绍国外先进体育俱乐部的退出模式以供我国职业体育参考。本文仅为抛砖引玉，欢迎精研此道的方家参与探讨，一道推动中国早日建立起具有行业权威性的体育资产评估模式和更加多元化的体育俱乐部退出机制。
零元卖队案例屡见不鲜，CBA买卖球队不靠评估靠文件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超、CBA的不少俱乐部产权由地方体育局所有、参股或监管，所以俱乐部在转让时的标价往往靠一纸政府文件即可确定，往往不会引入评估机制，也无需诸如产业交易所这类第三方中介机构加入。而一旦投资人是国企，更是往往会以象征性的价格走过场，因为买卖双方都把接收俱乐部视为履行国企的社会责任，卖家如释重负自然不会索要高价，而买家则要承担未来几年的亏损压力，同样不会认为零元接盘是什么好事。或许是因为中超的职业化程度尤其是产权清晰程度更胜CBA半筹，所以近年来国企零元卖队的案例大多发生在CBA。
比如，CBA的山东男篮队史上的几次易主都是由山东省体育局主导，而新、老投资人往往都是当地国企，交易价格往往都是象征性的。最近的一次国企之间交易就是2014年，山东黄金集团将山东黄金篮球俱乐部转让给本省实力更雄厚的另一大国企山东高速集团。当时，交易价格有几个版本，从1元到几千元再到几万元不等，但无论是哪个版本，价格都低得惊人。
类似的象征性价格卖队在CBA绝非个案。2017年9月份，在青岛市体育局和青岛市国资委的协调下，青岛双星男篮大股东完成变更。原本持有俱乐部100%股权的青岛双星集团将俱乐部90%的股权转让给青岛国信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国信文体公司，俱乐部也从此更名为青岛国信双星篮球俱乐部。据体育大生意当时多方求证，交易价格约等于零。此外，2018年休赛期，山西男篮正式易主，山西汾酒集团也是以象征性的超低廉价格转让给山西投资集团，双方均为国企，所谓的“象征性价格”并无准确数字，俱乐部层面能看到的只是一纸文件（详情请参看：山西0元卖队和辽篮搬主场的背后是一部CBA运营成本激增史）。
即便是涉及到国有资产转让给民企，也往往因为各方把俱乐部运营视为经济负担而非优质资产，所以往往在当地体育局的指导下以低价交易。比如山东男篮最近的一次投资人更迭则是在2018年。当时山东高速集团一把手更迭，新领导层无意继续投资篮球，山东省体育局此番经过考察选中了西王集团，国企资产转给民企需要走挂牌招标流程，于是山东高速在东产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称愿以232万元的价格公开转让山东高速男篮俱乐部。
要知道，山东高速投资篮球俱乐部期间平均每年投入的运营成本高达1亿元，是CBA这一时期最土豪的俱乐部之一，但卖队的交易价格却只有232万元。232万这个转让意向价格是如何评估得出的？业内不得而知。并且，公告发布不足12小时就撤掉，随后山东高速和山东西王之间的交易就此达成。
类似的情形还有CBA的上海男篮将俱乐部托管给姚明五年后股权自动归姚明所有这一案例。2009年，因为上海东方男篮俱乐部连年战绩不佳且亏损严重，所以俱乐部的三家股东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东方卫视）均不愿意再追加投资。经过上海市体育局协调，姚明出面托管了球队。当时各方约定，姚明每年至少要为俱乐部注资2000万作为运营成本，只要持续注资5年后就可直接获得球队100%的股权，最终2014年姚明正式成为球队老板。鉴于姚明每年只是承担了俱乐部的运营成本，而无需支付球队转让费用，所谓的托管则属于先上车后补票，所以这桩交易也属于实质意义上的零元卖队。
必须强调的是，上海男篮当初虽是零元卖队，但姚明每年为球队运营而付出的真金白银同样不容忽视。很多人当时都劝告姚明，投资上海男篮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同样的资金如果持续投资上海楼市肯定会赚得盆钵皆满。此后如你所知，姚明在2017年当选篮协主席后为避嫌决意出售球队，而上海市体育局最中意的潜在投资人则是上海本土实力雄厚的久事集团。但由于2016年姚明曾为上海男篮引入了光大体育基金、华人文化等四家投资机构作为小股东，而在2017年涉及到球队转让价格评估时各方意见迟迟无法统一，导致这一谈判周期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
最初，小股东们认为球队估值应该达到10亿元，而久事评估的结果是5亿元，双方的意向差距实在太大。万般无奈之下，姚明不得不先以较高的估值从四家小股东手中回购此前售出的40%股权，然后在2019年4月以6.5亿元的价格将球队100%股权卖给久事集团。据体育大生意了解，无论是久事主张的5亿元还是四家小股东主张的10亿元，都是在听从专业评估机构的建议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体育资产评估确实缺乏一套严谨科学、具有公信力的测算模型和模式，这无疑是困扰我国体育俱乐部职业化进程的一大难题，无论是融资扩股还是退出套现时均会出现争议。
体育资产评估难点：无形资产估值虚高，曾险令辽篮股改中断
我国体育俱乐部资产评估之所以难有统一的模式，关键的原因还在于现阶段我国体育俱乐部还停留在纯粹的轻资产模式。从大层面而言，体育俱乐部资产可以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类。比如NBA目前就有相当一部分俱乐部拥有自主产权的体育场馆、训练场、球员宿舍、俱乐部办公楼，这些有形资产按惯例在俱乐部资产评估时都会计算入内，并且市场价格非常清晰。一般而言，有形资产大体都是用资产现值来评估有形资产，资产现值 = 重置完全成本×成新率。在这其中，重置完全成本为购买一项全新的与被评估资产相同的资产时所支付的最低金额，成新率为评估资产的新旧程度。
相比之下，我国职业体育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大多数俱乐部的主场、训练场乃至球员宿舍、俱乐部办公地点均是租赁而来，这导致体育俱乐部资产评估往往约等于无形资产评估。而无形资产大体可以分为：联盟授予俱乐部的特许经营权、俱乐部商标、赛事版权等知识产权、俱乐部人力资源价值（即合同期内的球员身价）、俱乐部商誉、俱乐部技术专利和技术秘密等几类。而这些却没有特别清晰的市场价格标准，最终导致潜在投资人质疑无形资产估值虚高而无法达成交易。
早年辽宁男篮俱乐部由盼盼集团和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联合成立，盼盼负责承担俱乐部的运营成本，而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则以技术和辽宁男篮的商誉入股，但双方一度迟迟无法精准界定双方的股权占比。于是辽宁省体育系统的几名体育产业专家组成了资产评估小组，而评估结果则是认定作为辽宁男篮的商誉和技术等无形资产估值高达2003.88万元，评估小组认为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可以凭借这一评估数字直接入股从而成为大股东，这让负责支出真金白银的盼盼集团大为不满，辽宁男篮的股份制改革差点因此中断。
就当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时，辽宁省相关领导紧急介入，几番协调后，辽宁男篮的无形资产估值终于降低到盼盼可以接受的范围，最终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股份占比为30%，负责具体出资运营的盼盼占股70%。这后来成为了一个参考惯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CBA浙江男篮、江苏男篮和辽宁男篮的当地体育局代表占股均为三成，而近两年，上述三支球队中的两支，其体育局代表的占股比例持续下降并有退出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在进行体育无形资产评估时普遍会采用收益现值法来搭建自己的模型，而这也是Interbrand 品牌评价模型和福布斯体育赛事品牌价值排行榜算法的基本原则。收益现值法又称收益还原法、收益资本金化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基本理论公式可表述为：资产的重估价值=该资产预期各年收益折成现值之和，而具体算法模型中需要精准设定多个品类的无形资产的评估参数以及相对应的权重系数。
但由于各方对于无形资产的具体分类认知权重完全不一，比如有的联赛球队数量少且短期内不扩军，所以联盟授予俱乐部的特许经营权（即参赛名额）估值较高，而有的联赛版权分成额度高，所以知识产权占比权重更高。所以，体育资产评估公司往往遵循一事一设置计算模型的原则，这些具体算法模型缺乏普遍可推行性。
与此同时，为了评估这些算法是否精准，俱乐部还会采用现行市价法来进行检验。所谓现行市价法，就是参考与自己情况相似俱乐部的出售价格来反向衡量自己的估值。但由于现阶段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属性不一，出售价格也相差极大，现行市价法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所以只能做参考，而无法引入数据模型的搭建中来。
欧美三大退出机制：湖人成遗产忠诚继承典范，曼联上市引领体育证券化
必须承认，职业体育虽然也有小俱乐部奇迹，但大多数时间这是富人的游戏。无论中外，大多数顶级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投资人往往都仅把俱乐部作为践行个人兴趣爱好的投资项目，“买只俱乐部玩玩”是大多数老板的心声。而相应的是，俱乐部资产在这些投资人的总资产中往往占比很小，其运营成本对于这些投资人而言可以从容承担。
此外，体育俱乐部属于打造城市名片的正能量产品，社会影响力向来备受当地政府重视，总之，投资体育俱乐部的风险非常小。正是基于投资体育俱乐部的风险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投资人并没有重视打造俱乐部的退出机制，这也导致当真正风险来临时，投资人无法顺利退出，当地政府也不允许其自行退出。
欧美体育真正开始形成相对完善的退出机制也不过是最近三十年的时间。退出机制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体育资产忠诚继承原则；第二、引入第二股东并授予其购买全部股权的优先权；第三、资产证券化、推动俱乐部上市。
在过往的欧美职业体育中，体育资产忠诚继承原则是欧美体育开始完善退出机制的诱因之一。如你所知，欧美职业体育早年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投资人单一化，往往都是家族财团或者单一富豪运营体育俱乐部，但一旦下一代接班人对体育缺乏兴趣时，这些热爱体育的富豪就只能忍痛选择出售球队，但他们考虑最多的不是出售价格，而是选择一个真正热爱球队、愿意长期投资球队的投资人。在这方面，NBA湖人队的出售往事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在上世纪70年代，湖人老板是加州传媒大亨杰克-肯特-库克。他热衷体育，资产除了主业的传媒帝国外，还一手打造了加州的体育帝国，他同时拥有NBA的洛杉矶湖人队、NHL的国王队以及洛杉矶当时最好的体育场大西部论坛球馆。但很遗憾，随着他日益老去，他的接班人却并不愿意继续投资体育，认为体育投资回报率太低，库克最终决定将自己的体育资产出售给一个可靠的新投资人。
当时年轻的杰里-巴斯刚刚靠军工化学和房地产暴富，但身家资产尚不足以和库克这种大亨相提并论，但库克却在一众潜在投资人中相中了杰里-巴斯。原因就是，他认定此人足够热爱湖人，他能够让湖人发扬光大，而绝不仅仅只是把湖人当作一桩生意。
于是经过几番谈判，1979年，库克以6750万美金的价格将NBA的湖人队、NHL的国王队、论坛球馆和一座13000英亩的农场打包卖给了杰里-巴斯。当时这个价格库克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优惠，但在补充协议中要求杰里-巴斯保证必须确保他长期经营湖人且不能削减对湖人的投入力度。杰里-巴斯自然一一应允。如你所知，正是杰里-巴斯任内，湖人队十次夺得NBA总冠军并真正迎来了王朝盛世。
在三十余年的湖人老板生涯中，杰里-巴斯不仅从未打算出售湖人，而且还一早就培养子女忠于湖人的热情，六个子女中有四人均曾在湖人任职。2013年杰里-巴斯去世前，其在遗嘱中将湖人队纳入了家族信托基金，约定只有当六个子女一致同意时才可以出售湖人队，此举也是试图在最大程度确保子女不会出售湖人队。
类似的情况还有前NBA的奇才老板阿比-波林。他执掌奇才队长达三十余年，但他深知自己的子女并不热爱体育，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引入了年轻且热爱体育的富豪莱昂西斯作为球队的第二股东（2001年莱昂西斯还曾引荐老友乔丹成为奇才队小股东）。两人此后曾多次签订补充协议，波林约定，在自己去世或有意出售球队时，莱昂西斯拥有优先购买股权的权利。日后如你所知，在波林去世后，遵照波林的遗嘱，莱昂西斯如愿购买了波林家族的股权从而成为奇才的大老板。
进入21世纪以来，体育资产证券化也是职业体育退出机制探索的新方向。无论是当年曼联在纽交所上市，还是中超的恒大挂牌新三板，均是通过上市的模式试图让俱乐部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唯有让万千股民们均成为俱乐部的投资人，才能最大程度提高资金链的避险程度。而一旦出现真正的财务风险时，规范性十足的上市公司无疑在证券市场最便于交易，而且原则上可以面向全世界的投资人进行交易。
诚然，无论是体育资产忠诚继承原则、第二股东优先认购股权原则还是体育资产证券化，都是欧美职业体育和契约精神高度发达的阶段性成果，短期内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很难全盘模仿。当前，我国职业体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产权或监管权不清晰导致俱乐部缺乏无风险的退出机制。
俱乐部作为城市名片，处处要尊重当地官员的意志而很难自由退出。即使是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往往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烧钱，最终让俱乐部投资人背负了巨大的资金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我国想要建立健全的职业体育俱乐部退出机制，重中之重还在于加强体育产权改革，推动俱乐部成为真正财务独立和话语权独立的法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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