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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2025-08-08 13:26

在过去十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跃迁。从最初在棋盘上击败人类的算法，到如今能写诗、绘画、对答如流的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当它不再只是“藏在云端的程序”，而是附着于一个能行动、能互动、能表达情绪的“身体”中时，它也就真正成为了“具身智能” 一种既能理解世界、也能参与世界的智能体。

它将是站在工厂流水线上的机械臂，也将是陪伴独居老人的社交机器人；它将是执行高空巡检的无人机，也将是在教室中讲故事的拟人老师。相比传统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不仅能“算”，还能“感”，更能“动”。

当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渗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失去一些东西：工作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以及对道德判断的共同理解。面对这一切，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人工智能逐步接管人类认知、情感与决策能力的未来，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哲学思想来引导自身？是否还有一种哲学，能在这场技术浪潮中为我们留住自我，甚至重塑出人类存在的新价值？

一、上一个技术变革时代的哲学创新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先回顾上一个技术变革时代，试图寻找一种能回应今日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资源。19世纪中叶的欧洲，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震荡。蒸汽机的轰鸣声席卷城市与乡村，铁路贯穿国界，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机械流水线重新定义了劳动。而与之并行的，是传统信仰体系的崩塌：教堂里空座越来越多，宗教无法再解释科学的突飞猛进，也无力回应人们在新秩序下的迷失感。

曾经，欧洲的人们相信神的旨意主宰一切；而在尼采的时代，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世界可以被人类理性掌控”的新现实。但正当科学带来光明的同时，也照亮了意义的空洞。技术进步没有带来道德的升级，反而让人开始怀疑：在这片被机器占据的土地上，人类还有什么价值？

这一背景为尼采的思想爆发提供了土壤。他并不反对科技，也不逃避现代性。相反，他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洞察者。他看清了工业文明背后的人性危机：人在体制化的工厂中被异化成齿轮，在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中丧失了情感与信仰，在渐趋一致的道德共识中变得麻木顺从。

因此，尼采提出了那个被广泛误解、却无比深刻的命题：“上帝死了。”这并非一句简单的无神论宣言，而是一则文明的寓言，象征着传统宗教与道德体系的崩塌，人类不再拥有一个超越自我、稳定持久的意义来源。在这个意义坍塌之后的空心时代，人类面对的不是自由，而是“虚无主义”，一种普遍的精神空洞感，一种对所有价值失去信心的深层怀疑。

但尼采并未止步于揭露虚无。他并不满足于在瓦砾中哀悼过去，而是试图召唤出重建的力量。在他看来，真正的危险不是虚无本身，而是我们用庸俗的方式对待虚无。他提出“权力意志”，作为对抗虚无的积极力量。这不是狭义上的政治权力，而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表达，一种向上生长、不断自我超越的创造性冲动。它要求个体不再依赖外部权威，而是从内在意志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

而能够承载这种意志的存在，尼采称之为“超人”。“超人”并非冷酷的强者或统治者，而是一个在虚无废墟中仍能直视真实、忍受孤独、突破惰性的人。他不逃避痛苦，而是将痛苦转化为创造的动力；他不依附现成的规范，而是成为自身价值的立法者。正是在“上帝死去”的时代，超人才成为新的存在范式。

在19世纪的工业社会中，这套哲学为身处迷茫中的个体提供了一种心理重建的路径。当传统信仰不再有效、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时，尼采的思想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是一束孤独的火光。他不是提供慰藉，而是激发自我觉醒的勇气。他的哲学不是一套完整体系，而是一场持续进行的精神锻炼，召唤人们在碎裂中重构，在否定中创造，在虚无中重新成为“自己”。

今天，当人工智能再度引发类似的技术革命，重塑工作的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的基础，我们也再次来到一个哲学需要革新的时刻。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还存在一种思想，能如尼采当年那样，点燃人类在迷雾中寻找自己的勇气？他的呼声是否还能跨越百年，在数字算法编织的世界中，为我们指引出“人如何成为自己”的路径？下面几章，我们将探索人工智能来临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以及尼采的哲学是否足以应对这些挑战。

问题1：工作失落之后，人该凭什么存在？

“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问题，将在越来越多人的内心中变得刺耳而真实。当代的人工智能，已经从“屏幕中的助手”转变为“现实中的代理人”。在工厂里，它将是能自我导航的搬运机器人；在医院里，它将是协助诊断的模型；在养老院中，它将是懂得微笑与问候的陪伴者。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未来几年内全球将有超过8000万个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这不仅是就业问题，更是身份认同与价值归属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中，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核心纽带。人靠工作获得尊重、确立角色，甚至定义自己“是谁”。但当人工智能能高效、便捷地替代人类劳动，我们在社会结构中还有什么位置？人每天生活的意义，又该建立在什么之上？

尼采在一个多世纪前曾指出，当旧有的信仰瓦解、人类不再能依赖“神圣”赋予的意义时，个体必须学会“自己成为意义的来源”。他称这种内在的创造冲动为“权力意志”，并称能够在虚无中自我升华的人为“超人”。这种“超人哲学”在今天看起来或许有些过于孤勇，但它的核心提醒依然鲜明：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并非活在规则保障中，而是在失序中依旧能创造秩序的人。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思想能给予我们的，也许是重新思考人生目标的勇气。我们不再应当将“找一份稳定工作”视为唯一方向，而可以探索那些人工智能难以取代的领域，想象力、审美力、同理心。这些人类特质，仍有可能成为我们存在的根基。

然而，尼采的哲学主要着眼于个体精神的强大，却并未提供系统性社会方案。在现实中，当资本力量与技术工具高度集中，个体的“自我超越”也容易变成孤岛。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教育与文化机制去支撑，光靠个体努力，恐怕难以走出技术造成的意义危机。

问题2：技术越贴心，关系越疏离？

另一个悄然加深的裂痕，出现在人际关系之间。过去，我们通过共同经历、对话、等待与磨合建立起亲密关系。而如今，这些关系正逐渐被“算法亲密”所取代。孤独老人可以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谈心；青少年在短视频与社交App中寻找情感共鸣；儿童对能说话的玩具投入了超出对父母的兴趣。这些场景日益常见，人工智能也越来越“温柔可亲”。

但正是这种便捷的“人工智能亲密关系”，却悄然削弱了我们维系真实关系的能力。人工智能的陪伴是单向的、没有不确定性的，它不会生气，也不会误解。久而久之，人们在现实关系中越来越失去共情、包容、等待的能力。我们可能感觉“身边都是人”，却从未如此孤独。

这恰恰对应了尼采所揭示的现代病，形式化、表面化的交往掩盖了真实的匮乏。他提倡人应当有勇气面对孤独，保持诚实，甚至不惜对抗大众意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实体验。在今天，这种警示依然有效。

真正有价值的关系，不是算法配对的完美契合，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之间彼此理解的努力。然而，尼采的视野依然停留在个体。他未能提供一种“群体关系哲学”来应对一个技术高度介入情感管理的社会。在这个以数据驱动推荐、社交网络算法维系联系的时代，我们或许需要发展一套新的“关系伦理”：在承认技术便利的同时，也要构建能保护人与人真实联结的文化生态。

问题3：道德的判官，换成了算法？

人工智能对人类最大的挑战之一，或许不在于能力本身，而在于它对“判断标准”的悄然接管。今天，越来越多的道德决策开始交由系统处理。人工智能帮我们判断谁更适合这份工作，谁能获得贷款，甚至谁更可能有犯罪倾向。这些判断依据历史数据，却往往忽略了数据背后的偏见。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几乎无法追问这些算法的标准是什么、是否合理、谁来监管。

这一切带来的是一种“道德基础设施”的悄然迁移：伦理不再是公开讨论的内容，而被封装在看不见的代码中。尼采曾指出，传统道德解体会导致“价值虚无”，人不知该信什么、不敢信什么。如今，这种失重感或许更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面对这一趋势，尼采的倡导依然有力：我们需要重新创造价值，需要在技术无法回答的问题中保留人的主动性。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道德风险是系统性的，仅靠个体的觉醒是不够的。我们要推动算法的透明性、建立参与式的监管机制，让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重新回到公共讨论的议程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传统，既能坚守人的主观性，也能拥抱集体协商的复杂性。

二、尼采还在，但不够了

尼采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框架，但他也不可能预见人工智能主导下的世界结构。他未曾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平台、数据治理体系，也未经历人类权力外包给“不可见算法”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将他的思想视为应对当下的完整答案。

我们或许需要的是一种“技术—人文复合伦理”，它在保留尼采“自我赋权”精神的同时，吸纳制度伦理、社会科学与科技批判的成果。这种哲学，既要回答“我是谁”，也要思考“我们如何共同生活”。人工智能时代不是哲学的终结，而是一次迫切的重启。当人类正面临定义自身的转折点，我们更需要有勇气去问、去怀疑、去想象。尼采的回响，或许只是这一新哲学的起点。

作者简介：刘少山，现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AIRS）具身智能中心主任，ACM科技政策委员会成员、IEEE国际设备和系统路线图（IRDS）机器人计算方向主席。研究方向为具身智能、计算系统、科技政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作者：刘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