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号转网，空欢一场？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lter聊IT”（ID：spnews），作者Alter，36氪经授权发布。
如同提速降费多年来的缓慢进展，携号转网本质上还是运营商们在上层压力下的被迫改革，初衷并非是为了给用户尽可能多的福利。最初的出发点没有改变，携号转网终归是矛盾的结合体。
3G普及前的讨论，4G商用时的呼吁，折腾了13年后，“携号转网”的靴子终于在5G元年正式落地。
按照大多数媒体的解读，“携号转网”的果子好不诱人：携号转网赋予了用户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带着号码更换运营商的时代已然降临；携号转网给予了运营商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联通、电信等稍显弱势的运营商，或可以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
只是向来“神秘”的运营商市场，不确定性几乎成了一种常态，有如“提速降费”的口号喊了许多年，每个月的话费却不降反升。在动了运营商蛋糕的携号转网问题上，“闻其声，不见实”的一幕是否会再次上演？
“携号转网”的重重关卡
参考工信部印发《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可谓相当明确：
电信业务经营者在提供携号转网服务过程中，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阻止、拖延向用户提供携号转网服务用户提出携号转网申请后，经营者不得采取拦截、限制等技术手段影响携号转网用户的通信服务质量。有些遗憾的是，一面是别给“携号转网”设立关卡的舆论声，一面是三大运营商提前布下的重重关卡。
比如“携号转网”系统上线试运营后，我根据运营商提供的短信指令进行了携转资格查询，得到的结果是因7个原因无法办理携号转网，包括绑定了宽带业务、办理了WLAN、办理了家庭群组，以及字面上看不懂的统一支付业务、尚未使用的个人权益等等。简而言之，几乎失去了携号转网的资格。
原因也不难理解，距离2009年海南移动开始携号转网试点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距离2018年12月份天津、海南、湖北、云南、江西5个地区的携号转网试点，也有了近一年的时间。运营商们有足够的时间与用户进行捆绑，譬如家庭群组、宽带业务、优惠套餐、流量增速等屡见不鲜的套路。
一个直接的例子，携号转网的时间进度表出台后，三大运营商不约而同的针对老客户推出了优惠政策，譬如中国移动的“查网龄送流量”、中国电信的“网龄大回馈”，变相延长了用户的转网周期，甚至有网友晒图表示，参与了查网龄送流量活动后，携号转网的时间被“拖”到了2036年。
至于这些业务“捆绑”是否属于工信部规定的“正当理由”，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解释权”又牢牢掌握在运营商手中。
如果你是个有携号转网资格的“幸运儿”，走到运营商的办理柜台前时，还可能被告知一连串的转出风险：暂时无法接受第三方短信，导致无法正常登陆微信、QQ、支付宝、淘宝等第三方应用软件，或者暂时收不到银行、水电服务的通知短信；不能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平台充话费，还可能因为网络制式更换手机…..
听到最多的解释无外乎携号转网所需要的系统改造，涉及到运营商内部、运营商之间，乃至银行、交通、医疗等行业，工信部的携号转网系统系统等等。举个例子，假如某用户将手机号从移动转到电信，可电信和银行的系统对接没有完成，用户就可能收不到银行的短信，也就需要银行同时进行系统改造。
于是乎，携号转网不仅成了三大运营商之间的较量，还成了一场关乎各行各业的系统性升级大改造。
技术让位于商业博弈
但技术论和成本论似乎站不住脚。
早在1997年，新加坡就实行了号码携带制度；2003年7月，欧盟要求成员国必须推行手机携号转网的政策；2006年日本正式启动携号转网政策，并且手续当天即可完成……有了国外一起起案例，技术门槛的说法俨然无法服众。
至于成本呢，彼时日本三大运营商NTT DOCOMO、KDDI和软银，给出的退网手续费约为2100日元，折合人民币134元；韩国每当新手机上市就成了携号转网高峰期，如果在合约到期前转网，也可以通过缴纳违约金的形式离网；英国在今年7月份简化了转网程序，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转网，且用户的余额可以继续使用。
归根结底，阻碍中国携号转网的因素中，技术和成本的制约几乎可以忽略，商业博弈才是动作迟缓的病灶。
把时间拨回到18年前，中国的运营商市场还是电信、联通、网通、移动、吉通、铁通和卫通组成的七国争雄的格局，结果却不如预想中的那般，而是出现了恶性竞争的局面，根据国家审计署在2018年8月份的一份工作报告：2002年到2006年之间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5家企业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达到11235亿元，但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3左右，同时新技术的应用却止步不前。
为了根除这样的恶性竞争，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吉通并入网通，再与联通重组合并，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卫通的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正式形成了“三国杀”的市场格局。
背后则是三大运营商达成的“寡头默契”，原本硝烟漫布的价格战偃旗息鼓，通信市场秩序井然的走过了3G、4G时代。
某种程度上说，携号转网制度的推行也是商业博弈的结果。在原先的资费结构中，移动在印象中的资费往往高于联通和电信，在携号转网的时间表出台后，联通和电信相继下架了大量低于19元的套餐，可能是为了保障原有的“保号”用户不会大规模转移，其实也扼杀了用户通过转网降低资费的动机。
哪怕是因为信号差转网的用户，可能的结果也是转出后再转回来。毕竟在三大运营商2019年的资本开支计划中，中国移动的开支约为1669亿元，中国电信为780亿元，中国联通对应的数字为580亿元，几乎与应收成正比。资本开支直接决定了运营商的基站密度，并间接限定了正常服务的用户规模。
想要实质性倒逼通信产业的改革，携号转网只能说是第一步，基站共享才是关键。只是第一步就跑了13年，基站共享几乎看不到时间点。
外部压力下的被迫变革
吊诡的是，运营商明明是躺在舒适区中的垄断者，又屡屡诉苦“压力巨大”。
从近期发布的三季度财报来看，三大运营商的营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并直接导致了股价的下跌：
中国移动前三季度营运收入为5667亿元，同比下滑0.2%，其中股东应占净利润为81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9%；
中国电信前三季度经营收入为2828.26亿元，同比下滑0.8%，其中股东应占利润近18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4%；
中国联通前三季度经营收入为2171.2亿元，同比下降1.2%，其中股东应占利润约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
关于营收和利润双双下降的原因，中国移动给出的说法有二：一是全面取消境内流量漫游费的翘尾影响，二是提速降费工作削弱了数据业务的盈利能力。
回到携号转网的问题上，同样属于政策施压的产物，系统改造和维护所产生的成本，还将进一步稀释三大运营商的利润空间。至少就目前来看，三大运营商在用户转入时几乎零门槛，对用户的转出则设置了重重关卡，一重一轻的规则设计，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运营商的应对逻辑，也就不难理解携号转网时的种种套路。
除此之外，5G商用的微妙时间，也为即将到来的携号转网蒙上了一层阴影。
仅仅是在2019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表示将在5G基站建设上投入240亿元、80亿元和90亿元。到了2020年的时候，三大运营商计划将5G建设进一步扩大至全国超过340个城市，基础投入必然会翻倍式增长。
按照运营商内部的说法，4G的投资还未收回，又要在5G的建设上“烧钱”。尽可能减少用户的转出，可以说是所有运营商的必修课，不可避免的在5G手机上下功夫。3G、4G普及时诞生的“合约机”，势必会成为5G时代的标配，三大运营商也相继放风将和手机厂商们合作生产自家的5G手机。
所不同的是，4G时代的合约机还只是出现在应用早期，在运营商的终端补贴结束后，合约机陆续退出了舞台。但在5G时代，合约机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毕竟手机运营商们杜绝用户携号转网的最佳方式，无外乎在手机的网络制式上进行限制，再辅以一定的价格补贴，牢牢将用户抓在自己手中。
也就可以断定，如同提速降费多年来的缓慢进展，携号转网本质上还是运营商们在上层压力下的被迫改革，初衷并非是为了给用户尽可能多的福利。最初的出发点没有改变，携号转网终归是矛盾的结合体。
尾记
作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诚心希望运营商们能站在用户的立场想问题。
可现实中的运营商们，早已成为垄断思维的忠实拥趸，就像“虚拟运营商”曾经引发的遐想一样，企业们从运营商手中购买通信服务，再以自己的品牌售卖给用户，最终也只是替运营商拉新和留存的马甲。
携号转网会不会重蹈过往的覆辙还未可知，但只要三大运营商的“寡头默契”依然存在，主动权就永远不会交到用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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