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病人》：一种“实验历史写作”的可能性
《大宋病人》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没有皇子的宋仁宗，费尽思量过继了堂侄做继承人，没想到堂侄（宋英宗）接班后把最大的精力用于更换太庙里的神主牌位，他得了精神病，当上皇帝没到四年就吃药吃死了。
我对宋史还算熟稔。譬如说，我知道韩虫儿诈孕，知道宋仁宗过继皇子一路曲折，也知道宋英宗患有精神疾病过早死去……但对这些公案的了解，仅限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及通行的宋人笔记描述。我看到的现代学人著作，也大多是将这些事件从史书上做一通俗化的演绎，绝少二次阐发。
但是《大宋病人》不一样，它的作者韩福东仿佛福尔摩斯附体，似乎总能在史书的寻常字迹中，窥见时代的草蛇灰线，揭橥一个又一个巨型的秘密。揭秘的频次有些过高，让人怀疑到底是否靠谱；他的非学院派历史学家身份，无疑又会加深读者的这种顾虑。
但这本书终究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它带来的启发远远超过它具体谈论的事件。“原来是这样！”翻阅《大宋病人》时，我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慨叹。这种阅读体验很久没有了。
如这本书的引言所说：“历史隧道中的真实宫斗，常常比文人笔端编织的场景更富有戏剧性，它裸露着现实的纹理，闪烁出进化心理的功利，也映照出帝国体制的闭环逻辑。”
据说历史著作有一个不可能三角——“真实、有趣、深刻”。一般的学术著作在真实性上可能做得比较好，是否深刻另说，有趣则近乎遥不可及了；更为通俗的历史写作，一般会有趣，但真实性已经打了折扣，深刻更是一种罕见的品质。
《大宋病人》似乎是想挑战这个不可能三角。这听上去有些疯狂。韩福东曾经是著名调查记者，他此次面向故纸堆的核查与写作冒险，值得鼓励，但也理应面对更多的拷问。
这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书，但它究竟特别在哪些方面？我需要仔细思考再做回答。这篇文章不仅是《大宋病人》的书评，还包含我对历史研究与写作中一些基本问题所作的判断。
《大宋病人》韩福东 | 著 读库 | 新星出版社 2024年4月
一、关于真实
既然《大宋病人》从宫婢韩虫儿诈孕开篇，那我不妨也从这里说起。
这则诈孕公案的历史讯息基本来自司马光与欧阳修的笔记，所以表面上并不复杂。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在《大宋之变》一书中用几百字就勾勒了全貌，并给出一个判断。
《大宋之变》赵冬梅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
不过，她的叙事中有多处硬伤。譬如称诈孕事败露之后，曹太后通报了“宰相”。其实在宋英宗朝，只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而当时曹太后通报的不仅是宰相，还有参知政事和枢密院执政团队，“宰相”应为“宰执团队”。
又如，赵冬梅还称曹太后调查此事时，“传召产科医官十人、产婆三人入宫验看”。其实当时宫禁内有翰林医官院值班的内宿侍医，其中包括产科医官，她们原本就在宫中。欧阳修原文称：“晚传内出宫女三人送内侍省勘，并召医官产科十余人、坐婆三人入矣。”这里的“入”并非入宫，而是像宫女一样去内侍省。这误解虽或来自古文字义，但本质上是对宫廷医官与孕产照护机制的理解欠缺所导致。
她甚至将宋仁宗拿走韩虫儿的金钏错写成宋仁宗给了韩虫儿一个金钏，这应是司马光文字中“留其金钏以为验”句没有主语的缘故，但只要看过欧阳修的文章（《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提及该文，所以无论如何不应忽略），就知道这是宋仁宗留下了韩虫儿的金钏。这个事实也很重要，因为按《大宋病人》的描述，金钏被断为三块埋在佛殿的门槛下，是传统方术求子的手段。
这又涉及对诈孕事件的解释了。
赵冬梅给出的结论是：宋仁宗根本没召幸过韩虫儿，就像大部分幽闭宫中的女子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女奴做着被皇帝临幸的美梦，她用想象做大了肚子——很可能是得了某种怪病，比如心包炎、肝部肿瘤，骗过了别人也骗过了自己。
其实即便曹太后给宰执的结论中，都没有说韩虫儿未曾被宠幸，至少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记录里都不见这个说法。赵冬梅将韩虫儿写成一个妄想症患者，这真是过于草率了。如果韩虫儿未被宠幸，她怎么可以在宋仁宗尚健在且清醒的情况下大肆张扬自己与皇帝的性事，还因此获得曹皇后特别安排的照护？
至于“心包炎、肝部肿瘤”，这些离子宫尚远的病灶，真的能骗过了别人也骗过韩虫儿自己吗——满足一个并未被宠幸的宫婢的妄想？
在我看来，这个解释太没有说服力了。
相较而言，《大宋病人》关于韩虫儿诈孕的叙事就丰富太多，最终呈现的是一帧北宋社会认知史的漫长画卷。韩福东从宫禁的孕产照护机制入手，详细描述了产房的设置如何遵循阴阳五行的指引，金钏在婚嫁中的重要象征意义，佛殿门槛在堪舆学中的禁忌与趋吉功用，甚至于金钏何以一段为三也与道家的数字信仰联系在了一起。
该书还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宫廷斗争涉及的生死，以让我们理解韩虫儿何以在宋仁宗患重病后就急着宣布她怀了龙种，此实为保命之举。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宋朝医典生育观的记录，比如包括孙思邈在内的名医居然都觉得生育与否和胎儿性别都是可以通过方术操纵的。
韩虫儿佛殿下埋金的碎片化信息可以呈现出如此巨幅的社会史生态图景，这是既往所有的韩虫儿研究所没有过的。和北宋比起来，现代社会的组织、文化、信仰与认知都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复原这些历史场景与信息，误读几乎是肯定的。而《大宋病人》写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每个事件背后的生态图景都爬梳、刻画得栩栩如生，这有助于我们将碎片化的信息结构起来，产生更系统也更立体的理解。
有一种分类将历史写作的真实分为“历史事实、文献事实、阐释事实”三种。历史事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做到接近文献事实与阐释事实。
《大宋病人》的行文过于轻松自由，甚至带着互联网的流行词汇，偶尔又有调侃与戏谑的腔调，这似乎让它很难被归类于传统的严肃历史作品之列。但它没有《明朝那些事儿》那样的文学化，比时下大多数非虚构类历史写作更为进阶的是：它每一处叙事都有文献来源（每一章都有至少四五十个注释），人物的对话虽然翻译得极度口语（如将“闾巷之人”译成“胡同串子”），但基本都是直译，绝不自主增加一句想当然的措辞。
赵冬梅近年在宋史通俗化写作上贡献颇多，她对韩虫儿案的错误描述揭示出一个很少被指陈的事实：学术书籍有时可以用形式化的语言掩盖作者一知半解的不足，譬如大段大段的文献援引而不需任何解释。通俗历史写作的缺点是容易流于杜撰，却需要对各种现象都给出适切的解释，不可蒙混过关，这显然对学院派专家也构成一种挑战。
从对韩虫儿诈孕事件所做的阐释亦可看出，好的推理与解释能激发学界的想象力，改变思维定势，加深我们对历史可能性的另一种认知。
二、关于有趣
韩虫儿诈孕案在《大宋病人》中并不占有重要性，它只是一个“悲剧性奉天承运事件”的前奏。在该书的每一章节，我们都会看到相关悬案的侦查、谜团的破解，它们远比韩虫儿案精彩。
该书最大的亮点是索引出宋英宗死亡之谜，这在宋史研究中应属首次。韩福东在引言中谈及这个发现时说：
如果一个现代政治波普画家，穿越到北宋，就职翰林图画院，以画工身份给宋英宗画一幅肖像画，诸多可选政治符号中，或许最不应少的是一个大药缸子。宋英宗的疯癫，宋英宗的亲政、宋英宗的暴崩……他的终极命运，都取决于一味丹剂。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宋英宗本纪的最核心线索。但《宋史》遗失了它，后世的学人也囫囵失察。以至于在本书揭橥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前，它更像是一个隐藏至深的秘密。
在此可以插一句，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多巴胺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抽象设计，有着某种与宋英宗精神分裂症相契合的风格。
除此之外，该书关于神隐在幕后的高皇后与宋仁宗关系的推断，最让人感觉意外，也足够惊悚，却具有“奥卡姆剃刀”的解释力与逻辑自洽。北宋的两性关系真的太有趣了，没有对历史现场的高度还原与重返，现代人对此已很难理解。
韩福东似乎有打通历史学术写作与非虚构写作之间藩篱的想法。他可能还有一些“实验历史写作”的野心——我这是在套用实验电影的概念，他的细节描述具有画面感，像一部电影，譬如他这样写道：
宋仁宗暴崩的那个晚上，是相当错乱而惊心动魄的一夜。曹皇后和皇子赵曙一定都感受到时间的漫长，他们大脑中的杏仁核高速运转，以应对突发危机，并保留下丰富的信息细节，让数年后的记忆亦仿若画帧慢速回放，时间冗长凝滞……
四个月前，皇子赵曙已搬进位于内香药库西侧新建的专属宅邸。那里距宋仁宗驾崩的福宁殿并不远。
第二天一大早，赵曙被内侍叫醒，沿路西行，陆续经过路北的国史殿、宣徽院、殿中省，经过路南专供皇子读书的资善堂，再经过皇帝日常阅事的崇政殿。崇政殿前马路上，有内东门与合通门两道门，穿过它们，就到了宋仁宗的内寝福宁殿。那里床榻上，正躺着皇帝的尸体。
从上下文与注释可知，这段话中没有任何想象中的场景，均是如实描述。宋仁宗暴崩后，曹皇后非常紧张，她封锁消息，一夜未睡，把已经离开的知情医师又召回控制起来，并阻拦内侍深夜开宫门通知宰臣……说那一晚“错乱而惊心动魄”没有任何问题。
内侍一大早通知皇子赵曙（即宋英宗），将其带到福宁殿的信息也有明确的记录，皇子新建的宅邸、到福宁殿的距离以及沿途的宫殿布局，也都有史料可查。
至于曹皇后与皇子时间变慢的感受，注释中引用了现代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大脑里一个叫杏仁核的区域的运转切入了高速挡，征调了大脑其余部分的资源，全部用于应对眼前的局面。杏仁核发挥作用时，保留下来的记忆远比正常情况下更详细丰富，它激活了一套次级记忆系统……大脑不习惯那种记忆密度……所以，当事件在记忆里回放时，得出的解释是这件事肯定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这种带有一定智识含量的场景描写是有趣的，但也是挑读者的。
《大宋病人》似乎从电影语言中汲取了不少灵感，这不仅体现在文字的画面感上，还包括结构与叙事方式。这本书并不纯然以时间为顺序，甚至宋英宗都不是唯一的主角（大宋的病人并不止他一人？），有的事件会被打散，经由不同章节拼凑完整，有点类似于电影中的“闪回”。有人或许会对此喜欢至极，但我猜会有相当多读者不买账，认为是一种不断重复的啰唆。就像习惯了线性情节展现的一般观众，通常需要时间才能适应实验电影的新浪潮。
三、关于深刻
关于《大宋病人》，我听到两种不同的评价。一些人喜欢前半部分，认为悬疑的故事很精彩，像侦探小说，层层剥茧，又带出宫禁生活的百态；另一些人则觉得后半部分干货更多，后记尤为精彩，将整本书的立意提高了一个档次。
这本书的后记标题是“认知史上的疯癫与文明”。韩福东不是“宋粉”，他显然对时下通行的宋朝叙事很不满意。在这些叙事中，宋朝纯然只是繁华盛世，是现代人最想穿越回去生活的王朝。这种对“祖上曾阔过”的历史荣光进行反复论证的作派，其基础可能不是阿Q心态，而是缺乏现代问题意识的结果。
《大宋病人》之所以选择拿一个疯皇来说话，似乎也带有某种隐喻的初衷：大宋表象的盛世之下，病已在脊髓。
但韩福东“唱衰”宋朝的视角，并不是简单重复更古早历史学界“积贫积弱”的滥调。虽然三冗（冗兵、冗员、冗费）是必须提及的，但他很快从“空簿上的繁华”走入“盛世漂浮远方的哭声”的论证中去。韩福东将北宋概括为“一个精英分赃体制”，宋粉们讴歌的汴梁繁华与士大夫的精致生活，与底层高企的赋税恰是一体两面：
对于庙堂之上的皇帝和宰臣而言，民间芸芸众生都更接近于无脸面、无人格的抽象数字，民间的疾苦都如同“远方的哭声”，无法被他们真切感受到并与之共情。这是所有专制社会都无法破解的魔咒，无论他们如何强调所谓的“道德”。
这是对所谓“史上最好朝代”最有力的解构。
《大宋病人》有着跨学科的视野，这在学界当然已是通例，但在融汇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之外，它对认知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的借鉴尤其亮眼，对现代循证医学的理解让它第一次揭示出宋英宗的真正死因。
这种打通文理的努力值得赞扬，但该书也面临一个批评：它的价值取向有时是不是过于激进了？譬如将“道德是对抗性的群体现象，最可能对道德认知不同的对象实施暴力”的心理学结论，用于解释司马光、欧阳修等道德标兵何以视底层民众如草芥，真的可以吗？在士林一片颂扬宋朝的气氛下，这本书是不是缺乏钱穆所谓的“温情与敬意”，成为“厚责古人”的反面教材？
但我觉得，这恰恰是这本书的优点。钱穆的“温情与敬意”的最大问题在于，这种话术下虽然也可以发现问题，却很难将问题“问题化”，这本质上是一种遮蔽，对前现代皇权过于一厢情愿的同理与共情，终会阻碍新的解释框架产生。
让我说《大宋病人》的问题，可能是它的深刻与有趣是割裂的。如果后记中的那些洞见，能够更均匀与自然而然地分布在前面的章节中，可能会有更惊艳的效果。
韩福东无疑是一个对文辞、叙事和文本结构都有追求的作家与研究者，他有跨学科视野、质疑精神和调查记者骨子里的侦破天赋。但《大宋病人》想承载、表达与实验的内容有点多。
仅以该书的结构而言，虽然读者通常会抱怨记不住上下文中的各种人名与人物关系，但当你真的用各种“闪回”让叙事变得更为清晰且有张力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会觉得混乱与重复，这有点接近梁启超所说的：“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
就像好莱坞电影制作中经常出现导演与剪辑师的矛盾一样，《大宋病人》可能也需要压制一下作者过于任性的风格。我赌这本书如果在叙事和文本结构上的实验性小一些，更多向普罗大众的阅读习惯靠拢，目下（未来另说）会得到更多市场认同。
“不可能三角”的魔咒没有那么轻易就被破除，但也不是完全无解。韩福东的《大宋病人》为此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我觉得他探索的实验性还不足够，虽然对相当多读者来说可能已经是过于超前了。无论如何，接下来的写作还是值得期待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郑育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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