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商业航天落地化发展最稳健的一年。依据相关资料统计,在2018上半年有十八次航天发射任务。其中,绝大多数以商业通信卫星、遥感卫星、探测卫星的发射为主,且随着发射任务的不断迭新,“一箭多星”技术现已基本成熟。从行业总体分析来看,商业航天的发展势头正猛,民营航天科技企业的发展正不断扩大,并引起了一些投资企业的持续关注。
军民融合大势所趋,商业航天赛道广阔
星河产业集团副总裁、星河创投CEO阎镜予告诉记者,“商业航天领域,市场很广阔,但是马很少,是一个很适合铺设赛道的行业方向。”
阎镜予提到,第一方面,军用转民用,需要提升国防前期投入在民生方面的外溢价值,做大投入产出价值最大化。从国家的发展来看,航空航天领域国家已经投资大量的资金、人力、技术在军队体系,但是军用技术如何反补到民用,这条路并没有完全打通。因此,军用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将是国家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方面,从国家军力发展角度来讲,过去几乎都由国家主导,民参军部分受到诸多条件限制,民营企业在军事化应用上还有很多发展空间。现在来看,全部依赖国家财政投入的军力发展模式,可能并不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民营的国防力量将成为国家力量的有效补充。如何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填补航天商业化空白,甚至参与到国家重器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第三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优势强国,已经率先走出了军民融合的步伐,倒逼我国的机制改革。例如,SpaceX、One web、蓝色起源、planet这一类航天科技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是参与了国家军力发展,它们甚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在发展机制上,也同样存在民营企业辅佐参与国家军力发展的可能。所以,军转民存在潜力,民参军拥有机会。
阎镜予认为,如何做好军民融合,必须关注以下因素:
第一,民用化的场景。国家可能会研发某些含金量高的技术来解决某一重点军用问题,但是这类技术可应用的民用市场容量很小。如果想要将此类技术转移到民用化场景下,就要挖掘民用市场的引爆点。就像电力被发明后,必须要有电灯这个爆款产品来推动整个电力革命。而目前,军民融合的爆款产品,尤其是商业航天的爆款产品还有待探索。
第二,军转民的商业模式。在军用系统,产品的客户是军方和政府,产品因为承担国家任务而往往不计成本,由于一事一议的定制化采购也拥有极强的定价权。当转入市场后,上述客户、成本、价格三要素全部变成了市场化的竞争,必须做好客户的细分市场划分、以适用为目标的成本控制、以及营销渠道和定价机制策略,而这些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原体制内创业人员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与国有体系的有效结合,实现军民共赢。现在军民融合还处于发展初期,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万一有一天市场又收归国有了怎么办?政策限制了怎么办?触碰到了红线怎么办?国家队直接市场化了怎么办?因此,军民融合在机制上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但有句老话是没错的,“有作为,才有地位”,民营体系和国有体系之间的竞合将长期存在。
阎镜予提到,星河创投看准了军民融合的方向,并选择以商业航天领域作为投资军民融合的切入点。目前,星河创投联手电子科技大学已投资国星宇航、天仪研究院、星际荣耀三家公司。
首先,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技术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从民用的角度来看,国家的航天科技已达到可支撑民用化的水平,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障碍,主要问题都是市场问题和商业模式问题。
其次,商业航天领域赛道属于典型的长尾赛道。阎镜予认为抓住卫星应用和服务这一龙头,后面便可带动一整条产业链,包括卫星设计、卫星制造、卫星发射(火箭)、卫星测控、卫星数传等,进而形成产业链的闭环。
第三,卫星数据具有较强的政治内涵,很难形成全球化的独占资源,每个优势强国或者联盟体,都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卫星数据系统。因此,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商业航天公司很难垄断全球市场,但其发展的路径将会很大程度上由中国企业在中国重走一遍。
第四,从投资逻辑上来讲,商业航天开启了人类对新空间的利用,其影响范围非常深远,其赛道非常广阔。但由于航天门槛很高,不仅是技术门槛,更存在系统工程的门槛,该赛道上跑的马非常有限,因此比较适合赛道布局。
阎镜予:现阶段遥感卫星及其产业上游是星河创投重点投资方向
卫星应用包括 “通导遥”三种场景。
“通”指的是通信卫星,例如,美国One Web和中国卫通等。形象的说,卫星通信就是将地面基站建到了天上。
阎镜予认为民营通信卫星存在几个难点:
首先,地面通信是日常通信,属于高频应用;卫星通信目前主要覆盖地面通信的盲区,例如高山、深海、甚至是无人区,属于典型的低频应用,用低频打高频比较难。其次,通信质量依赖于技术水平和规模效应,在技术水平来讲,地面通信即将进入5G时代,至少在城市高频应用的范围内,将不久成为主力,而卫星通信质量要想达到5G水平,还有不少路要走;在规模效应来说,地面通信当年也是先烧钱铺设基础设施再大规模应用,但解决的是从有线通信到无线通信的根本问题,属于雪中送炭,而现在卫星通信要取代地面基站,在城市高频应用场景来说,姑且不论其是否能提升品质,但就解决的问题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甚至还要考虑替换成本。因此,总的来说,阎镜予认为卫星通信在城市高频应用场景爆发的可能性还有待观察,但在无人区的物联网设施设备通信,可能存在一定机会。
“导”指的是导航、定位,毫无疑问,是当前航天领域最好的应用,已经衍生出来导航地图、以及所有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阎镜予提出,该行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往往只会有一套导航系统,例如美国的GPS、中国的北斗,基本算是国家的垄断系统,这方面民营创业机会已经不大。
“遥”指的是遥感。阎镜予形象地说,遥感的本质是以上帝视角,通过录像和拍照的方式记录地球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影像大数据行业,重点在于提升影像资料的实时性(时间分辨率)和精确性(空间分辨率),并将包括人工智能等在内的大数据的分析手段运用其中。无论是to B,to C,甚至to G(Government)、to A(Army),遥感卫星的市场潜力会更大。美国Planet公司在全球商业遥感市场起着引领作用,而中国还在起步阶段。
同时,阎镜予还提出自己的“九节鞭理论”:航天包括了卫星设计、卫星制造、卫星发射(火箭)、卫星测控、卫星数传、卫星应用等多个环节,就像一条九节鞭。但九节鞭必须要首先由握在用户手中的一节带动,才可能全链条翩翩起舞,可以说,后面几节都是被动的。谁是这握在用户手中的一节?谁能真正接触到终端用户?谁能真正让终端用户付费?毫无疑问,是卫星应用。因此,整个市场必须重视需求端的投入和发展。但是,是不是其他被动环节没有机会了呢?大淘金时代,挖金子的人非常多,不一定每一个挖金子的人都赚钱了,但毫无疑问,卖锄头和牛仔裤的人赚钱了,所以只要市场起来了,卖工具的一定能赚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星河创投还积极投资了上游的火箭公司和卫星制造公司。
团队建设是根本,硬科技+互联网思维是关键
阎镜予提到,星河创投在企业的投资选择上,首先关注的是团队背景。从人员结构上看,公司更倾向于投资技术出身的团队,并在航天领域拥有靠前行业地位。因为航天领域是系统化工程,民用创业与原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团队人员在原系统拥有的影响力,往往决定创业公司能否快速打通航天产业链。同时,还看中团队的凝聚力,该领域的创业人员几乎都是原体制内的优秀专家学者,但市场化以后,能不能适用是很大问题。所谓适用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能不能适应市场,按市场竞争规律办事,不要一切唯技术论,也不可牛脾气不低头,二是能不能适应合作伙伴,包括与体制内的单位合作,职位的转变必将带来人情关系的转变,三是能不能适应内部合伙人,大家都很牛,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决策机制,能不能有一个主心骨。这是投资的头等大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其次,关注创业公司的细分市场精准度。公司自我定位很重要,服务对象与竞争对象要明确。例如火箭行业,定位服务商业微纳卫星的小型运载火箭、还是与国家运力竞争的中型火箭、甚至超于SpaceX的大型火箭,可能直接关系到公司的生存。细分市场更明确、客户理解更渗透、执行力更强的民营企业会是星河创投的首选。
第三,关注以实用为目标的成本控制能力。航天公司会有惯性的技术竞争冲动,阎镜予认为,技术是为产品服务的,稳定地、低成本地提供实用的服务才是目的。民营航天在技术上,短期内勿谈技术优势,与国家队还差了很远,但主要竞争力就是降低成本。其中,两点值得考虑:以工业化的产品替代军工化的产品,标准化的产品替代订制化的产品。同时,切勿不计成本地追求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在国家体系内,百分之百的成功率是国家荣耀,但在商业市场内,应当将良品率和成本控制综合考虑,得到最优的经济价值。
第四,关注企业运作的思维方式。比如商业遥感公司,本质就是影像大数据公司,所有适用于大数据的行业法则和发展模式,都可以运用到商业遥感上,比如快速迭代、小步快跑、加快数据积累,加强数据共享等。
阎镜予提出,商业遥感公司,要在建立自己的数据能力基础上,合作共赢建立数据共享平台。首先,必须要自己发星,拥有自己的数据,否则只是整合平台,没有自己的立足之本,很容易被淘汰;其次,如果所有的遥感公司都只依赖自己的卫星,则短时间内,没有谁能提供与现状相比有突变的服务能力,应用市场迟迟不能打开。这就需要建立遥感数据的统一标准,也需要建立数据共享的商业规则。
此外,阎镜予还认为,所有对影像数据的智能技术,都可能加快行业的服务能力提升,如星上的智能技术,如目标识别、去雾降噪、星星通讯、有效内容提取等。同时,数据行业具有典型的马太效应特点,谁的数据越多,谁将越强。
最后,关注市场渠道。除国内市场外,阎镜予认为国际化市场也是重点。 国际上拥有航天服务能力的国家并不多,这些国家在商业航天技术方面发展缓慢,并不具备自建星座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企业和沿线国家连接一起,可以对外输出服务能力,向其他国家提供从零到壹的数据服务。
(阎镜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星河产业集团副总裁,星河创投创始人兼总经理。曾任职深圳市发改委,负责深圳市23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工作,参与制定深圳市总部经济政策,目前负责星河WORLD园区的管理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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